如何众叛亲离

（文 / 李孟苏）

( 9月25日，电影《如何众叛亲离》在伦敦首映，托比·扬（左二）及电影主创人员共同出席首映式 )

《名利场》杂志冲托比·扬（Toby Young）抛了个媚眼，他有些飘飘然了，幻想在大西洋的那一岸他也能像在伦敦一般一展身手。那边还有罗曼蒂克的电影《小报妙冤家》（His Girl Friday）和《费城故事》（The Philadelphia Story），穿风雨衣、头戴有边猪派帽的加利·格兰特在两部影片里扮演记者。喜欢好莱坞40年代影片的托比忍不住想入非非，纽约或许为他提供了充当型男记者的片场。

那是1995年，此前托比·扬已经是伦敦传媒业不能小觑的人物。他兴冲冲跑到纽约，却发现世道变了:1995年已不是流行格兰特的年代，传媒业物是人非，而且美国的文化风气变向，开始抵制英国文化的入侵。托比平素沾沾自喜的英国文化精英的幽默和蓄意粗鲁，并不为《名利场》接受，得罪的人倒不少。纽约媒体圈公认他的聪明机智全部以尖酸刻薄的方式体现出来，称他“异性恋的英国楚门·卡波特”。两年合约期满后，他未能得到续约，换到另一家有名气的杂志，甚至好莱坞，都没混出名堂。5年后，托比灰溜溜回到英国，发愤写出本自传体小说《如何众叛亲离》（How to Lose Friends and Alienate People），自嘲他在《名利场》做过的衰事，大揭这本全球最体面社交杂志的内幕。2001年这本书出版，连续几年都很畅销，后来又被改编成BBC广播剧和舞台剧。它还擦出了劳伦·韦斯伯格的灵感火花，她把自己在《Vogue》杂志一年的工作经历写成了小说《穿Prada的女魔头》。

托比的编剧才能没有得到好莱坞的认可，《如何众叛亲离》倒是被好莱坞相中，10月初，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英国和美国上映。好莱坞改编过的《如何众叛亲离》少了原作呛人的味道，是一出闹哄哄的喜剧;托比的小说则利落地撕下了纽约传媒业的洋葱皮。

他说:“新闻业在英国至今仍不过是种职业，记者永远不会指望着靠它平步青云，也不会因为它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在美国不是这么回事儿。”托比发现，纽约的作者和编辑深受有权势的公关专家的牵制，大家都偏执狭隘，挖空心思以谋取一张上流社会派对的请柬，传媒业和采访对象之间是温情脉脉的互相按摩关系。至于如何抓住新闻线索挖掘深层内幕、还原真相，被视为不识时务者兼落伍的作为，当被毫不犹豫地抛弃。

媒体应该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真相，托比·扬有自己的理解，这体现在他自办的杂志《当代评论》里。1991年，在剑桥大学任助教的托比联手好友朱莉·巴西尔夫妇，三个伦敦传媒业最聪明的脑袋，在他公寓的厨房里编辑出版了《当代评论》。这本杂志是伦敦传媒业的异数，号称“为自以为文化品位高级的人士提供低俗文化”。创刊号中他们写道:“流行文化也许会冒犯高品位……但这就是它好的方面。”文章配了两幅插图，辛普森家的淘气孩子巴特，以及罗兰·巴特。美国是流行文化最重要的产地，于是杂志提出一个口号:“我们就爱美国文化，越垃圾越爱。”杂志用基努·里维斯等娱乐明星做封面，印制明星头像T恤衫随刊赠送，内页留出整版的篇幅，请毕业于牛津、剑桥的名作者嬉笑怒骂地撰写评论“终结者”、施瓦辛格、阿德里安·摩尔（Adrian Mole，英国作家苏·汤森德畅销系列日记体小说的主人公）等流行文化偶像的文章，还把“街头小子”乐队的歌词和拉金的诗歌搁一块儿谈，大胆挑战法国文艺电影，质疑“新浪潮”旗手克劳德·夏布洛尔、戈达尔的作品是否真的好看。很快，《当代评论》得到艺术家翠西·艾敏等文化名人的好评，有了庞大的“粉丝”群。在十几年前，托比的办刊理念堪称激进、超前。1995年，由于经营危机、人事纠葛、合伙人观念相悖等原因，托比和朱莉·巴西尔闹掰，杂志停刊。此事填充了伦敦大报、小报的不少版面。

( 托比对名流、明星们的热衷引起了《名利场》主编格雷登·卡特（左）的赏识 )

托比对名流、明星们的热衷引起了《名利场》主编格雷登·卡特的兴趣，托比得到《名利场》的工作机会。最初，托比真诚地想把他的放肆劲儿注入《名利场》，天真地想，卡特或许会在他这位新鲜人身上看到年轻时的自己，欣慰地回忆起自己当年创办的杂志《侦探》——正是这本讽刺杂志激发了托比从事新闻业的理想，他在哈佛留学时还是该杂志的特约作者。但是，托比很快就发现，他参与编辑的是纽约奢华杂志中最奢华的那一本，是美国媒体业的标杆，自创刊起就是为名人提供精神按摩的极可意浴缸。这一风格已根深蒂固，想改变它，实属蚍蜉撼树。他的想法绝不能体现在杂志上，《名利场》绝不会惹恼名流，甚至不会让读者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名利场》的编辑要做社交圈的明星，至少也得成为明星们的朋友。此两件事，都令自称患有社交无能症的托比深感绝望，特别是和名人相处还必须严格服从种种等级规则，而这些规则在现代社会是早已被废除的。托比曾应伦敦社交杂志《Tatler》的编辑之约做一篇超模克劳迪娅·希弗的专访，当他听说稿子要经过希弗的审核才能发表，就拒绝完成稿件，编辑苦苦哀求，他才将采访录音带交给编辑。但这种被他鄙视的工作方式却是他在纽约从业所必须遵行的，否则他的名字就不能出现在城中重要派对的列席名单上。他本来置身明星圈子之外，以讽刺挖苦他们为乐，现在却要将灵魂出卖给杂志社和明星的公关顾问。他感觉这些规则剧烈腐蚀了新闻的真实性，在一本奢侈的杂志中，你怎么能像《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伍德沃德、伯恩斯坦那样去追踪探寻事件的真相？这想法太可笑了。“当新闻涉及名人时，纽约传媒生物链中越低端的媒体越有可能披露真相。想知道麦当娜的婚姻到底有没有出问题？你该看《国家寻问者》，而不是《名利场》，前一本的内容更接近真实，因为它的主编和编辑不关心信息来源的渠道问题。”言下之意，《名利场》的编辑通过跟名人勾肩搭背获取材料，自然不敢开罪对方。

面对自以为是的名流们，托比总忍不住要激怒他们，好让他们说出真话。他曾问电影明星内森·莱恩是不是同性恋，是不是犹太人，让后者勃然大怒。再没有名人愿意接受他的采访，他得罪了整个好莱坞，得罪了整个纽约上流社会。他的工作无法开展，处境可想而知。仅仅两年，他就被驱逐出纽约传媒圈——“我是个失败的追星族。”

回到伦敦，托比进入《旁观者》杂志，撰写戏剧评论，在《卫报》等主流媒体上写专栏。除了写小说，他还写舞台剧本，主持电视节目，上舞台扮演《如何众叛亲离》中的自己，甚是精彩。看上去和名人社会格格不入，各色乖僻的托比其实出身上流阶层，而且颇有一套公关哲学。

托比出生于1963年，他的父亲、社会学家迈克尔·扬创办了以远程教育为办学方式的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发明了“精英制度”这个词，妈妈是小说家、雕塑家和画家。他爸爸是男爵，不仅给了他可以继承的贵族封号，还走后门让他上了牛津大学，利用关系网使他顺利发表了处女作。这么一个贵族家的孩子到了美国，发现“美国给我的机会比古拉格群岛的还少”，自然极其痛苦、失望。即便嘲讽、鄙视《名利场》所奉承的世界，他还是渴求名望，“承认自己想出名就像承认自己是恋童癖，总归难以说出口。我坦率地承认，我有出名的欲望”。

名利双收的托比现在打扮得仍像个倒霉蛋，这是他的一个公关手段。如果他在《名利场》春风得意，写本书谁会看，嫉妒还来不及呢。社会对笨伯比较留情。他极力塑造自己的“负面魅力”，把自己总结得很不堪，“如果我穿过一间屋子，就算外表一切正常，没做任何坏事，还是有半屋子的人讨厌我”。实际上他非常自恋。他曾要求导演用加利·格兰特那类的演员，比如奥兰多·布鲁姆或朱迪·洛演他自己，没想到却是“僵尸肖恩”西蒙·佩吉。他在片场要求女主角和他试戏，也不想想童星出身、26岁已跻身一线、上过《名利场》封面的克斯滕·邓斯特演戏经验只会多过他。在好莱坞演员们眼中，他也够讨厌的，大家恨不得排队挨个给他背上捅一刀。所以开机后，深知托比处事风格的制片人第一件事便是赶紧跟他算清账，请走这尊神。

托比像他唾弃的对手一样深谙名利场上的游戏规则。在《如何众叛亲离》的第一版外封套上，印有一句话:“我要是对那孙子的书说一句话，我就下地狱进油锅。”这句话出自他的前合伙人朱莉·巴西尔之口，达到了喜剧性的宣传效果。现在一版的封套上换了一句评论:“这是我有阅读记忆以来读过的最有趣、最机智、最感人的一本书。”说这句话的人是托比《当代评论》杂志的同事朱莉·巴西尔。■ 众叛亲离好莱坞如何众叛亲离名利场爱情电影喜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