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度问题

（文 / 邢海洋）

北京将控制人口，本质上，这和我们国家一贯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没什么两样。2010年人口数量控制在1600万左右，也和我国2010年人口控制在13.7亿的增长幅度大致相当。不同之处就在于，据人大代表介绍，1600万的数据是市规划委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资源条件、劳动就业等方面论证后确定的，这就使人口控制有了生态上的意义，使人无法用城乡流动乃至人口城市化理论予以反驳。且不论这些理由是否充分，这里只是想借用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说明，高密度有时并非经济上的制约因素，而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城市的发展尤其如此，至于高密度带来的生态灾难则不在讨论范围。

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默曾有过一个人口密度的理论，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人口数目和技术创新的研究，克莱默指出，人口密集，人们能够充分交流信息是科技创新的保障。至少在工业革命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是人口大国。克莱默还指出，给定一个技术发明，人口规模越大，该技术发明的收益越大。另一位经济学家博瑟普的研究发现的是另一个事实，即抛开人口密集所带来的交流和创新机会，人口增长的压力也会带来经济进步，即使没有工业革命，人口增长往往推动人们进行更劳动密集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够得到更高产出的技术创新，比如增加复种，使用畜力、化肥，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术等等，从而导致所谓“需求驱动”的技术进步。当然，人口的绝对数量增加还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聪明人必定同比例上升，从而增加发明创造的机会。

工业革命后，人口导致的资源耗竭、环境破坏似乎使之成为制约增长的因素。但实际情况却非如此，日本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36人，我国台湾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26人，这些都接近了北京市人口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更高出我国平均每平方公里132人数倍。如果再考虑日本3/4土地为山地，台湾地区2/3土地为山地，宜居面积甚少，更是密度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起飞的时候，那里人口密度已经非常大，却因经济发展解决了新增人口的就业，人口矛盾并不突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期发展的都是劳动密集的行业，人口反而是有利因素。可见人口问题并不在于绝对数量，而在于产业结构是否合理，能否创造就业。

城市节约了人群交流成本，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超大型城市几乎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必然选择。日本东京都、大阪府、神奈川县三地区占日本面积1.75%，却集中了31%的GDP，拥有23%的人口。英国伦敦、曼彻斯特、西米特兰三地区占英国国土面积1.05%，却生产了26%的GDP，集中了21%的人口。美国制造业就业密度最高的14个州，国土面积占美国的13%，而制造业就业人口却占其50%。早期的经济学用“累积因果循环”理论、“前后向联结”理论和聚集经济等理论概念解释这种普遍存在的经济地理现象。制造业的生产倾向于向市场大的地区集中，而市场大的地区正是制造业集中的地区。显而易见，企业的集中节约了配套采购的成本，而人口的集中节约了劳动力乃至市场营销成本。

消费者和企业的这种“抱团”效应被我国经济学家用来解释20多年来我国外贸剧增现象。按理说，我们不是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但在自由贸易的框架下却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顺差，这就是所谓“巨国效应”。因为人多，我们是一个大市场，并且有潜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市场带来的好处是，工厂会因接近市场的原则设在中国。因为人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转化，未来相当长时间劳动力价格都会维持在低水平。传统经济学信奉的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资源禀赋理论强调资源和成本，却很少涉及规模。新的经济理论引入了规模概念，假定两个国家资源禀赋相同，只是国家的规模不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较大的国家处于优势地位。这是因为，较大的国家有较大的市场，因而为这一市场生产的企业以至产业就会有较大规模，因为存在着规模经济，较大国家产品的成本要低于较小国家。一旦实行自由贸易，较大国家的产品因成本较低而更有竞争力。

如此看来，北京是否达到了规模的极限？恐怕没有。北京面积是上海的两倍，人口少于上海，总体密度是上海的一半，交通拥堵却超出上海。香港城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7000人，北京中心区人口密度23000人，香港道路状况远好于北京。人多是唯一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