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特罗波维奇的悲歌

老罗死了。他的出生日是1927年3月27日，刚过80大寿一个月。我喜欢的著名大提琴演奏家中，先是富尔曼死于1942年，40岁;然后是卡萨尔斯死于1973年，97岁;再然后是富尼埃死于1986年，80岁;再然后是杜普蕾死于1987年，43岁。现在，老罗也走了，那雄浑而沉郁歌唱着的琴声从此只凝固在唱片里。我一直以为大提琴是一件表现男性胸腔厚度、情感蕴含深度、在气质上又集聚着意志与力量的乐器。从这个意义上，优秀的大提琴演奏家已经越来越少。现在当红者，梅斯基也好，马友友也好，有美丽的悲悯，却难以构成巨大共鸣的能量。

在我印象中，优秀的大提琴家有一种坚毅与庄严，比如西班牙人卡萨尔斯，再比如老罗。他们端坐在那里，本身就庄严如一尊钢铁塑像，凛然不可侵犯，于是运弓才有那样足以使周围空气颤抖的琴声。老罗与卡萨尔斯相比，又多了那种感人的宽厚。他总是带着那样宽厚的微笑，没有卡萨尔斯那种暴躁，所以听不到他咆哮的琴声。当然，他也有迷人的愤怒，相比下，他的愤怒冷峻就带着那样一种挺立在那里的威严。

他最具代表性的演奏，是德沃夏克、柴科夫斯基、海顿和肖斯塔科维奇。

我们听他的琴声，首先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协奏曲和柴科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两首曲子收在一张唱片上。柴科夫斯基的变奏曲是老罗追寻的没落中俄罗斯贵族的优雅，这曲子本是柴科夫斯基在中年期对欧洲中心古典主义典雅的一种复杂心态。作此曲时他刚从巴黎与维也纳回国，虽要准备婚礼，身体与精神却忧郁而病态。罗斯特罗波维奇还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当学生时就开始拉这首曲子，他始终赋予它一种美丽感伤。我以为他的诠释，更多不是对柴科夫斯基，而是对俄国曾经的优雅生活的沉思。在那种战争与革命背景下，他好像是在向遥远的那个俄罗斯固执而又深情地致敬。而德沃夏克的协奏曲，开始作于1894年，完成于1895年。德沃夏克1893年在美国完成了他的第九，表现感人的乡愁与对波希米亚的情感眺望。1894年他回到家乡波希米亚，在这首作品中更浓烈地倾诉民族情感，其中第二乐章又倾注着他对已逝妻妹的爱恋。罗斯特罗波维奇的演奏，感动我的是那种浓到没办法分割的感情，它缓缓地流淌着展开，你觉得是在他宽厚的环抱之中。宽厚是他的抒情特征，他演奏海顿协奏曲之美，也非海顿本身的轻巧柔美，仍然是他宽厚情感的细腻歌唱。

老罗魅力的另一端，则是他力量的质感。他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协奏曲，完全是情感被压榨之后的那种感觉。老肖这两首协奏曲，一首作于1959年，一首作于1966年，都是题献给老罗，也可以说专为他而作，他是老肖的学生。在最初演奏第一首协奏曲的时候，老罗曾说，肖斯塔科维奇赋予了大提琴本身不具备的音质。他说，演奏此曲，“我第一次感觉自己似乎处在指挥的位置上”，“我一直嫉妒指挥”，“我一直幻想拥有一把有一百根琴弦的大提琴”。他后来的解释是，正因为这首协奏曲在精神领域的巨大容量，使他感受到大提琴的表现有了更丰富的音域，也由此感到大提琴表现精神能量能力的有限，他就从演奏此曲开始决心自己当指挥。其实他在大提琴演奏领域的成就，就因为他对肖斯塔科维奇这两首协奏曲以及一首大提琴奏鸣曲的诠释，达到了一个别人难以逾越的高度，由此英国著名作曲家布里顿才把他作的大提琴作品都敬献给他。它们对于他的意义，就如卡萨尔斯演绎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意义——他们都因给予了大提琴一种特殊性格而开拓了这件乐器的表现能量。

在德沃夏克的协奏曲中，老罗感染我们的是那种充盈着无法排遣的情感，但到了老肖的协奏曲里，则完全是情感被榨干后那种精神磨砺，磨砺着的嘶咽、不屈与柔韧。我曾说，卡萨尔斯给我的震撼是能在演奏巴赫时将大提琴拉成锯木的感觉，老罗演奏的老肖，则并非滤掉了情感，而是将太浓厚的情感在炽热阳光下晒成极端干燥那种感觉，那种挣扎着在冷酷中的凄厉，太让人欲悲无能。

老罗与小提琴演奏家奥伊斯特拉赫、钢琴家里赫特，组成了最佳搭配的三重奏，他们都拥有浓郁情感而喜好浓重的抒情。他们与卡拉扬、柏林爱乐乐团合作的贝多芬三重奏协奏曲，被誉为互为竞技的代表作。但我始终认为，老罗的贝多芬、勃拉姆斯或舒伯特、舒曼，如果与富尼埃或富尔曼相比，气质上还是有差距。他更适合表达俄罗斯传统的那种抒情。

老罗之令人肃然起敬，是因他身上的骨气。不仅在老肖承受政治压力时，他坚毅地以推广老肖的作品为己任，而且当索尔仁尼琴因《癌病房》身陷困境，被禁止返回莫斯科而无家可归时毅然收留了他。并且在索尔仁尼琴遭政治迫害时老罗勇敢站出来，以公开抗议的方式面对冷酷的国家机器。这种不再沉默充满一个独立人格的尊严与厚度。他的琴声里由此才有那样的精神力度。这是我所体会的大提琴之魂。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能量，大提琴可能柔美，但不可能震撼人心。

1978年老罗与他的夫人、著名歌唱家维什涅夫斯卡娅被开除苏联国籍，之后一直流落西方，成为华盛顿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1987年他60岁生日时才录制了巴赫全套无伴奏组曲，他说，演绎巴赫的最难处是寻找平衡，他在那里寻找巴赫的色彩——悲伤的或辉煌的，庄严的或阳光的，但就我自己的理解，觉得他并不适合对巴赫的沉思。1990年他才率华盛顿交响乐团重返苏联，当时执政的戈尔巴乔夫恢复了他的国籍。此后，叶里钦邀请他回国定居，也算叶落归根。

老罗来过中国，但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他的演奏，这也算我们音乐生活中的一大憾事。音乐大提琴巴赫协奏曲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