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都一月，自救者的故事

( 在北京丽都饭店等待消息的王天亮为马航失联飞机上的亲属祈福。他也是家委会对媒体的发言人 )

老宋：如果是一场持久战

4月10日这天下午，全体家属在丽都酒店的会议室里开内部会议。会议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宣读家委会的章程，以及看看全体家属中有多少人认可这个组织。实际上，家委会和它的具体执行部门也就是执行委员会，早在3月16日左右就已经出现。如今要再重新来做家属登记。

老宋是这场会议的主持者。他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重新解释PPT展现的章程。“实际是三个圈。大圈就是所有家属，第二个圈是家委会，就是每个家庭派出的一个代表，还有中心一个小圈，是它的执委会，由家委会中热心公益也具有一定能力的人自愿报名。”他再次说明了现在搜救进入僵局情况下家委会的必要，“从而能够统一对外发表家属心声，表达诉求，团结家属，将有限的力量发挥到最大。”他也强调了家委会权利与义务的局限，“绝对不代理诉讼，只提供法律咨询，家委会不会和任何利益挂钩”。会议结束后，老宋告诉我，154名乘客的家属中，大概130个家庭已经选择了登记，“家委会也就可以继续顺利合法地开展工作”。

老宋是逐渐在家属们的认可中成为执委会的核心。一位家属告诉我，早期带领家属争取权益和提问的是另外几个人。“有的人可能说话有方言的口音，有的人英语不太好，或者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于是渐渐都淡出了。”执委会稳定下来每天碰头的不到10个人，基本都是“70后”和“80后”，都是机上乘客的直系亲属。里面最小的是个1991年生的女孩，在大学读中文系大四，在执委会里负责网络平台的信息发布。“最大的就是我了，快50岁。我大学毕业后一直都在外面漂着，是国企外派到香港的干部。我们主要做出口贸易，都是和国外客户打交道。因为年龄大，阅历多，也就有年轻人没有的那些经验。”老宋的姐姐在失联航班上。

“家委会还要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我们有一天肯定会离开丽都饭店。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一旦离开了丽都饭店，我们的权利怎么受到保护。家委会使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组织和渠道。有可能要打持久战，将来一旦离开我们就有统一的组织去沟通各个方面。”老宋对我说。

( 在丽都饭店会议室旁边的祈祷室里，贴满了盼望亲人归来的留言纸条 )

一场马来西亚方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就可以看出老宋这个角色的重要。4月11日，因清明放假而暂时停开的发布会再次举行。发布会上有马航方面代表、马来西亚民航局官员，也出现了一张新面孔，就是受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西山木丁委任的中国家属关怀特使、马华公会的副总会长周美芬。老宋在会上先向周美芬表示了欢迎和感谢，因为马华公会下面的志工团一直在承担赴马亲属的陪伴工作。但他同时也措辞严厉地说：“现阶段最重要的不再是提供安抚，而是解决技术上的困惑。我们现在的痛苦不是已经确定失去亲人，而是不明真相，只有技术上的回答能够查清事实。”而在周美芬表示，要4月15日才能对是否建立技术专家解答机制来给予回答时，老宋又带领家属把时间确定为第二天，“因为一分一秒对亲人都是煎熬”。

“你可以想象，一开始没有会议主持者时会场里混乱无序的状况。”一位家属这样告诉我，“那时大家会去问重复的问题。一个问题被搪塞过去了，又没有人去追问，因此每个问题都得不到根本的解答。有人觉得自己问的能够代表整个家属群体，实际上他的问题不具备共性。有时候一个失望的回答会带来全场的起哄甚至谩骂，还有发生肢体冲突的可能，所以你看到现场每排的椅子都是捆在一起的，就是防止愤怒的家属抄起椅子砸向前面的发言席。”

“现在我们去追问的核心问题都是执委会从家属那里征集过来的。”老宋说，“执委会里有法务、内联、外联、技术等分工。技术团队就负责做功课，然后再去提出有分量和针对性的问题。”技术团队中的主力是一对从瑞士回来的夫妇，妻子是化学博士，丈夫是物理博士。男方父亲在失联航班上。“总体上说，技术部分是我们最薄弱也是最需要建设的，我们就号召所有家属，如果有远亲之类的是航空器、雷达、卫星方面的专家，一定要加入进来。”

4月9日上午，家委会也通过一位律师的关系，邀请到美国国家空难联盟组织的三位成员来到丽都酒店为家属们讲述他们处理类似空难事件的经验。也许是因为对寻找失联航班上的亲人没有非常直接的帮助，分享经验完的提问环节家属并不踊跃。老宋带头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当初这个组织是怎么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现在的组织太松散，还有很多缺陷。”执行董事盖尔·邓纳姆（Gail Dunham）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内部成员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是对外要统一发声；内部成员间的沟通则要利用尽可能多的社交平台。”邓纳姆带给家属们一条新的继续调查的思路：4月28日是波音公司的股东大会，空难联盟持有波音公司的股份，到时他们将有机会向波音公司的人提问。“他们不会回答我们问的所有问题，但是他们知道，如果不回答，我们会一直问下去的。MH370航班的家属可以将所有对这架波音777的问题整理出来，由空难联盟组织转达。”

4月12日下午，由于家委会之前向政府不断申请专家，民航局派来了一位国际民航组织飞行记录器专家组中方成员、一位中国民用飞行标准司专家和一位民航局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每位专家在答疑前先做了各自研究领域的简单介绍。结果在介绍过程中，有家属表示不理解，在家属群里发微信说：“介绍这些有什么用？我们也不去开飞机。”

“我们提的问题全部涉及有关飞行器的基本知识，你不听这些，自己不去研究，靠别人去帮你，有谁帮你！所以说，不仅我们执委会的技术团队要对这类讲座上心，这和每个人都相关啊。”老宋在拿着话筒嚷嚷。这一次，他真的很生气，比得上他对马方工作拖沓而表现出的愤怒。

王天亮：努力保持忙碌

4月8日17点多，我在会议室边的祈祷室里见到王天亮的时候，他正在和其他几位执委会成员讨论家委会章程。前一天晚上，他们刚刚组织全体家属进行了祈福守夜。“失联整整一个月，大家都想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守夜从MH370从吉隆坡机场起飞的零点41分开始，一直持续到8日早晨8点11分，也就是飞机与卫星最后一次“握手”的时间。“我们围着摆成心形、MH370字样和飞机样式的蜡烛，只是静静坐着，看到哪个蜡烛要灭就赶紧去补上。我们祈祷，同时也感受亲人们在飞机上每分每秒所受的痛苦。”

王天亮在执委会中负责与媒体沟通和外联，他来承担这个任务也是机缘巧合。“3月25日去大使馆游行那天，有许多记者在那里希望能采访。因为我们家委会的微博平台刚刚申请了加V，我就跑去和他们说大家可以关注这个账号。接着就是接受长枪短炮的一通拍摄，以后他们就认准我接受采访了。”飞机失联后，包括王天亮在内的所有家属对媒体都很抗拒，“很多人家里的老人并不知情，我们担心这样毫无顾忌地拍摄与报道会让突然得知消息的亲人受刺激。”

最初几天，王天亮的心情糟透了。“那天航班很早就会到北京。我正好上午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是爸爸去机场接妈妈。结果左等右等航班都没有到达，他回到车里听收音机，才知道了消息。”在丽都酒店，王天亮天天都会看到情绪失控的家人。“本能让我会过去安慰他们。这逐渐成为我排遣悲伤的一种方式。我闲不住，看到哪个家属撑不住了我就过去和他聊，他的心情已经那么差了，我就不可以再比他差。”王天亮告诉我，他一直以来都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比如去“太阳村”（一个代养代教服刑人员子女的组织）看望那里的儿童。“在这样的时候，我发现我还可以有能力去帮助别人。那天晚上，我感到那么多天以来自己可以真正露出一个笑容了。”

王天亮的每一天都排得很满。“我让爸爸回家了，他去上班了，也能换换心情。我偶尔回家一次，就是拿一下换洗衣服。3月8日那天来丽都住下，当时还穿着薄棉衣，现在都要穿短袖衬衫了。”

王天亮懂得应对媒体的分寸和技巧。“除了答复问题，一定也要完整表达我们的要求。有时候我还会用英语接受采访。如果用中文再翻译成英文，担心不能贴切地表达情绪和含义。”他不会拒绝媒体的提问，他希望媒体能够不仅仅去关注家属的情感，还能去解释造成这种情绪的原因。“比如3月25日我们去使馆游行，这是之前一系列不满积聚爆发的结果。24日北京的家属们看电视直播，纳吉布总理在吉隆坡宣布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家属都悲痛欲绝，继而有一肚子的问题，希望第二天能够得到回答。结果25日我们既没有看到大使馆的人，也没有看到技术团队，大家就带着悲伤和愤怒游行去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拿着的标语还是祈福性质的，因为我们根本没准备。结果到了使馆之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又告诉我们大使他们已经在丽都了。就这样折腾了一遍，每个人的心情可想而知。”

王天亮告诉我他是1988年出生，他说：“我现在一家外企做销售，这就需要见不同的人戴上一副不一样的‘面具’。”我们在丽都里的一家川菜馆吃晚饭，话题便慢慢延展开来。“马来西亚？我从来没出过国呢。我的家乡观念很重，生在哪里就是哪里。如果休假，我多半会选择国内青岛之类的海边城市。”王天亮说，“我们家是一个人一个爱好。以前周末时候，我爸会和一群朋友沿着高速路骑车几十公里；我妈则是和她的朋友去风景优美处摄影；我是和狐朋狗友们打牌、聊天或者去唱歌。”王天亮说，他母亲是最近一年才迷上摄影的。“她原来是大学教授，教高分子化学。去年退休后，先是在香山那边参加了一个歌友团，接着就在那里认识了一群爱摄影的朋友。她从卡片机玩起，渐渐觉得不够用，我和我爸就在她生日时候一人一半凑钱送她了一个“5D3”。他们这群朋友最主要是在国内摄影，都是坐火车来回的，出国就计划一年两次左右。去年他们去的是美国，这次去的是尼泊尔，接着就计划去土耳其和斯里兰卡。”

说到这里我才知道，他母亲和老宋的姐姐都在一个摄影团里。这个团里一共23人。当初由于无法在同一家航空公司订满23张机票，这个尼泊尔团分成了两拨，14人搭乘南航的飞机经停广州返航，另外9人则搭乘马航的飞机，途经吉隆坡再飞回北京。至于为什么这9人选择了马航，是因为他们在团里的年龄相对年轻，因此就自愿乘坐更加辛苦的红眼航班。乘另一航班顺利抵达北京的一名退休教师曾这样回忆：在3月7日，他还和团里另外的三个人经历了人生中可能最为壮美的时光——飞越珠峰。这将近一个小时的飞行中，仿佛心脏都要激动得跳出来。飞机在靠近珠峰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位同行者给每个人都拍了照，并且自豪地说那是她一路拍过的最好照片。她就是王天亮的母亲。“妈妈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王天亮对我说。

吃完了饭，王天亮就匆匆和我告别了。“我们一般都会聚在一个家属的屋子里，聊家委会的工作下一步该怎么开展，直到筋疲力尽，可以回去倒头就睡。这样就不用想太多了。”

他一支接一支抽着烟，等到他起身离开，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已经满是烟蒂。

姜鸣：支撑我的是信念

每天的会议，我都看到一位个头高挑的女子走来走去。有时候坐在哪位家属身边耳语几句，便又出去了。直到有一次她过来和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大姐说话，我才知道，她叫姜鸣，是春晖园那边家属的一个负责人，在执委会里主要负责内联和办公室之类的事务。除了丽都酒店外，家属还住在珀丽、金林和春晖园几个地方。听别人说春晖园虽然远，来往丽都饭店要一个多小时，但那里的家属状况最稳定，这和姜鸣所做的疏通工作有很大关系。

姜鸣告诉我，自3月8日以来她的心情就有如乘坐过山车，起起伏伏经历了若干次变化。“我爸爸去马来西亚了。我的印象里他和我说会乘坐周五的航班，但是不知道他实际乘坐的是这趟MH370。”3月8日早上姜鸣在微信上看推送的新闻，那时她都不觉得这件事情和自己有什么关系。“然后我和一个女友一起，带着我们各自的孩子出去玩。她就和我聊天，有架马来西亚的飞机失联了你知道么？我就才醒悟过来，马来西亚？我爸爸就在马来西亚啊！接着我给我爸打电话打不通，我的手机也上不去网。我就给老公打电话，叫他去查。等到11点的时候，乘客名单一公布，我发现爸爸的名字在上面。”姜鸣接上母亲就直奔丽都饭店。

“我当时就想，肯定是出事了，心情就特别沉痛，等待那个结果的公布。可是找了一星期什么也没有找到。3月15日，纳吉布总理宣布了客机向西折返，飞机上的联络系统被人为关闭，折返也可能是机上人员刻意为之。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家属都觉得那天是心情最好的一天，有些谣言就是那时候出来的。那几天我还和家里人说，可能爸爸是被劫持到了哪个地方，等他平安归来，这些天的经历就会成为家庭聚会上永远的谈资了。结果3月20日，澳大利亚那边又宣布发现疑似残骸，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跌到谷底，但是等到飞机飞过去，又没有了。那几天我一直忧心忡忡，有种预感好像马上就要有定论。”

3月24日晚上的宣告，让姜鸣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晚上19点多，马航的人让我通知所有家属到丽都去看直播的发布会。21点多，我们在酒店那里等着大巴，就有家属收到了马航发来的英文短信，提到了航班坠入南印度洋，机上无人生还。但因为是英文的，几乎没有家属能看懂，问马航工作人员，那个小伙子就说有个专业词汇还搞不明白，他也不能确定。大巴21点半还没到，我劝家属不如回房间看直播，不然即使车来了，发布会22点开始也不能到现场。等我把家属们送回屋里，那个小伙子就告诉我了短信的内容，让我要有思想准备，我当时心情还算平静。接着纳吉布宣布终结，中文翻译给出的词是坠毁。大概3分钟，我听到妈妈在旁边哇的一声就哭了。我也回过味来，残骸呢？证据呢？凭什么就说坠毁？”

对于每天搜索黑匣子的最新进展，姜鸣已经不那么关心。“手机上推送的或者弹出的新闻我才会点出来看，不会去主动搜索，所以你看到发布会我很少坐下来听。就是‘狼来了’喊得太多，身心疲惫了。”与大部分家属一样，姜鸣对寻找黑匣子有一些基本的疑问。“为什么一片飞机残骸都找不到就能找到黑匣子？中方和澳方发现的疑似黑匣子的信号发射处为什么相距600公里？除了MH370飞机的黑匣子外，所有黑匣子，比如其他民用飞机的黑匣子，或者轮船的黑匣子，发出的都是频率为37.5千赫兹（KHz）/秒的脉冲信号，凭什么说这就是MH370的黑匣子呢？”这些基本的疑问没有得到解决，澳方再怎样宣称“他们很有信心确认那就是黑匣子发出的信号”也没有用了。

姜鸣原来是一名专业的篮球运动员。“我爸身高是1.85米，我妈是1.68米。按说我应该有个折中的身高，1.75米左右，可是从小都比身边的孩子高大半头。父母担心我因为身高不合群会产生自卑，就把我送去专业队训练。于是我很早就离开家了，生活在一个大集体里。虽然我是1978年出生的，正赶上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批，没有别的兄弟姐妹，但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就难免碰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我就变得比较能理解别人。”

“我可以站在对方立场上去思考，所以无论马航的工作人员还是家属，遇到问题都会来找我倾诉。比如马航，我不认同他们所有方面都做得不妥。他们一开始只是承诺5个人，后来有的家庭来了十几个人，马航也给安排了住宿。像我们家里，我爸的哥哥和姐姐都来了，不是夫妻，就按照规则开两间房，1000块钱一晚上。但是前期这是突发事件，他们处理起来没有经验，现在他们就要重新管理，无理要求就不能满足了。还有是报销油钱，有个阿姨就来我这里抱怨说到现在没给报销。我就劝阿姨，目前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性，为什么不积攒到最后呢？”但是这种理解也并不妨碍姜鸣对不合理的事情表达愤怒：“家委会因为要做一个统计，想跟马航的人要房间号，他们不给提供，我就很生气。后来他们叫我统计身份证号，我就说那是公安做的，我不去做！”她也给政府提过意见，希望他们能够建立发言人制度，每天能有国家层面的代表来和家属沟通，表达关心和问候。“政府就觉得每天电视新闻都在报啊，我们的飞机和军舰也在投入搜寻啊。我就说，那些媒体上的消息，是满足大众需求的，它和家属的心理需求不一样，你有人过来安抚家属，家属就不会觉得孤立无援。”

“我现在对这个事情的性质和结果已经不去做判断了。我每天来到现场，是因为我还有信念。我想要亲人归来，即使不能，也发誓一定要搞清真相。”姜鸣说。

失联的第35天，姜鸣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同时还配了一张香奈儿香水的图片和一张微信对话的截屏。那是3月5日，父亲即将飞往吉隆坡之前，问马上过生日的女儿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姜鸣告诉父亲是这瓶香水。父亲最后的信息是两句话：“女儿生日快乐！”“飞机快起飞了，一切顺利。”姜鸣说：“35天了，每天还会无数次地拨打那个熟悉的电话，可是永远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一个朋友从马来西亚来北京，问我需要带点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爸爸本来要送我的这件生日礼物。爸爸，生日礼物我已经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想亲口听你说句‘女儿生日快乐’。”

结尾：自救与救他

王天亮告诉我，比绝望更可怕的是满满的希望。在会场上，也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坚信亲人还活着。“我们执委会这些人，都相对年轻，我个人早已感觉到亲人生还的可能性极其微小，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还抱有一丝希望。我们几个家委会的人那天晚上还闲聊，飞机上那4吨山竹是什么概念？落水应该形成多壮观的一片漂浮物，所以不该是坠海啊。”

这些执念者一般坐在会场较后的位置，不会发言，也不会喊口号。他们主要是一些老人和失联乘客的妻子。飞机上的亲人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是支柱，是感情的全部寄托。

家属石先生和妻子就是这样。得知我是记者，他们很焦切地问，你们能不能反映一下，不要在海里继续搜了，搜了半天海里什么都没有，就说明根本不在海里啊。他们告诉我，大儿子在飞机上。“他是河南安阳一个外贸公司的翻译，这次是第一次出国，陪着一位工程师一起。他从小学习就很好，他在安阳读的大学，在学校里是学生会主席，人缘好得不得了。25岁那年他结婚，光同学就来了68个。现在他的儿子刚刚满9个月。马上‘五一’了，要给大蒜抽蒜薹，每年不管再忙，大儿子都是要回家帮忙的。他们公司的经理还说呢，我们儿子太勤快了，马上上海就要设分公司了，打算把他派过去管理。”

同样对孩子平安归来还饱含希望的《一代宗师》里武术指导鞠坤的母亲告诉我：“儿子在马来西亚新开了个工作室，这是第一单接下的生意。他是吉林体育学院毕业的，后来到北京体育学院上的研究生。他8岁在长春的时候参加少儿武术比赛，正好李连杰是裁判长，就认得了，一直有来往。李连杰就建议，去北京闯荡吧。于是他2003年就到了北京，一直在当李连杰的替身。我7年都没见到儿子了，他太忙了，没时间回吉林老家看我。而且冬天吉林要零下30多摄氏度，他的孩子小，怕带回来受不了。3月4日，我们还在QQ上视频通话过，他在马来西亚剪了一个新发型，还问我：‘妈，好不好看啊？’我就开玩笑说：‘不好看，像个老和尚。’”

“我们小辈人没法过去和他们说，‘你也要往坏的方面想啊’。毕竟不想去戳破他们的希望，那也是自己的希望。”姜鸣这样告诉我，“我只是老在对他们说，现在每天也没有什么新进展，与其胡思乱想，还不如开始整理下孩子的个人资料。毕竟无论如何，将来都是要进入理赔程序的。现在他们有盼望，还有那做事儿的精气神儿。”（文章中的部分人物名为化名） 故事一月丽都mh370马航姜鸣飞机黑匣子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