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拉·萨尔瓦多·达利的三角

（文 / 钟和晏）

( 达利博物馆的鸡蛋和面包饰物 )

面包和穹顶

从远处望去，那一坨坨粘在“达利剧院—博物馆”红色外墙上的黄色玩意儿很像是鸡屎，如果联系起站立在楼顶檐口上的“哥伦布的鸡蛋”，或者达利曾经多少次对人或动物的排泄物如何津津乐道，这样的怀疑是合情合理的。当然，那不是鸡屎，那一坨坨排列整齐的装饰物是萨尔瓦多·达利的面包，是他所发现的“面包之谜”——把有用的、象征着营养和神圣生命的东西变成无用的、审美的东西。他用“贵族的、审美的、偏执狂的、矫饰的、耶稣会的、与众不同的、令人无力的”这些词来形容他的面包，描述它如何象征着豪华的想象对讲究实际的功利主义的报复。

这里的柏树很奇怪，长得又高又瘦，像是被“剪刀手爱德华”修剪出来的。一整排有着锋利树尖的柏树几乎都一样高，让人感觉到它们在空间里的强大存在。阳光在树尖的枝头闪烁，向着鲜红色的墙面投去巨大的棍子一样的阴影。

有3万多名居民的费格拉斯（Figueres）是加泰罗尼亚阿特恩波尔达（Alt Emporda）地区的首府，达利1904年5月13日上午出生在这里的蒙图里奥尔街20号，1989年1月23日在他的“剧院—博物馆”的附楼里去世。在死之前，他一直致力于研究新的科学发现和数学理论，比如来自数学家勒内·托姆（Rene Thom）的美学理论，他的一个房间门口写着“艺术评论家禁止入内”。

费格拉斯的天空万里无云，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我们先去一家叫“杜兰”（Duran）、1855年开张的餐馆吃午饭，也是达利生前经常出现的地方。“我的父亲和达利是小学、中学同学。”那个身材矮胖的店主人说，解释了为什么餐馆里会有这么多达利的照片和画作，美国摄影师菲利普·哈斯曼（Philippe Halsman）的《梦露—毛》（把梦露和毛泽东的头像组合成一张脸）也挂在那里。

( 西班牙美丽小镇卡达凯斯的海湾 )

和我们在一起的是一个叫希尔维娅的当地女孩，她在北京的人民大学学过一年中文，也是加泰罗尼亚地区唯一能说中文的导游。她说她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达利的名字，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兴趣去了解他。“我们都觉得他是个疯子，脑子不正常。”她指了指她的头笑着说，然后她问我人大门前的地铁通车了没有，她在北京的时候正在修建。比起达利的话题，她似乎对北京的地铁更感兴趣。

希尔维娅是一个纤瘦活泼的费格拉斯少女，让我想起达利1926年画过的一幅《费格拉斯少女》。他第一次到巴黎去拜访毕加索的时候，带去的就是这幅小小的、仔细包好的油画，他说毕加索一言不发地看了它整整一刻钟。《费格拉斯少女》画面上的风景建筑与眼前的景致很相似，达利博物馆的对面就是一座天主教堂——达利小时候受洗礼的地方。之所以被称为“剧院—博物馆”，是因为这里原是费格拉斯城建于1850年间的市政剧场，在西班牙内战中被炸成废墟。之后，废弃的剧场变成了费格拉斯的鱼市。

( 巨大的玻璃幕墙后面，达利为芭蕾舞剧《迷宫》画的大幅背景画 )

从博物馆前厅进入暴露在天空下的庭院花园，也是进入达利式的超现实记忆空间。一辆黑色凯迪拉克的汽车盖罩上，站立着拉着铁链的《女王埃丝特》，轮胎制成的罗马大帝图拉真的柱子上是被达利处理过的米开朗琪罗的《奴隶》，连同加拉的小驳船和一把黑色雨伞的王冠，这些内容组成——根据达利的说法——世界上最大的超现实主义纪念碑。

在旧剧院的墙壁上，被烧毁残留的柱梁间，21个面无表情的镀金模特张开手臂冷漠地欢迎我们，上面一个个T字形的白色洗手盆组成天使的合唱队。巨大的玻璃幕墙后面，达利为芭蕾舞剧《迷宫》画的大幅背景画俯瞰着舞台，连包围着整个空间的音乐也是画家自己挑选的——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 卡达凯斯海湾的达利塑像 )

黑色的凯迪拉克也是一辆“下雨的出租车”，向车门上一个小孔里投进一个欧元，就会有一个复杂的管道系统启动一阵间歇性的降雨。达利说:“为什么迄今为止任何出租车里都没有安装人工降雨装置呢？请想象一下，你坐在那里，穿上雨衣，而窗外却是阳光灿烂！”也有游客直接向车窗内扔进硬币，然后奇怪总没有雨点落下来。

一位最有戏剧性表演天才的画家，把一座废弃的旧市政剧院变成他充满戏剧性的博物馆，达利自己也为这样天衣无缝的关联感到自得。他曾说过：“这里不像大多数只把一系列绘画悬挂在墙上的博物馆，我希望我的博物馆像一块石头，一个迷宫，一件伟大的超现实主义物品。要知道，所有宗教的成功在于它的神秘。”显然，他在努力打开一扇门——或者说像开在维纳斯身上的那些抽屉，让我们在他的博物馆里进入潜意识的世界。不过，也许这种努力过于明显和着力，反而不是那么趣味盎然了。

( 小桌子也是一个天窗，透过桌面玻璃可以看到楼下马厩 )

达利的艺术经常看起来是肆意胡来、压倒一切的想象力的结果，不过，那种似乎难以破译的偏执狂表达方法很可能也是长时间思考的结果，有清楚的达利式逻辑在里面。我不知道达利是不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但他一定是跨界最多的艺术家，他的创作包括油画、版画、壁画、素描、雕塑、建筑、剧本、摄影、小说、文学、评论、家具设计、舞台设计、珠宝设计、室内设计、装置艺术等等。

看完一大堆他的风格是古典的、现代的、科学的、艺术的、现实的、虚幻的、伪善的、假装的、含混的、“把性本能变为美学、把死亡感变为爱、把时空的苦闷变为宗教的形而上学”的作品之后，最后感受到的不是视觉与心灵的愉悦，而是几乎让人殚精竭虑的疲惫感。还是他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们就认为“他不是个有灵性的画家，他的作品缺乏感情，缺少灵性。画家应当用心灵来画，可是他却用头脑”。

( 城堡里的起居室 )

1964年，达利在《时代》杂志上宣布他的博物馆将在旧剧院的舞台上安装一个透明的网状结构，一个北美建筑师理查德·巴克明斯特·富勒的穹顶，这是他的博物馆的王冠。在许多场合他提到，他怀念文艺复兴天穹般屋顶的时代，这是信仰、道德规范和艺术殿堂的屋顶，是君主政治的象征。

从1970年动工到1989年辞世，达利为他死后的“万神殿”耗费了10余年的心血，他最后的遗愿是把他安葬在那个剧院—博物馆的穹顶之下，而不是他之前设想的和加拉手握着手埋在一起。他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西班牙政府，而西班牙国王授予了他渴望已久的“普波尔达利侯爵”的称号。这样，在旧剧场舞台贯穿穹顶的垂直线下，在神秘的超现实主义新世界的中心，在象征君主制和等级制的屋顶下，普波尔达利侯爵在此安息，而大天使达利翱翔在天国。

( 晚年的达利和加拉 )

利加特港

卡达凯斯（Cadaques）是1929年夏天达利第一次遇见加拉的地方，达利的父亲出生在卡达凯斯，他们家在那里有座庄园。这是一个大部分房子墙壁被粉刷得雪白的地中海小镇，现在回想起来，留下的印象似乎只有绝对纯净的蓝白色对比。海滨小路上，一侧是没有一丝云彩的蓝色天空下的大海，像一块平整的蓝宝石在闪闪发光，另一侧是一家家挨在一起的商店、咖啡馆或餐馆，人们懒洋洋地坐着晒太阳。不少餐馆里挂着达利的照片，不过很难想象，面对他吹胡子瞪眼的古怪模样，就会让人胃口大开。

从卡达凯斯步行15分钟就可以到利加特港，同样一片雪白的达利故居就在海边上，略微倾斜的方屋顶上覆盖着黑色瓦片。那里也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小海湾，四周几乎见不到一个人。海港里停泊着一些样式简单的旧驳船，和博物馆里加拉的小船几乎一样。

达利在利加特港这块他“世界上最爱的地方”前后住了有50多年，他说过“我不知道什么是我的感情的真正意思。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没表现过感情”。但是，他也确实曾用充满感情的笔调描述过卡达凯斯和利加特港:“我记得这里所有的岩画，岸边的所有曲折之处，卡达凯斯的所有地层以及它灿烂的阳光，因为在我日复一日的独自漫游中，这些冰冷的岩石和闪光的地方乃是我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爱情。”

1930年，达利的父亲和他断绝了关系，他被赶出家门。他从五十来岁的渔妇丽蒂娅那里买下渔夫的小棚屋，一间屋顶见天、挂满渔具的简陋小屋。然后，他和加拉把像巫婆的锅一样沸腾的巴黎抛在身后，在利加特港幽居下来。

按照达利自己的描述，那时候的利加特港是一片外星球般的荒凉景象，光秃秃的岩石，干涸的土地，饥饿的畜生，呼啸的海风，扭曲的柳树，房前屋后成群的疯子，“早晨冒着蒸汽、闪耀着光辉的橄榄树，在晚霞的映照下死气沉沉。晨风在海上荡起微笑的涟漪，而傍晚利加特港却像湖水一般死寂，映照着晚霞的悲剧”。

有关达利的很多书都提到他是一个性功能障碍者，他自己似乎也谈及过，他说：“从我开始，我们这些天才或多或少都有些阳痿。”他还有一段文字是：“我觉得小国王乃是生理残缺者想象的产物，他由于病态、孱弱的肌体和发达意识的不合拍，由于不能付诸行动而注定无后和退化备受折磨。”如果事实如此，也就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来理解他的反常本性、作品以及与加拉之间的奇特关系。

达利夫妇一直被认为对金钱充满了贪欲，不过，在30年代利加特港与世隔绝的生活中，他们确实过得孤独而贫困。最初买下的小棚屋只有22平方米，其中最主要的一间房间只有4平方米，他们同时充当餐厅、卧室、工作室和前厅。达利经常彻夜不眠地作画，而加拉也彻夜不眠地陪伴着他。

我们到利加特港的那天是一个闭馆的星期一，达利的白房子门窗紧闭。我们只能一次次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眺望平静的大海。达利夫妇1949年从美国回来之后，他们的家像一个真正的生物体一样不断增加细胞，房子门口地面上还有一条已经朽坏的小木船，木船中间长出一棵松树。

有一张老年达利在他家凉台上拍的照片让人印象深刻，他坐在一把草绳椅面的木头椅子上，穿一件米色绣花的外套和蓝色棉布裤子，手臂下架着著名的达利拐杖。他几乎是哀愁地、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影，虽然他的胡子一如既往地向上翘起，这张照片让人想起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喜欢如今所喜欢的东西——软弱、衰老和奢华。

加拉的城堡

加拉的城堡是“达利三角”中的最后一角。在达利购买之前，普波尔（Pubol）城堡属于住在马德里的布隆代尔（Blondel）侯爵夫人的后代。11世纪初，普波尔是一位男爵的领地，那些哥特式向文艺复兴风格过渡的城堡和教堂是14世纪建造的。根据保留的地契，达利付了150万比塞塔，买下了总面积3500平方米的城堡和毗邻的花园。

城堡对面是一大片平原，除了几棵线条锐利的柏树，就是大片暗绿色的杨树和暗黄色的平原了。在加泰罗尼亚语中，发音听起来像杜鹃鸟叫声的“Pubol”是杨树的意思。虽然相距不远，这里暗郁的土黄色平原风景与利加特港的岩石海湾和明亮的蓝白对比已经截然不同。达利曾经画过一幅油画《通往普波尔的道路》，左上角穿着白色束腰长裙的加拉像一面旗帜一样飞扬在城堡之上，画面中间是拂晓的平原，路边有些红色的野花，也许是罂粟花。

一大片土黄色的砖墙围绕着城堡，四周的民房也是相似的陈旧颜色。从“加拉街”的入口处进去，进入内庭院的门开在西墙，有一个半圆形的拱门连着门廊通向里面。铺着石板的中央庭院属于城堡结构的中心轴，一些无花果树和玫瑰花丛沿着墙壁装饰着阳台。西墙上有一道很宽的裂缝显示出时间的痕迹，据说这是达利刻意保留下来的，他觉得那是遥远的过去普波尔发生过地震的不可辩驳的证据。

1968年，把荒废的市政剧院变成“达利剧场—博物馆”已成定局后，达利告诉他的朋友：“我已经考虑过，我决定为夫人购买一座城堡。”还是西班牙内战期间，达利答应过加拉——当时他们躲在意大利托斯卡纳——要送给她一座由她专有的宫殿，这个诺言在30年后兑现了。

普波尔城堡应该不仅仅是达利送给加拉的又一件礼物，这是他的爱情的最高表达，当时加拉已经74岁了。达利送给他的妻子一座宫殿让她可以摆脱他，在一个孤独的藏匿地点享受她残留的岁月。他让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加拉的城堡，没有她的许可他不能进入。

达利曾经有过一个陈述:“在我的超现实主义时期之后，我最好的作品都是签名加拉·萨尔瓦多·达利（Gala Salvador Dali）。名字就是人，尼采超人和达利女超人就是他的城堡。一天下午，我蒙住她的眼睛把她带到这里。城堡甚至没有天花板，好像随时摇摇欲坠。为了激起她的英雄主义情感，我还故意给她买了本历史小册子，里面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描述。”

他还说:“3个月后，在返回纽约的大海中央，17点钟下午茶的时间，加拉拉住我的手突然对我说:‘再次感谢你，我将接受普波尔城堡，但只有一个条件，没有我的书面邀请，你不能来城堡看望我。’这个条件满足了我的受虐狂情感，让我充满喜悦。加拉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城堡，她一直是。”

加拉使用这座城堡是在1971至1980年，尤其最初几年，每年夏天住两三个星期。达利陪她到城堡，然后回到利加特港。他经常打电话给她，甚至去看望她，但从来不在那里过夜，他谨守协议。

然而，城堡里处处是达利的手笔。一楼“盾徽室”的整个拱顶覆盖着油画，铺着白布的箱子变成祭坛。祭坛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堆混乱的玩意儿，覆盖着银纸铝箔的枝状烛台和小十字架看起来也是银光闪闪，一个纯银大汤碗（这玩意儿不是银箔贴的了），一把短剑，一个圣杯，一些玻璃、陶瓷罐子和海蜗牛的化石，典型的达利式挑衅的媚俗用法。

祭坛两边有两扇门，一真一假，左边那个是画出来的假门，虽然门框是真的石头。画在墙上的门半掩着，就像转瞬之间拍下来的照片一样。这是非凡的现实主义或者说古典主义的精确手法，再加上一点点达利的加工。还有一个有趣的视觉陷阱是在钢琴室里，似乎加拉不太喜欢散热器，大部分都藏在藤编屏风的后面。这一次，达利在散热器前画了一幅2米多高、1米多宽的油画，画面上是一个和真实散热器尺寸完全一致的散热器。看来，那个处处想显得与众不同、喜欢高高在上的天才画家也是一个幽默的老头。

当然还有一些著名的超现实物品，青铜雕塑的“勺子椅”或者二楼起居室里一个不寻常的小圆桌，两条桌腿是鸵鸟标本，另外两条是石膏的。小桌子也是一个天窗，透过桌面玻璃一直可以看到楼下马厩里的白马。这是一匹被填充的死马，也曾在巴塞罗那丽兹酒店5层达利和加拉的房间里出现过，达利还骑在死马上拍了一张照片。图书馆的小桌子上摆着一套国际象棋，旁边写着“达利为纪念马赛尔·杜尚为美国国际象棋基金会而设计”。象棋32个镀银棋子是达利的手指，国王和王后是达利的大拇指，王冠是牙齿的形状。“为什么是牙齿？”达利曾被问道，“为什么不是？”他回答说。

城堡里有点寂寥、有点幽暗，有种类似修道院的安静肃穆的氛围。“我喜欢孤独和简单，达利的房子有点过于装饰了。”加拉曾经这样对人说过。这里的房间都很高，墙壁都是白色的，光滑的石砖地面是冰凉的感觉。房间和家具的装饰即使用了鲜红、鲜蓝或者奇奇怪怪的超现实主义物品，在整个环境里居然还是显得素静而含蓄。在这所两个一辈子相信巫术的老人先后住过的、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待久了会觉得有些阴郁，但还不至于太诡异。

1971年夏天搬进城堡之前，达利请来法国摄影师马克·拉克鲁瓦（Marc Lacroix），说服加拉为美国《Vogue》杂志50周年的特刊拍一组照片，那份特刊的整期杂志都是达利设计和制作的。有一张照片是在普波尔的花园里，一身白衣的加拉左手拉着马车的缰绳，右手高高地举起马鞭，身边有几个当地农民围绕着她站在马车上，穿红色丝绒外套的达利独自坐在马车的末端，两只手各拉一根缰绳。按照达利对照片的描述：“我在后面，作为加拉的仆人，而她命令所有的人，鞭子在手。”

好几个房间的墙上都挂着拉克鲁瓦那次拍摄的照片，加拉穿一身粉红色的套装，站在土黄色砖墙中央庭院通向一楼的台阶上，她身后雕刻在大门上的盾徽是这座中世纪建筑华丽的装饰元素。加拉坐在客厅里的红色沙发上，白色的门楣下是一个很大的“G”字。加拉梳着她那个标志性的翻卷后梳的发型，头上扎一个黑色蝴蝶结，像一条狗似地坐在钢琴室的地板上，一个年轻男子正在弹钢琴。因为加拉讨厌摄影师，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普波尔拍照。

加拉的城堡不断出现Gala的“G”字，达利不断强调谁是这里的主人，这一点明确无误。一把镀金木椅连同皇家蓝色的帷幕被布置成一个台子上的宝座，椅子后背嵌板两边都有带“G”字的守卫怪物，椅子上方高悬的王冠代表普波尔侯爵的身份。城堡大门上之前的石雕盾徽是一头狮子的上半身从王冠中央起身，手中握着一把红花。到了达利版本的加拉城堡的盾徽，战士的头盔被一串珍珠代替，狮子身上有一个“G”字。

加拉的形象和名字在达利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尤其在菲格拉斯和卡达凯斯之间游历了几天之后，这两人的名字总是在回响，到了几乎让人厌烦的程度。奇怪的是，尽管如此你最后还是觉得对加拉一无所知，即使站在她的家里也不能因此多增加些了解。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的传记中，加拉大多被描述成一个神经质的贪欲女人，她和达利的关系经常陷入紧张和疯癫，不过，城堡里这些房间连同家居布置只能让人想到这里曾经有过的安静而且惬意的生活。虽然城堡的装饰基本上是按照加拉的趣味，仍可以看出这对夫妻之间存在着深刻理解与和谐。

加拉1982年6月10日在利加特港去世，当天她的遗体被他们的凯迪拉克送到普波尔。从那天起，达利在普波尔住了813天，直到1984年8月31日他按床边电铃叫护士时，电铃短路冒出的火花烧着了床单和窗帘。加拉被埋在普波尔地窖改成的地穴里，有三个石膏像（两个马首、一个男性躯干）和一头长颈鹿标本陪伴她。当时，达利并没有参加她的葬礼，据说后来他也曾在这个与他生活了将近53年的女人的陵墓前默默哭泣。

当初决定买下城堡的时候，达利最喜欢的是那个有些神秘气氛的大花园。现在的花园也还是过去的样子，呈几何排列的树木植物，黑莓灌木丛形成一个绿色的迷宫，中央路径和两边的小路通往顶端装饰着瓦格纳面孔的游泳池，凉亭上覆盖着常春藤和茉莉花。起初，花园灌木丛是4个块状形成“G”字，现在蔓延的藤蔓已经让它难以辨认。大象与方尖碑出现在达利三四十年代构想的超现实主义者公寓里，现在，那些长着细长鹳腿的水泥大象站在树丛间，有翅膀张开的乌鸦站在大象的背上。

达利几乎连一支笔都握不住的时候，口述过一些他最后的诗歌，有一首《加拉的挽歌》结尾几行是:“没有清晨的结局，水无止境地流淌。在花园的喷泉仔细地看到，我的加拉的脸，如此少的爱。”我想也许他是说，与他巨大的爱相比，世界上几乎没有其他人爱加拉。或者他是说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如此少的爱。■ 博物馆城堡达利加拉艺术卡达萨尔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