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莲·梦露：一个神话的肉身

( 梦露在纽约大使饭店的阳台抽烟(摄于1955年) )

梦露生前是男人眼中的女神，女权主义者眼中的坏女人，她像塞壬一样发出诱惑的歌声，同时又永远处于不可企及的位置，成为男性视角里最大的一个欲望投射对象。“性感女神”的光环像影子一样到处伴随着她，但影子也掩盖了她身上的其他部分。她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丈夫、美国作家阿瑟·米勒写道：“如果她现在还活着，她要么更加玩世不恭，要么更加远离自己所处的现实。实际上，她像是一名站在街角的诗人，试图向争着想拉下她衣服的人群朗诵诗句。”

玛丽莲·梦露这个名字承载了太多意义。她是“美国梦”中的玫瑰，是男权社会的祭品，也是永恒女性的原型。有人尊她为与卓别林一样伟大的喜剧演员，也有人笑她不过是个金发大胸的蠢姑娘。消费社会造就了她也谋杀了她，她死后成为美国通俗文化征服世界的符号之一，人们无暇顾及她的精神苦恼，还在看着她的金发和胸脯。她已经死了50年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她吧。

成为梦露

1926年6月1日上午9点30分，洛杉矶大众医院的医生赫尔曼·毕尔曼接生了这个城市历史上最著名的女人。她出生时候叫诺玛·简，母亲格拉迪斯是一名24岁的电影剪辑员，几乎一文不名，最后还是靠同事们资助才结清了和医院的账。没有人知道梦露的生父是谁。在此后梦露的结婚证书上父亲一栏填写的是“爱德华·莫坦森”，但梦露小时候见到的所谓“父亲”的照片上的那个人叫查尔斯·斯坦利·吉福德，总之他从来没有出现过。格拉迪斯一人无法抚养诺玛·简，在婴儿刚刚12天的时候就把她交给了街对面的邻居布兰德夫妇。这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梦露在这里长到8岁。

产下诺玛·简出院后不久，格拉迪斯就开始出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这种疾病在这个家族并不鲜见，格拉迪斯的父母以及哥哥都得过精神病，据英国人基斯·巴特曼的《最后几年的玛丽莲·梦露》说，梦露1岁时她的祖母赤裸着从玻璃门闯入，企图用枕头压死她。这本书还引用了阿瑟·米勒在1968年接受BBC采访时候的话：“有三次她母亲都想杀了她。”这些事件以及寄人篱下的生活应该对诺玛·简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以至于她成名以后一直和心理医生保持着密切联系，她还把遗产的三分之一捐献给安娜·弗洛伊德基金会，这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儿建立的一个旨在帮助有心理疾患的儿童的基金会。梦露成年后也特别渴望有稳定的家庭生活，从1946到1962年，她租用过35个不同的住所，既有公寓，也有豪华的客房。1962年初，梦露在洛杉矶以不到6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人生中住的最后一座房子，这处住所与她巨星的身份并不相称，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和她8岁时格拉迪斯买来的那座平房一样，这处房产只有三个卧室。门外刻着希腊文《圣经》里的一句话：“Cursum Perficio.”（我的旅行至此结束）。

( 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达里尔·扎努克 )

1934年诺玛·简搬出了邻居家，和母亲一起住进了自己的房子。为了赚钱，格拉迪斯把三个房间租给了一对英国夫妇。其中45岁的丈夫金内尔有一天把小女孩叫进自己的房间，“他那只大手如同清道夫般开始乱摸起来”。虽然此后梦露的第一任丈夫证实，在新婚之夜她仍是处女，但梦露自己说，“我震惊地发现了性”。这是一个被压抑多时的创伤，1958年她对《观察家》说：“大家都在听福音传教士布道，他突然要求帐篷里有罪的人走上前来忏悔，我赶在众人前面跑过去告诉他我的罪恶，我跪下来告诉他金内尔先生做的事，他如何在自己的房间骚扰我，但这时其他有罪的人开始为他们的罪行痛哭流涕，淹没了我的忏悔。我回头看见金内尔先生站在没罪的人里高声祈祷，他虔诚地请上帝宽恕其他人的罪过。”

这场和性有关的噩梦究竟如何影响了诺玛·简还不得而知。格拉迪斯表面镇静，内心却深受刺激，1935年，她因为精神崩溃住院，此后在不同的医院间辗转，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余下的35年。而诺玛·简进了孤儿院，在那里住到16岁（最低的法定结婚年龄），然后赶紧嫁给了曾经住在邻家的男孩吉姆·多尔蒂。多尔蒂比诺玛·简大5岁，他们结婚后，简就可以离开孤儿院了。这段充满目的的婚姻从一开始就矛盾不断，梦露在后来的秘密手稿里写道：“从我和他单独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开始，我们的关系基本上就已经不稳了。”虽然听起来很荒唐，但她的第一段婚姻的确终结于她丈夫的一段外遇。她在笔记里写：“我发现他那一晚以及第二天上午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跟另一个女人待在一起，谢天谢地我在海滩上伏击了他，为了我未死的爱情表示抗议——抛弃我能忍受但被愚弄不行。”但这段笔记并不完全是怨妇的倾诉和发泄，最终她写道：“像我这样一个人这么彻底的自我分析是不对的——多想想普通的东西就足够了。”他们的婚姻生活想必是无趣而刻板的。多尔蒂在婚后不久就参加了海军，诺玛·简则在后方一家工厂里做工，帮着生产一种供练习射击的遥控飞机，每周工资20美元。1945年，有人发现了她的美貌，把她介绍到一个叫“蓝书”的模特经纪公司，每小时5美元。后来有一个叫安德烈·德·蒂耶那的摄影师打算拍点儿裸照，于是经纪公司就把诺玛·简分给了他。从这一刻开始，诺玛·简的身体和灵魂开始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摄影师看到了她手上的戒指，还没有来得及问出口，她就说，自己已经离婚了。

( 梦露和约翰尼·海德 )

于是她和蒂耶那开始了在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内华达和俄勒冈的巡回拍摄。后来摄影师回忆说：“当时的感觉真有点儿像绑架。”她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在不同的地方穿着泳装、牛仔服、抱着羊甚至是南瓜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从后来的照片看，“菜鸟”诺玛·简十分享受这份工作，她与一个中年男人和他手里的照相机无休止地调情，仿佛这里面有爱情和未来。这样的一个模特可能是女权主义批判的对象：娱乐界一直将这些规则刻入女演员的身体，在这种规则下她心甘情愿地承受作为男性目光对象的角色。可是诺玛·简和后来的梦露都随时在消解这种枷锁，她似乎凌驾于规则之上，大多数时候那种任性而无辜的表情都流露出了天性：她喜欢自己的身体并展示它。她以主体的身份牵着观看者的眼睫毛，把性欲的猛兽治得像条小狗。在这种看和被看的二元对立里，梦露从一开始就知道辩证法的关键，她能够使得批判的武器失重。这种自发的、原生态的性感正好契合了好莱坞的需求。克拉克·盖博曾经抱怨说，“他们给我钱就是让我别思考”。19岁的诺玛·简即将被好莱坞这尊怪兽版的大机器收编，她已经具有了一部分优势，年轻、漂亮、有野心，但还没有看到这个残酷游戏的另一面。华纳兄弟影业当年的当家花旦贝蒂·戴维森说，女演员要是和导演和制作人起了冲突，就再也别想找到工作，最后只能上吊自杀。另外，女演员的艺术生命也很短。贝蒂·盖博风光一时，据说拥有好莱坞最美的腿（她为双腿投了100万美元的保险），照片曾经入选过《生活》杂志《改变世界的一百张照片》，可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达里尔·扎努克说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就瞬间老了，此后只能演些小角色，那年她也不过36岁。

诺玛·简开始涉足电影圈，她得起个艺名，一开始叫“卡洛琳·林德”，后来叫“玛丽莲·米勒”，最后才成为“玛丽莲·梦露”，这个名字的发音很圆润，口形像两个吻。起初她几乎没有任何演出机会，这是一段让人沮丧的日子，她不得不混迹于好莱坞的各种社交场合，成了交际花。20世纪福克斯的另一个创始人乔·申克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和梦露关系暧昧，打牌的时候梦露都站在他身后，时不时给杯子添点儿咖啡，倒倒烟灰缸。梦露叫他“乔叔叔”。申克的家里还有梦露的房间，不过他没有给梦露什么决定性的帮助。真正改变这个女孩命运的是一个叫约翰尼·海德的经纪人，他也曾经捧红过拉纳·透纳和丽塔·海华丝。比梦露年长21岁的海德为她在《夜阑人未静》和《彗星美人》里争取来了两个小角色。在他的努力下，扎努克也忽然发现这个在各种鸡尾酒会上见过的女孩“漂亮而有天分”。阿瑟·米勒就是在类似的社交场合第一次见到梦露，他说当时大堂里其他漂亮女人都恨不得用嫉妒的目光把梦露杀死，他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想要保护这个女孩的想法。和他握手时梦露在哭，身体也微微发抖，后来她告诉米勒，那时候海德刚刚死在病床上，死前大声叫着她的名字，而海德的家人对她极为厌恶，根本不让她走进病房。她在走廊上听着声音变小直至消失，哭着走出了医院。

( 1955年6月，影片《七年之痒》首映式上，迪马吉奥再一次陪在梦露身边 )

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1950年，梦露从扎努克那里得到了一份7年的长合同，周薪750美元。她的时代正要拉开大幕。50年代初，整个美国对性的观念正在面临着一场大变革，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成为显学，连普通的市民阶层都在思考力比多是不是解开所有人类行为谜团的钥匙。而梦露此刻在银幕上绽放的身体正好给这场变革提供了一个形象，她是话语的性器官，是道成肉身。对于男人来说，她既是塞壬也是斯芬克斯，而对于女人，她像标本一样暗示了某种归宿。因为战时缺乏劳动力，数百万美国妇女（包括周薪20美元的诺玛·简）在后方的工厂里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繁重的体力活，1943年的《时代》周刊有一期用一张“铆工罗西”的照片当封面，从媒体到大众审美，劳动妇女的形象都成为主流。而1945年后，男人们脱下军装，整个社会的态度180度转变，又开始呼唤家庭主妇。大学毕业的年轻女孩们在职场不受欢迎，转而考虑如何用所受的高等教育来吸引一个富裕的丈夫。结婚年龄不断降低，1951年，美国有三分之一的新婚妻子的年龄不满19岁。梦露在银幕上轻松、性感，以展现魅力为任务，这也成了许多家庭主妇的梦想。

( 1953年6月26日，梦露与简·拉塞尔（右）一起在格劳曼中国剧院门前的湿水泥地上留下手印和脚印 )

1952年，休·海夫纳的《花花公子》出了创刊号，一上报摊就被抢购一空，封面上22岁的梦露赤裸着躺在红天鹅绒上。当时她生活困窘，只为此拿到了50美元。她成名后有人拿此事炒作，她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说她饿了需要吃饭，“我并不以此为耻，我没干什么值得谴责的事”。她自然而无辜的表现符合当时《花花公子》提倡的性观念，休·海夫纳说：“社会可能有消极的、扭曲的甚至倒错的性观念，把性和罪恶、疾病和羞耻联系在一起，但也可以提供积极的、慷慨的、自然的性观念，性总是连接着幸福、美、健康、娱乐和满足。”梦露这样一个性偶像的身上没有旧观念中扭扭捏捏的羞耻，她不是拒绝，是完全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她的身上总是呈现出一种脆弱的童贞，这和她身体上的曲线融合在一起，形成奇妙的景观。写《裸者与死者》的诺曼·梅勒在梦露去世后写道：“梦露暗示我们，和其他女人在一起时性是困难又危险的，而和她在一起就像是冰淇淋般顺滑。”梦露既是冰淇淋，也是卖冰淇淋的女人，她唤醒又平复，把性幻想的消费周期缩短，使之演变成一种快速消费品。但梦露的形象和她本人并不总是重合，作为模特在裸照上签名的时候，她用了“蒙娜·梦露”这个假名字。

1953年梦露出演了《尼亚加拉》、《如何嫁给百万富翁》和《绅士爱金发美人》三部电影，大获成功，她的金发形象深入人心，其实她本是深色头发。染发这个行为带有些微种族意味，让她更主流和美国。次年她就和退役不久的棒球明星乔·迪马吉奥结婚，在新出版的秘密手记里，没有这段时间的任何记载，或许梦露觉得这段生活过于简单。她没有公开抱怨过这段婚姻，但显然也并不幸福。迪马吉奥是个传统守旧的人，把梦露当成私产，据说在蜜月期内就打断了梦露一根手指，原因是她接受政府方面的邀请去韩国劳军。这是梦露第一次现场演出。1954年8月，迪马吉奥看了梦露在《七年之痒》里的那个著名镜头后大发雷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是“纽约的耻辱”。而梦露说他的嫉妒就像“伤口上的盐”。后来梦露在法庭上控诉迪马吉奥严重损害了她的精神和肉体，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不到9个月。迪马吉奥在离婚后感到很痛苦，直到梦露去世前，他都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梦露，并不时谋求复合。迪马吉奥从未再婚，他在1999年去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终于要见到玛丽莲了。”

( 拍摄《七年之痒》时，梦露与导演比利·怀尔德（后）的一张合影（摄于1954年） )

在几部电影大获成功后，梦露开始对性感偶像的标签感到厌倦。1955年，她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宣布以后将自己选择角色，她特别表达了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喜爱，希望扮演女主角格鲁申卡。不过媒体都笑话她。这一年梦露离开好莱坞，在纽约定居，经导演卡赞推荐，她去李·斯特拉斯堡的演员工作室上课。有一些前辈看出了梦露的巨大潜力，老戏骨克里尔小姐是凯瑟琳·赫本和奥黛丽·赫本的表演老师，剧作家杜鲁门·卡波特介绍梦露到她门下，梦露曾经向她学习如何扮演《哈姆雷特》中的奥菲莉娅。她说：“我一点儿不认为她是个演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她有的——这种外形，这种光彩，这种闪耀的智慧——永远不能在舞台上凸现出来。就像飞行中的蜂鸟：只有摄影才能凝固其中的诗意。”

这种诗意会以怪诞的方式体现出来。卡波特说，梦露有时候缥缈精致，有时候却又像咖啡店的女招待。他们在1949年相识，同性恋者和性感偶像很快就成为密友。据卡波特说，他们曾经脱光了衣服在酒店套房里跳舞。1955年4月，在克里尔小姐的葬礼上，梦露告诉卡波特自己正在和阿瑟·米勒约会（梦露：“要是你敢张扬，我就杀了你”）。

( 阿瑟·米勒和梦露在伦敦的温莎公园（摄于1956年8月） )

在别人生命终结的仪式上梦露就要有一个新的开始。而阿瑟·米勒也一直没有忘了他们在1951年的那一次见面。他和大学同学斯拉特莉结婚多年，自结识梦露后婚姻就出现了问题，他在回忆录里说：“我身后留下的是被快乐的毒针刺伤的斑斑血迹。”离婚后，阿瑟·米勒在电视上宣布：“我将和玛丽莲·梦露结婚。”美国媒体对此极为兴奋，一个是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一个是炙手可热的性感偶像，这仿佛意味着知识界和好莱坞结婚，美国的大脑联合美国的躯体。有人甚至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联系也挖出来了：格拉迪斯曾经给梦露买过一架二手白色钢琴，后来由于贫穷不得不卖掉，长期以来，这架钢琴对于梦露来说象征着稳定的家庭生活和通向上流社会的希望。后来梦露再次看到这架琴上原主人的名字“马尔克”，认出这就是小时候那架钢琴，便花了100美元将它再次买下来。而这个马尔克，在那时候就已经认识了阿瑟·米勒，替他改编易卜生的《人民公敌》。

1956年6月29日，梦露和阿瑟·米勒结婚，梦露将年长的作家视为可以依靠和仰视的对象，甚至为此改信了犹太教。她的形象和身体在那时候经历了短暂的重合，她满心欢喜地要去伦敦和著名演员劳伦斯·奥利弗合作，哪怕只是他导演的一部肤浅的歌舞片也在所不惜。阿瑟·米勒陪着她去英国，那段时间他并不顺利，非美活动委员会（1938～1969年存在的反共机构，隶属于美国国会众议院）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梦露特意飞到华盛顿支持他，而他并不喜欢这样。“对我来说，和一个女人分担困难——和弱点——是件艰难的事，我对玛丽莲不理不睬，这使她害怕。我习惯于藏起自己的伤口躲到一边，而她觉得自己不是我理想中的妻子，整天闭门不出闷闷不乐。”

( 1962年初，梦露在洛杉矶郊区以不到6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人生中的最后一座房子，这处住所离心理医生格里森的住处也很近 )

在伦敦的第一晚很浪漫，一个男童合唱团在她和米勒的住所下唱歌，然后悄悄离去。米勒说这些孩子就像森林里的侏儒，只要他们的歌声在梦露的梦里出现就好。但第二天形势就急转直下，劳伦斯·奥利弗和梦露的工作理念不一样，他瞧不起她的表演，只让她展现性感，而梦露则怀疑奥利弗请她来只是为了票房。阿瑟·米勒夹在中间很无奈，他说：“有些时候我的看法和导演一样，我不能让梦露只沉迷在自己幼稚的想象中而对事实视而不见，但她这种时候就会怀疑我对她的爱情。”最后梦露忍无可忍，说劳伦斯·奥利弗是一个皮条客，只知道把观众色迷迷的目光往她身上引。阿瑟·米勒已经觉察到不祥之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最后只好不谈电影的事，梦露无法忍受有人和她意见不一致，劳伦斯·奥利弗让她失望，更糟的是，她挣扎着要找出在他俩之间的问题中我起了什么坏作用，我不得不压制住自己的意见……谁不站在她这边，她就不爱谁……玛丽莲一直在斗争，她就像一个病人，谁在她身边都得小心。”在和米勒结婚的前一年也就是1955年，梦露开始正式接受心理治疗，频繁的时候，她一周要见5次心理医生。而她服用药物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少女时期。在伦敦的时候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吃巴比妥盐（一种镇静剂）才能入睡，阿瑟·米勒曾经偷偷拿了几片吃，后果是整天不省人事。他猜测，梦露平时一定有不少时间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这段婚姻在坚持了3年多之后也寿终正寝。从《游龙戏凤》开始，她和导演们的合作也开始频繁出现问题。人们已经习惯了她在片场迟到，克拉克·盖博与她合作拍摄《不合时宜的人》，影片刚刚完成就去世了，他的遗孀凯写了一篇文章，说梦露总是迟到，正是不断的等待导致的过度疲劳杀害了盖博。梦露为此感到十分内疚，但行动上没什么改观。比利·怀尔德和她拍摄后来获得金球奖的《热情似火》的时候，场面已经快要失控，一旦导演喊停，梦露就大声喊：“咖啡！”其实她的水杯里装的是苦艾酒。有一个场景，她只需要说一句“波旁酒在哪儿”，结果拍了65次，有一次她竟然忘了说台词，比利·怀尔德压抑住怒火对她说：“玛丽莲，别担心！”梦露的反应是：“担心什么？”最后这部片子超过了规定时间18天才拍完，比利·怀尔德说：“这下我总算可以睡觉了。我看着妻子也不想打她了，因为她总算是个真正的女人。”他的感觉是对的。这一年梦露写道：“我常常有一种感觉，我不完美，不真实，像一个制作精美的假象。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我的感觉太强烈了，我想，我本质上就是个人工产品。”

( 1962年8月5日警察证实梦露去世 )

1962年3月，梦露已经在很多场合力不从心。她在没有注明日期的诗里把自己的生活比作蛛网，虽然能够挺过暴风雨，可一只手就能摧毁它。她无法完成电影《濒于崩溃》的拍摄，被福克斯公司解雇。当年她的体重降到了成年之后的最低值，外界的解读是她要重新振作，但这也可能是持续忧郁的结果。在3月份金球奖的颁奖典礼上，她被授予最受欢迎女演员奖。梦露坐在台下，一直在喝酒，到了致领奖辞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就下台了。好多人发现她已经口齿不清。之后的晚宴上她去敬酒，结果把酒弄到了自己的头发上。一系列征兆表现出梦露的精神极不稳定，在接受《生活》杂志采访的时候，她忽然对记者说：“请不要把我当成笑料。”当年的日记里她写道：“缺乏持久的爱和关照，结果是对世界的不信任和恐惧。这是毫无益处的，最多告诉我年轻人、病人和弱者的基本需求是什么。”她生前最后一组公开发表的照片是《Esquire》杂志的摄影师斯特恩拍的，斯特恩证实梦露当时喝醉了。照片洗出来后他寄给梦露，梦露不喜欢其中大部分，都用指甲油打了大大的叉，好像在杀死另一个自己。肯尼迪总统的生日会上的演出是她最后的辉煌。许多人怀疑她是总统的情人，她的死也与此有关。事实上肯尼迪从19岁起就椎间盘破裂，骨质疏松，长期被背痛和腰痛折磨，永远借助钢圈来加固腰椎，《病夫治国》里还说他患有阿狄森氏病（慢性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症），梦露不可能和他有太亲密的关系，总统也不可能不发现她用药过量的事实。

她最后被发现的时候趴在家中的床上，赤身裸体，手里拿着电话。1962年8月5日凌晨4点25分，洛杉矶西区警察局接到报警，玛丽莲·梦露意外身亡了。前来认尸的是迪马吉奥。法国人米歇尔写的《梦露的最后岁月》里说，法医诺古奇提取了梦露口腔、阴道和肛门的黏膜来化验。法医们在她体内发现了大量的药物，当晚的药物用量是平常的两倍，相当于几十粒胶囊。她刚刚服用9天的水合氯醛和耐波他同时服用会产生反作用，这可能是她摄入过量药物的原因。她死前应该相当痛苦，出现过呼吸紊乱、心脏血管渐渐瘫痪的症状。她曾经往一个叫拉尔夫·罗伯茨的朋友家打电话，但没有接通，电话留言里只有几句模糊不清的话，那可能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话。8月4日20点到21点，梦露就已经死亡了。她在停尸房的编号是81128。葬礼上，她的老师李·斯特拉斯堡念了诗人桑伯格写的悼词，说她是“永恒女性的象征”。她的三个前夫没有一个到场。

( 2012年3月30日，朱利安拍卖行将梦露用过的服装、道具以及有关她的纪念品等集合拍卖，图中梦露真人大小的蜡像估价30万～50万美元 )

谁是玛丽莲·梦露

梦露死后，和她相识的人都纷纷以各种形式回忆她生前的各种细节。她的前夫、同事、医生甚至管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编织神话。诺曼·梅勒看到有利可图，还东拼西凑写了一本梦露传记。1962～2012年，有关她的谈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今天的语境里，我们谈论梦露时可以找到汗牛充栋的材料，但其中却存在着大量谜团和矛盾之处。首先，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不是法医报告里那个“发育良好、营养健全的白人女性”？她身高1.66米，重53公斤，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什么？她在冥河那边已满50周年，远超她在这个世界上停留的时间，在这50年里，从各种渠道来的消息和照片渐渐筑成了一个城堡，人们都迷失在抵达核心的路上。传记作者们都查阅了大量资料，引经据典地宣称他们找到了最真实的梦露。他们每做的一次努力，都是一次精细的手工，都会在某一个方向上造就新的神话，最终这颗叫梦露的钻石将会具有无穷多的切面，这款叫梦露的白裙子也将会变得无穷大，数不清的褶皱每个都在生产新的意义。一开始人们相信能最终组合出一个真相，但当切面和褶皱开始自我复制、交配并且蔓延，就没有人再有能力真正把握住它。其次，我们从来没有能力谈论梦露的身体，即使在她活着的时候，人们谈论的也是身体在照片和银幕上的一系列投射。

(  1999年梦露遗物拍卖会上，歌手玛利亚·凯利以66.25万美元拍得了梦露的白色三角钢琴(估价为1万至1.5万美元) )

梦露在《七年之痒》中拍了她一生中最著名的一个镜头。在地铁站的通风口，梦露的裙子被风高高掀起（去年这条裙子被人以560万美元的高价买走），她用手捂住私密部位。这是梦露的惯用招式，她不得不拒绝观众窥视的目光，但这种拒绝因为手的位置也成了一种强调和引诱——百老汇甚至曾经拿这个镜头做了一幅高15米的巨幅宣传海报。在通向色情的路上，梦露是引路人，但同时也是门卫。时尚杂志热衷于调查有多少男性幻想过脱下梦露的衣服，这是奇怪的问题，因为没有人，即使梦露自己也无法接触到那个洛杉矶女人真正的、自然的味道，“玛丽莲·梦露”是个人工产品，她在生理上找不到吃喝拉撒之外的自己。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塔布其为2009年出版的梦露的秘密手记写了一篇精彩的序言，他说：“梦露的身上有一层紧身衣，一种类似有机硅的材质，身体清晰可见。即便如此，它依然保护了最深层次的本质——灵魂。”而阅读了这本手记的人会知道，这种灵魂本身也是含混不清、充满矛盾的，作为照片和胶片的梦露在寻找一个不存在的故乡，在反抗承载她的世俗身体。

《马语者》的导演罗伯特·雷德福德也曾经是好莱坞的著名男星。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公众创造了另一个我，我无法控制它。”这很像史蒂文森《化身博士》中的情节，这种共存很难长久，更强大的一个会挟带着整个社会的话语和崇拜吞噬原来的自我。影像创造了明星，这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和生存的土壤，所以梦露在回到内心的时候会有失语的感受，“斯特拉斯堡和他的助手霍恩伯格把我开膛破肚，里面空无一物……唯一看到的，是细碎的锯末——他们在锯一个布娃娃——锯末喷洒着，桌上、地上，到处都是。”而当面对相机的时候，她的表达更为顺畅，照片不但是媒介，也是对象，它代表着某种程度的真实，却又是主观生产的结果，这是机器和美女之间的化学反应，这种反应的结果是产生出了作为形象存在的玛丽莲·梦露，照片上的身体是符号而不具有温度和触觉的身体，它放弃了身体的私密性，把那些具有公众属性的、更利于传播的东西提炼出来。它把真正的观看主体设定为观众，每一个拿到照片的人都坐在皇帝位，观众只满足于这种程度的真实。梦露自己最喜欢英国摄影师塞西尔·比顿为《Vogue》杂志在1956年拍的一张照片，照片里她躺在床上，拿着一枝康乃馨放在胸前。从取景框的选择来看，梦露好像在和镜头做爱。1962年，《Esquire》杂志摄影师也拍了类似的照片。苏珊·桑塔格说：“凡照片都是消亡的象征。拍照便是参与另一个人（或事物）的死亡，易逝，无常。”拍完这组照片不久梦露就去世了。

( 2012年7月21日，波兰推出摄影收藏拍卖，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数以百张的梦露系列照片 )

照片传达了真实，缩短了距离，照片给出许诺，人们可以和偶像面对面。但照片也是一道关上的门，它无法被幻想中的欲望穿透，在真实的世界起不到什么作用。对于玛丽莲·梦露来说，照片是最理想的媒介，是性感女神的处女膜，这背后空无一物，它本身却又坚不可摧。几十年来，我们对梦露的消费都是通过照片进行的。李·斯特拉斯堡的遗孀安娜拥有梦露的肖像权和影片的相应版权，1982年，她专门成立了一个公司来运作，销售广告、化妆品、洋娃娃和其他衍生品。2010年，这些渠道的收入达到800万美元。大部分人正是通过这些产品第一次接触到梦露的。

而那个叫诺玛·简的梦露曾经对照片那一端的自己感到恐惧。只有她知道幻觉的真相，每个人都觉得她是性感偶像，但在她身上性却丧失了最原初的意义。她没有稳定的配偶，多次流产（有传言说是12次）。她在那本私密手记里写道：“那些活了170年的枫树上长着的柔和绿叶。这就像在90岁的时候有了一个孩子。”而她却无法生育。这像是某种隐喻，是以性作为娱乐来源的惩罚，所有的观众都得到了快乐，而她承担了后果。她看《尤利西斯》、《太阳照常升起》、《包法利夫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嫁给一个剧作家，她要远离那个形象。她读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说自己是杰克与海德合二为一，她像杰克一样依赖药物，带着恐惧生活，最终却还是逃不开被吞噬的命运。安迪·沃霍尔在1962年就创作了那幅著名的肖像画，梦露在那上面显得诡异却通俗，像超市里挂着的宣传海报。

( 1954年，在日本东京度蜜月期间，迪马吉奥送给梦露一条16英寸长的日本珍珠项链 )

在她死后，人们忽然开始歌颂她的情操和美好心灵，好像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肉欲一下子消失了。帕索里尼写了首诗，说她是“古老世界的劫后余生，是未来世界的希冀，被现今世界所占有，便成了祸害”。埃尔顿·约翰的《风中之烛》唱道：“远在你的传奇结束之前，你的烛火早早就已经烧尽。你有着一份傲然挺立的优雅，而你四周的人却只会在地上爬。”世界开始把新的内容添加进她的形象，女权主义者们也改变了对她的看法：她出身贫寒，却依靠努力取得了成功，在扮演性感蠢姑娘的同时她也在消解和嘲讽这些角色。她曾被女人嫉妒、蔑视甚至仇恨，但也被模仿、被研究，最终成为她们的姐妹。

如果她现在还活着，也许还会记得和卡波特在1955年4月共度的那个下午。那一天他们东拉西扯，说了很多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在海边，她问卡波特，玛丽莲·梦露的真人究竟什么样？卡波特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一篇文章：

( 邮票上的梦露 )

阳光正在褪去。她仿佛也随之暗淡，要消隐在蓝天白云的上方。我想提高嗓门压过海鸥的声音，大声回答她：玛丽莲！玛丽莲，为什么一切最后非得这样不可？为什么人生非得这么不堪？

卡波特：我会说……

梦露：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卡波特：我会说，你是个美丽的女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