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起肉吗？

( 一年来农业部“菜篮子”指数 )

又到中秋，本轮动人心魄且促人心跳的“高物价时代”刚好满一年。面对6元/斤的鸡蛋、15元/斤的猪肉，去年居民还只是抱怨菜篮子沉甸甸，今年中秋，有些人感叹吃不起肉了。去年的物价上涨始自丰收时节，今年又是多年来难得的风调雨顺，可一年前涨上来的农产品价格再也没回落。好的一面是有了去年中秋国庆的高基数，今秋的CPI数字不会太难看；可长期观察，工业化国家农产品涨价是大趋势，高物价几乎是一条不归路，很难逆转。

有一位广州市民向省领导抱怨，家庭月薪1.8万元却吃不起肉，结果招致网民一致奚落，称之为“矫情”。但在同为东亚资源紧缺的国家——韩国，那里的年轻人的确是“买得起车，吃不起肉”，原因是那里的汽车价格是国际化的，可农产品却受到政府补贴和关税保护，价格奇高，一斤牛肉合到几百元人民币。可若倒退几十年，韩国的农产品价格是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上世纪50年代，韩国的大米价格仅是国际市场的一半，现在则是六七倍。

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工农业的关系有规律可循：先是以农补工，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工业生产积聚资金，但随着工业化的深化，会进入一个转折期，国家为保障工业化的顺利稳定，通常会重视农业的基础作用，以工业利润反哺农业。转折期的反哺政策目标以增加农产品产量为中心，突出粮食的安全地位，反哺力度不大、范围较小，形成点状支持。一旦渡过了这一“初级阶段”，为彰显社会公平，增加农民收入便成为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一时期是大规模以工补农阶段，农产品价格只会更飞速地上升。大规模反哺期，政策手段丰富多样，资源短缺型国家和地区努力提高土地经营规模，资源富裕型国家开始保护生产能力。

工业反哺农业比较典型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其中只有美国是资源富裕型国家，其余均是资源紧缺型。按这些国家的经验，大规模反哺发生在工业化中期和后期。还是以我们相邻的两个东亚国家为例，日本是在上世纪60年代，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了这一阶段，通常的办法是由政府高买低卖，或者对农产品价格提供支持，或直接补贴农户。1980年，日本纳入价格支持的农产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80%。在一系列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日本国内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1986年国内生产者价格平均高出国际市场173%，大米、小麦、大麦、牛奶分别是国际平均价格的6～8倍。1986～1988年，日本平均每年用于市场价格支持的开支达到农业总产出的90%。

工业化进程中的韩国，农业补贴政策调整与日本十分相似。起初，为解决连续困扰国家发展的食物供给问题，尤其是大米的自给问题，政府连续4年大幅度提高大米收购价格，同时，政府对购置农业机械的农户给予低息贷款补贴，对化肥、杀虫剂等投入品采取政府购买、低价销售的方式予以差价补贴。随后又实行农田直补等多种政策，结果，1955年韩国国内米价仅是国际市场的56%，1970年开始超过国际价格30%，1993年大米支持价格更是达到国际市场的9.51倍。不仅是大米，猪肉、牛肉、牛奶等也是价格支持的重点产品。于是，1995年韩国农产品名义保护系数平均为3.44，这意味着，国内生产者获得的支持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244%。

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正处在工业化中期。1960年日本人均GDP500美元，1980年韩国人均GDP2000美元，但按购买力，基本相当于当前的4000～5000美元。以此为尺度，我国正处在大规模反哺农业的边缘。而纵观我国的农业政策，也正与这样的发展水平相合，已跨过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期，正在逐步向大规模反哺期过渡，但到全面、大规模反哺期还有差距。在西方，近年来农业补贴有所下降，但那是对过激的农业保护政策的矫枉过正。200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4个成员国的农业补贴达1820亿欧元，农业补贴率，即补贴占农业收入的比例为22%，而在1986年农业平均补贴率曾高达37%。补贴结构也有所调整，由过去的市场保护过渡到现在直接给农业生产者发放补贴。尽管发达国家认识到市场保护的弊端，更多地倾向于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但对于资源匮乏型国家，价格杠杆仍是最重要的农业增收手段。

如果说中国的消费者还有享受到廉价农产品的机会，希望便寄托在政府以工哺农的路径选择上，价格补贴会导致物价奇高，直补则会弥补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收入不足，同时带来相对低廉的农产品。可问题是，资源型且先发国家，倾向于直补，这样既增强出口竞争力，又因为农业人口少而相对可行；而资源紧缺且农业人口尚未充分转移的东亚国家，似乎只有市场保护一条路。■（文 / 邢海洋） 吃不起三农农产品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