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历史的一生

“多波段收音机”

相比于他人“百科全书”的称赞，李学勤更愿意将自己比作“多波段收音机”，往左一拧是中波，往右一拧又到短波，可以随时进行各种调换。刘国忠是李学勤的学生，1994年开始跟随李学勤读博。那时候，李学勤还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任所长，他喜欢把学生叫到家里来上课。

刘国忠和另外两个师兄弟，三个人每周三下午就从建国门的社科院宿舍坐车到李学勤家里上课，每节课时间有三到四个小时。刘国忠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另外两名同学则在不同的领域。每次，李学勤先跟他们讨论一下最近的研究进展，学生随时提问，随时回答。刘国忠说，那时就可以看到先生前一分钟在从事甲骨学的阐释，而后一分钟就可以马上转入对清代学术的探讨。“他能随时随地钻进冷僻深奥的研究中去，又能随时随地走出来，了无滞碍。一个人，如果研究面很广，必然会在精的方面受到影响和局限，但李先生不一样，他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一流的成绩。”刘国忠告诉本刊记者。

讲课就是在李学勤的书房里。刘国忠说，李学勤有个习惯，凡是用的书，都放在手边。用不到的书，家里没地方放了，就全部捐给历史所。李学勤酷爱读书，他的大学同学钱耕森读书时曾到李学勤家拜访，他还记得，李学勤的书房四壁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古今中外的名著。“它不像一个低年级大学生的书房，倒像一个研究生，甚至是大学老师的书房呢！”

李学勤出生于1933年。他4岁开始记事，当时正逢“卢沟桥事变”。他还记得在街上见过宋哲元部的二十九军，还记得他们军服的颜色。他的父亲在协和医院饮食部工作，任副主任一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住在金宝路东端的李学勤家怕被轰炸，他们就去协和医院附近父亲的工友家避难——协和当时属于美国管理，日本人不敢轰炸。到现在，李学勤还能回忆起母亲背着他爬战壕，抬头能看到日本飞机的情景。很多人都离开北平去避难，清华、北大也南迁昆明。李学勤的父亲因为工作，不能离京。他们的家也被管制了起来，“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日本兵过来看看”。

这一系列的动乱并没有阻挡李学勤读书的热情。他没钱买书，家旁边的丹桂商场聚集了不少书店书摊，他就去那里看书。远处的隆福寺和琉璃厂是北平古旧书业的中心，李学勤没钱坐车，只能步行去，从西琉璃厂的商务印书馆开始，直到杨梅竹斜街的中华书局，有足够的书店可以逛。他只买旧书，看完了再来卖。去得勤了，店主、摊主都与他熟了，称他为“刘学生”，“我想要什么书他们都帮我留心”。

李学勤是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的，班里只有8名学生，李学勤和钱耕森同龄，班里最小。钱耕森记得，当时的李学勤人瘦长，背略有点弯，一头黑发浓密柔软乌亮，梳成一个分头，面庞瘦长，两个眼睛挺有神。

钱耕森还提到，大一时文学院有一门必修课是“中国通史”，是历史系丁则良老师开的，丁则良曾是杨振宁的古文老师。丁则良讲课很认真，有时候还要看学生的听课笔记，并会给学生写评语。有一次，丁则良在李学勤的听课笔记本上批了一行字：“以后听课笔记不要再用文言了，而要改用白话文。”这个时候，钱耕森和同学们才知道李学勤能当堂把现代汉语讲的课，边听边翻译成古汉语记录下来，“不简单”。

李学勤来清华，原本是为了寻找金岳霖。金岳霖是国内系统介绍数理逻辑学科的第一人。李学勤喜欢符号学，中学时就读过金岳霖的著作《逻辑》。这本当时中国大学的逻辑教材，有一章叫作“介绍——逻辑系统”，就是讲述数理逻辑基本知识。翻开书本一看，全是不认识的符号。李学勤着了迷，后来有位老师告诉他“金先生在清华大学哲学系”。

然而课只上了一年，他就遇到了高校院系调整。调整的目的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实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教育”，培养一批国家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清华的文、理专业，或被调出到北京大学、天津大学，或合并新组建北京地质学院、中央财经学院等，清华成了一个工科学校。原清华哲学系被放到了北大，钱耕森去了北大继续读哲学，后来成了有名的哲学教授。李学勤的人生由此开始转折，他离开了清华，放下哲学，到中科院考古所和曾毅公一起做甲骨文研究。

特殊年代的纷扰

李学勤对甲骨文的兴趣产生于1950年左右。这实际上是他对符号痴迷的一种延伸。甲骨文相关的书籍很贵，他只能骑着车到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去学习。曾毅公当时就在这里负责资料，他不仅让李学勤看已经编目的书，还将馆中特藏的书籍、拓本拿给他看——很多甲骨文碎片都没有做详细的研究，甚至没有拼成一个完整的字，李学勤做的就是，把碎片拼起来，找到它们之间的缀合。

李学勤有时会跟学生讲起这些往事。北图的馆门、存衣处、目录柜，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这些就像他抄在笔记上的资料，全都留存在记忆中。一直到去世，李学勤都坚持在纸上写东西，用小楷写在方格纸上，如有修正，就将原来的部分用剪刀剪了去，再将新的内容用胶水贴上。“有时候我们找先生借资料，他就给我们递过来两片纸，说你复印后再还给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泽文告诉本刊记者。

李学勤的成功总是让后人有些疑惑。他大一便从清华肄业，此后再未回到学校接受系统的教育，基本上依赖于自我兴趣和自学。侯外庐先生晚年撰写回忆录时，对青年时期的李学勤评价是“博闻强记，熟悉典籍”。刘国忠知道李学勤的勤奋，两人一起出差，李学勤总是随身带着研究材料，在火车或飞机上看，开会休息时也会拿出来钻研。2017年入院前，李学勤正在研究“清华简”，这是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竹简。入院后，李学勤已经没有办法书写，但他当时已经看了不少清华简的照片，就请人将他对清华简的意见整理出来，写成了两篇文章。

1952年左右，李学勤在甲骨文方面的工作，被考古学家陈梦家注意到。陈梦家是国内有名的甲骨文研究者，最早提出要对甲骨文进行“分组”，1956年出版的著作《殷墟卜辞综述》被认为是甲骨文研究方面的百科全书。1952年到1953年，文博专家郭若愚先生将殷墟文字甲、乙编缀合的文稿送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郭沫若将文稿转交给考古所处理。陈梦家看了后认为书需要再补充，像当时的考古所所长郑振铎推荐了曾毅公和李学勤，原话大致是：北京还有两个人在做甲骨缀合整理的工作，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老的指曾毅公，小的是李学勤。李学勤就这样进入了中科院考古所，这也成了他学术和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才19岁。

1955年，《殷墟文字缀合》出版。郑振铎曾评价说，该书“为研究甲骨刻辞的学者们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李学勤在接受采访时说，《殷墟文字缀合》已经被后来的一些著作超越了，不过此时的工作积累已经激发了他对甲骨分期研究的兴趣。1956年，李学勤首次鉴别出西周甲骨文，随后的数十年间，全国各地都有相应的发现，西周甲骨文成为甲骨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分支学科。

20世纪50年代，正是殷墟甲骨分期讨论热烈的时候，这既是对于出土原材料的基本整理工作，也是深入探讨甲骨文和殷商文明的基本途径。当时，董作宾已经将当时所著拓的殷墟甲骨文的时代分为武丁及以前、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陈梦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九期分法。从内容和方法上来看，两者并没有实质不同，都是按照时期进行。不过具体到早期的商朝甲骨文卜辞时期判定上，二人是有区别的。二者成为当时两大代表学派，李学勤某种程度上支持董作宾的想法。

学术界向来允许不同的声音和讨论，倘若不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反右的大背景，李学勤和陈梦家之间的关联也许仅限于助手和前辈或者同行之间的争论。1957年，向来对政治冷淡的陈梦家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这使他很快成为考古所首批重点批斗对象。同年，曾短暂作为陈梦家助手的李学勤写了一篇《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这篇文章被认为使得陈梦家接受的批判多了更复杂的政治意味。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导致陈梦家在1966年最终自杀。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学勤已经调到了社科院历史所跟随侯外庐研究思想史。在文章中，李学勤提出甲骨卜辞的“分类”和“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应该先根据字体、字形等特征分卜辞为若干类，然后分别判定各类所属年代。同一王室不见得只有一类卜辞，同一类卜辞也不见得属于同一个王室”。这后来成为殷墟甲骨新的分期学说的基础，也使得李学勤的学术生涯往前推进了一个层次。

但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李学勤对陈梦家进行了批判，他说：“陈梦家在综述中竭力鼓吹自己……这种自我标榜的态度更为我们所不取。”在《纽约客》原驻华记者何伟写的一本书里，李学勤回忆了当时撰写的背景。“评论里面我所写下的其他学术观点，那都没有问题，但那种个人化的攻击是我不想写的……”“那时我很年轻，没办法拒绝。”李学勤说在文章里他避免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我没有用过‘右派分子’或其他类似的词。我把那种批评写成了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后。”

何伟在书籍《甲骨文》里回忆了这段采访，他说当他将“为什么写这篇文章”这个尖锐的问题抛给李学勤后，李学勤并没有表现出自己预料中的反应——困扰、戒备甚至发怒，“他只是看上去很疲惫，眼袋沉沉地挂在眼睛下面”。评论发表后，李学勤很少再见到陈梦家。到了60年代初期，才偶尔在考古研究所碰到他。他不敢去打招呼，因为感到内疚。“我想人们是理解的。很久以后，陈梦家已经去世了，我仍然和他的朋友有联系，有时我会见到他的妻子。他们从来都没有骂过我。我想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李学勤告诉何伟。

1995年左右，李学勤去台湾做演讲，演讲的照片登在了台湾的报纸上。之后有两个同他要好的高中同学通过这个讯息辗转找到了他，他们在1948年考上了国民党在上海新办的国防医学院。李学勤对军事不感兴趣，就没有去考。1948年国民党退踞台湾，两个朋友也跟着去了。刚开始，三个人彼此间还有通信，后来联系就断了。直到47年后再见面，李学勤才知道，两个人一个在台湾最好的医院工作，一个则去美国读书，成了教授。“一个人的命运和时代分不开的。”李学勤在回忆中如此感慨。

李学勤一直想做比较文明史的研究，他想把中国古代文明和外国古代文明进行比较，从而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评估。李学勤设想，从古希腊罗马开始研究，进而是古埃及。这些需要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史、外国文明有充分的了解，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要学会两到三门语言，还要再会三个文明的古代语言。李学勤说，这曾是他的梦想，他也一直想沿着这条道路去走。但可惜遇到了十年动乱，耽搁了下来。

为古文明断代

即使只比李学勤小了4岁，李伯谦还是称李学勤为“前辈”。上世纪90年代，两个人一个在北大考古系工作，一个则在社科院考古所，彼此知道，却没有工作上的交集。熟悉起来是在1996年组织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李学勤任组长，李伯谦和另外两个首席科学家任副组长，两个人整天一起开会。李伯谦告诉本刊，李学勤当时已经是社科院历史所的所长，既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且研究涉猎知识广，当组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很全面。”

建国之后，考古学迅速发展，先是中国科学院恢复了已中断13年的殷墟发掘；随后中科院和北大等队伍发掘了二里岗遗址、二里头遗址；到了上世纪70年代，大量战国秦汉简牍帛书又被发现，代表性的即为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这些重要发现开始促使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研究者等去思考一个问题，即中国什么时候才有国家，什么时候进入文明的？“当时学界已经组织了一系列的研讨会，但比较分散，规模也小。”李伯谦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中国的确切历史年代只能推到公元前841年，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年就是这一年。

此时，恰巧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从埃及等地出访回来，他说别的国家博物馆门前关于国家起源都有详细的年代划分，中国能不能用科技的手段来测一下年代。他先是在专家内部组织了一个小型研讨会，李学勤和李伯谦都参加了。讨论的结果认为要从在中国古代文明兴起和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夏商周的年代测定开始。

夏商周断代工程由此成为我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整个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这是国内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跨学科门类的合作研究。

从1996年开始，在李伯谦的印象中，他与李学勤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讨会上度过，开会的地点有时候在北大，有时则在社科院考古所附近的宾馆。断代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以“武王伐纣”年代为例，海内外学者已有44种不同说法，年代的范围就有112年的跨度。为此，研究的推进并不容易，“学者们来自不同的单位，经历不一样，观点上又有交锋，有时候开着会就能吵起来。李学勤胸怀很大，他能听不同的意见，也给学者们充分表达意见的时间。他本身就是甲骨文研究的权威，遇到分歧，也会耐心地听完”。

李伯谦说，一般情况下，李学勤会让学者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先去研究，然后再拿回会上讨论，如果意见实在相左，就在研究报告中将几种意见都列出来。“李学勤做学问是非常认真的，实事求是。”社科院院士刘庆柱也提到，在交流学问时，他曾建议年代学应该搞宽一点，在标明年代时用“约”，李学勤也听取了这个建议，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报告把夏代开始的时期表述为“约公元前2070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政府支持的，整体投入在2000多万元，这是文科学科有史以来获得最大支持的一个项目。2000年10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政府支撑的背景让工程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外国学者的质疑，从2000年开始，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不少人认为学术成果是“投票投出来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蒋祖棣甚至撰文提出，从研究方法上说，“只有68.2%的可信度”。

“学术成果当然不是投票投出来的。”李伯谦说，工程刚启动时，他跟李学勤也担心项目会受到政府主导的影响，便在一次与宋健的见面时直接表达了压力。“宋健他们说，我们只负责帮你们筹钱和联系，其他的你们自己做决定。”

辩论的一个核心争议点是夏朝是否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认定夏代的存在，还在此基础上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学者持质疑态度：一直以来，商朝都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而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怀疑者认为，“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这一讨论直接促进了后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此展开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进一步探讨和考证。

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组长，李学勤又一次被推到了浪尖风口上。“他不把这些言论放心里，也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这些事情，他很大度。”李伯谦告诉本刊。另一位学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将对国家工程的质疑，全指向一个人也是不合适的”。该学者告诉本刊，仅从考古学的发展来说，工程开启后，碳-14测年的方法在考古领域全面运用，直接促进了考古科学化的问题，“之后你再进行考古研究，都要对整个地层进行系列的测年，而不是只测某一个单一发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曾在历史所担任副所长一职。在调到历史所工作前，他就听许多人在背后议论过李学勤，有人说他太忙于自己的研究，舍不得花费精力帮别人的忙。但到了之后，辛德勇却发现，事实恰恰相反，许多人评项目、评奖，李学勤都会帮忙写推荐、评语、序言，“几乎来者不拒”。

辛德勇说，李学勤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有一次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即将召开评审会议，评学术研究成果奖。李学勤和辛德勇闲谈中提到历史所一位专家的一项研究成果，李学勤说：“德勇啊，我真佩服某某，那个问题，总共也就那么几句话的材料，他竟然写成了这么厚一本书？你说他是怎么写的呢？”

2003年到了清华之后，已经70多岁的李学勤仍在为学生上课，这一直持续到了2011年，学校考虑他身体的因素，才取消了他的课程。李学勤讲课旁征博引，十分有趣。“他讲课从不用PPT，讲铜器铭文时，他就把要讲的内容抄在黑板上，一句句地讲，同时将与之相关的内容全都讲一遍。”一名曾经听课的学生告诉本刊，北大、首师大、人大等外校的学生都来。课程是上午9点开始，隔壁北大的学生都要7点钟就出门去占位，来得晚的只能从隔壁教室搬凳子，坐在过道里，有的则只能坐在走廊里。有一次人太多，还惊动了保安室。“我记得有一个山东的学生，每次提前过来听课，听完再回去。我自己也会把时间余出来去听课。”王泽文告诉本刊。

李学勤曾撰文说，他希望通过与学生的探讨，告诉学生哪些研究是最前沿的，当前的研究存在什么问题，“但我不会告诉他们怎么做，还是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去选择，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专业之外提高自己的判断能力，没有判断力就不能形成一个精神世界”。当年读书时，李学勤不怎么住校，总要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到学校念书。再回到清华，路程少了许多，他就住在清华北门和欣苑，一辆黑色永久骑了许多年，直到学生们劝他“横梁太高，危险”，他才换了一辆小型的自行车。如今，校园的学生们再也见不到这辆停在教室门口的自行车了。 读书商朝考古陈梦家李学勤甲骨文李伯谦出土文献文化刘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