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

赵孟頫留下大量令人难忘的作品，诗书画印，都是儒雅的格调。每一门，他都是多面手。文学上，长赋乐府，碑铭序赞，古诗律诗，五言七言绝句，还有小词，几乎占全了。书法上，能写各种字体，以“复古”的姿态，扭转了宋朝放佚的书风。他的绘画笔墨富有书法的韵味，山水、人物、马、花竹木石样样精到，能逸亦能工。赵孟頫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可以说，缺了他就说不清宋元书法、绘画风尚的起承转合。他还是文人治印的先驱之一，自用印全是自己设计，自篆印文，那种样式后来形成一个印风流派，人称“元朱文”。( 大楷《重修玄妙观三门记》 )

美国华裔学者李铸晋在他的专著中指出，赵孟頫在艺术上的发展和收获，应归功于他决定出仕元朝，得以南来北往，才有机会在各地看到不少古人的名作，因而艺术上能集大成。赵孟頫是以宋宗室仕元，刺激了士大夫华夷之分、名节操守这两条敏感神经，他的名望高，特别引人注意，因而成为艺术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对此，李铸晋也做了一番考证，得出三点结论：赵孟頫仕元并非自愿，仕元之后内心痛苦，他对宋朝遗老十分尊重。

赵孟頫在1286年应召仕元，时年33岁。同时应召赴京20余人，忽必烈只接见了他，一看神采秀异，称为“神仙中人”。忽必烈很在意赵孟頫的世系，曾问他的家世，赵孟頫自陈“太祖十一世孙”。在元朝，赵孟頫连续受到5位皇帝的赏识，63岁官居一品，封爵魏国公，推恩三代。元朝优渥赵孟頫的个中奥妙，元仁宗私下有过表白，一连说了七条：“帝王苗裔，一也；状貌丽，二也；博学多知，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

元朝帝王眼里，赵孟頫的最大看点是血缘高贵和才华出众。南宋灭亡之前，忽必烈就在罗致“宋宗室之贤者”，任用赵晦叔为翰林院学士，后转官侍讲。我把《元史》中的赵姓人物查了一遍，仕元的宋宗室只有这两人。在赵孟頫任集贤馆学士的第二年，赵晦叔因言权臣专政获咎，退而家居。他是南宋进士，才华名望却不如赵孟頫。

赵孟頫仕元之初，宋遗民牟在《简赵孟頫》诗中就语含责备：“余事到翰墨，藉甚声价喧。居然难自藏，珠玉走中原。”讥讽他不自重，靠士大夫视为“余事”的雕虫小技，甘愿以“珠玉”之身效犬马之劳。王敖《姑苏志》记载：“赵孟頫才名重当世，思肖恶其宗室而受元聘，遂与之绝。孟数往候之，终不得见，叹息而去。”思肖即郑所南，南宋遗民，据说他心存南国江山，一生坐卧不向北方。赵孟頫宽厚平和，仕元后“待故交无异布衣时”，提携后进，个人品性无可指责，元朝“骂”他的人并不多。明朝人只从气节的高度看，就不那么客气了。有题赵孟頫画马者：“千金千里无人识，笑看胡儿买去骑。”有题赵孟頫画竹者：“中原旦暮金舆还，南国秋深水殿寒。留得一枝春雨里，又随人去报平安。”项穆在书法特征上找到“书”与“人”的连接点，说赵孟頫的书法“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清朝遗民书家傅山更是无情，贬斥赵字的“熟媚绰约”是“贱态”。

( 赵孟頫的大字篆书 )

当年赵孟頫也有悔意，偶借诗歌排解苦闷和无奈。有首《罪出》诗，诗题就见自责之意，自哀自怜道：“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他在《题归去来图》中说：“生世各有时，出处非偶然。”称陶渊明这样的人物，“世久无此贤”，宽解自己内心的紧张。短诗《自释》里，起句说“君子重道义，小人贵功名”，末句表达了自己的向往，“勿为蔓草蕃，愿作青松贞”。

赵孟頫仕元的动机是一个谜团，他的诗文不曾留下蛛丝马迹，《元史·赵孟頫传》里亦没有言及。幸有他的学生杨载留下一份上交元朝国史馆的文件《赵公行状》，说及赵孟頫仕元之前肆力于学的情况，两次提到母亲丘夫人训立劝学之辞。赵孟頫11岁丧父时，赵母说：“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南宋灭亡后，赵孟頫闲居家中，赵母又有一番告诫：“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赵母懂得“学而优则仕”的道理，守寡抚孤只盼儿子出人头地，赵孟頫欲遂母愿，唯有出仕元朝。

( 赵孟頫行草书《违远帖》 )

仕元是赵孟頫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身处高位，尽是拟写文件、备顾问、编国史之类的帮闲文事。杨载曾为老师抱不平：“公之才名颇为书画所掩，人知其书画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经济之学。”当时赵孟頫一遇到朝臣纠纷就躲开，办法是“稀入宫中”，或者“力请外补”。他取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即使是满腹经国济民之学也用不上。他生长在温润的江南水乡湖州，不习惯北方干燥的气候，住宿条件也差，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赵孟頫《致野翁教授尺牍》里说到，北方多风尘，不宜笔砚之事，为朋友抄写《兰亭考》，只能择雨后风尘稍息之时为之。房间里连像样的案几也没有，只能拳曲在土炕上，趴小木桌上抄完文章，并借孙过庭的“五乖五合”之论，自嘲这卷书迹是“乖作”。

赵孟頫有许多不便与外人道的苦闷，每于诗中排遣。但作诗容易感时伤怀，写字作画才是最好的忘忧法，所以赵孟頫乐于书画，甘心应酬。1321年告老还乡，元成宗专门派人南下，令赵孟頫书写《孝经》。他一生勤于书画，于公于私，任道斌《赵孟頫系年》有详细著录，只看1322年去世前几个月的情况就可知道大概：一月重题《秋兴赋卷》；二月书写碑铭两通；四月绘《双马图》，作草书《千字文》；五月书小楷《灵宝经》，书碑一通；闰五月力疾为人跋王献之《洛神赋》。六月逝世那天，照旧观书作字。

( 小楷《道德经》 )

赵孟頫的“诗书画”，书法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是元朝书坛的领袖人物，后人曾把他和鲜于枢、邓文原称为“元初三大家”，而鲜于枢尊他为“当代第一”，邓文原则是赵孟頫提携起来的名家，风格与赵孟頫相似。亲炙或私淑赵孟頫的书家，还有虞集、郭畀、张雨、俞和等辈，名重一时，今人称之为“赵派书家群”。著名于绘画史的“元四家”中，黄公望、王蒙的书法也受到赵孟頫的影响。赵孟頫信佛，以抄经做功德，散于名山丛林，因而书名远播印度、日本、高丽诸国，对高丽的书法影响尤大。

赵孟頫的妻儿都是一笔赵字，元仁宗曾经把赵孟頫、管道、赵雍三人的书迹合装一卷，藏于秘书监，得意地夸耀：“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现在所见署名“道”的尺牍，未必都是她的手笔，北京故宫藏《秋深帖》和《久疏上状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二哥久出帖》，属赵孟頫的代笔之作。

明朝书家重元轻宋，特别推重赵孟頫，称之为“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晚明书风尚奇尚怪，一度打破了这一局面。清朝乾隆皇帝喜好赵孟頫，赵字再度风行朝野。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说，赵字与馆阁体合流，造成强大的书法时尚。那时文人、官僚书家，虽然学书的门径不同，最终是以赵孟頫的风格面目为归宿，不是“欧底赵面”，就是“颜底赵面”。

赵孟頫心仪钟繇和“二王”，临摹古人，功夫一流。据说一天能写1万字，娴熟之极。他的字，流丽优雅而有古意，还有平易近人的亲和力。赵孟頫晚年在《临右军乐毅论帖跋》里道出了学习古人的辛秘：“临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谨不得谨，然与其肆也宁谨。”他用“与其肆也宁谨”的方法学晋人，下笔节制，与北宋书家肆意发挥的做派划清了界限，却只能于王羲之的“雄秀之气”中得到“秀”，尤其是他一本正经写的长篇作品，往往缺乏风骨和俊逸之气。但是，即使“薄其人而恶其书”的项穆和傅山，也不得不承认赵孟頫的书法是“右军正脉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