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的家庭影像诗

私影像

去过陆庆屹在北京的住处才更能理解他的电影《四个春天》。

三年前，他和哥哥陆庆松租下顺义区一户农家院。他们雇了两个工人，用电镐凿了三天，敲碎一尺厚的混凝土，挖出一块20多平方米的土地。两人又亲自动手，刨坑、翻土、撒种、施肥，造出一个小花园。空地上立起了爬藤架，一个春秋过去，爬藤架上就缠缠绵绵地绕满了枝叶。架子下摆了桌椅，天气好的时候能坐在院子里吃饭、喝茶，傍晚望天，头顶总有群鸟飞过。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中药柜有了新用处，哥俩把药柜抽屉错落地拉开，塞进盆栽的花草，没过多久，柜子里就热闹起来了。院子里的生命少数是被精心照料着的，大多野蛮生长，时不时会给点惊喜。去年，院子里的樱桃树结了果，只有一颗，陆庆屹高兴，给朋友打了电话，朋友听了也兴奋，第二天就打“飞的”从广州过来，几个人分吃了这一颗樱桃。

我去那天，运气不错，赶上了北京连日高温后最清凉的一天。坐在这不过三年历史的小院里，我仿佛看到了《四个春天》纪录片里的影像，在贵州独山县的家宅里，陆庆屹的父母也是这样生活着的。

2016年，陆庆屹开始剪辑《四个春天》。眼前是250小时的拍摄素材，光看素材他就花了两个多月。“我给自己设了个闹钟，每天工作不能超过16个小时，这样才能打持久战。”很多看过《四个春天》的人都以为，姐姐陆庆伟的去世是整个家庭的大变故，同时，也让陆庆屹找到了电影的结构，所以他才停止拍摄，进入剪辑阶段。“其实不是，2016年，我爸爸的身体明显大不如前了，我就想赶快把片子做出来，让爸妈都能看到。”陆庆屹说，一开始把镜头对准自己的家庭时，他从未想过片子有朝一日会得奖，会走向大银幕，“只想留个纪念，就像我爸爸（上世纪）90年代就用DV拍我们全家一样”。

作为一部私影像作品，《四个春天》拍的是陆庆屹一家的故事。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父亲陆运坤是退休中学老师，个子不高，人到晚年还一身书生气。闲时侍弄屋子里外的花花草草，还有那几条大锦鲤。老爷子会乐器，虽不精，但吹、拉、弹的物件都能摆弄几下。母亲李桂贤是那种典型的乐天派，整日嘻嘻哈哈，歌不离嘴。她有双巧手，春节熏腊肉、香肠，一个人置办满满一桌子菜，家里的大小用具，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动手。

陆家三个孩子，姐姐陆庆伟是80年代的大学生，遗传了母亲开朗乐观的性格。哥哥陆庆松是旁人眼里的神童，10岁就被选去北京学音乐，19岁已经大学毕业，进了清华大学当老师。导演陆庆屹是全家最小的孩子，也最让人操心，从小混在街头，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还曾离家出走，从贵州一路浪迹到北京、沈阳，最后熬不下去投奔姐姐，这才回了家。中学辍学，学过画，做过编辑，挖过矿，开过广告公司，最后靠摄影为生。

陆庆屹的镜头里处处是这个家庭琐碎的生活，父母一起熏腊肉、香肠，玩玩乐器，踩踩缝纫机，为一日三餐忙碌，偶尔爬山远足，和来访的亲戚唠唠家常。

乍看起来，陆家和千千万万的家庭没有分别，但看完《四个春天》就会发现，这个家庭的平静、和谐是中国家庭里少见的。

《四个春天》里有很多看似平凡却很少见的画面。镜头架在并排的两个房间前，父亲与母亲各自坐在两个房间里，一个在干针线活，另一个在鼓弄乐器。母亲不小心割了手，却没皱半下眉头，只是咯咯笑个不停，嘲笑自己笨手笨脚。父亲一把年纪，却自学了音乐编辑和视频剪辑软件，吹拉弹唱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坐在电脑前制作音乐和视频。平常人家的生老病死，这个家庭都经历了，之前还过了几十年穷日子，但没人把这些磨难写在脸上。“我从父母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不抱怨。”陆庆屹总结。

制片人赵珣有个忘不了的瞬间。当时，他们邀请哥哥去家里讨论《四个春天》的作曲，哥哥虽然19岁就进了清华教书，但受不了体制约束，早早辞了铁饭碗，和弟弟陆庆屹一样，闲云野鹤般活着。闲聊时，赵珣问哥哥“家里谁学习最好”，“哥哥特别平静地说是陆庆屹，语气里没有半点弟弟早早退学的惋惜”。赵珣觉得，这个家庭没有中国人身上惯有的焦虑，好像怎么活都是最对的，世俗价值在他们那儿从来都不是问题。“这可能是《四个春天》更值得被普通人观看的价值。”赵珣说。

从零开始学电影

看电影名就知道，《四个春天》讲的是这个家庭四年间发生的事，“四个春天”也是导演结构电影的方式。

在把全家作为拍摄对象前，陆庆屹只是个图片摄影师，从没拍过视频，除了在构图和对相机的熟悉程度上强于普通人，他没有半点优势。身为摄影师的职业习惯还常常扰乱他拍视频的节奏，“时不时就停下来拍几张照片，影像就不连续了”。

拍摄是从2013年春节开始的。2012年底，陆庆屹攒够钱买了一台尼康D800相机，他想给全家人拍些家庭视频留作纪念。这在陆家不是一件新鲜事，上世纪90年代，陆爸爸得到一台手持DV，从那时起，他就经常举着机器到处拍。后来在《四个春天》里出现的家庭聚会、爬山、父亲教师生涯的最后一堂课等影像资料都是陆爸爸早年亲手拍摄的。

因为没考虑公开放映，陆庆屹一开始的拍摄很随意，“想把他们的表情、动作纪录得清晰些，大部分镜头都贴得很近”。哥哥看弟弟在拍，自己也掏出小卡片机跟着拍，在最早的那批素材中，很多镜头里都有哥哥举着相机的画面，“根本用不了”。

最近几年，陆庆屹的工作一直很自由，有邀约时就去拍照片，没有就闲一阵子。相比哥哥姐姐，他花了更多时间待在家里。“通常是年前回去，待到油菜花开之后，两三个月。”除了纪录父母的生活，陆庆屹还很好奇，孩子们离家后，父母的状态是怎样的。“以前会回避这个，不敢想，拍片子就得面对。”留在相机里的离别后场面比他想象中轻松，“那种空荡荡的感觉肯定有，但就一阵子，父母比我们还懂得调节，有时反倒是自己太陷入情绪了”。

陆庆屹说，早期拍摄时，他把更多关注点放在了有仪式性的家庭活动，还有整个独山县的社会生态上，后来，这些素材大多没有出现在电影中。

随着拍摄的深入，陆庆屹越来越关注父母与土地、与自然的关系，那也是这一家人生活平静的根基。

拍到第三年，家里发生了大变故。姐姐陆庆伟生病去世，整个家庭陷入悲痛。电影里，姐姐生病和去世的画面并不多，不过住院、回家休养、葬礼这三四场戏，导演的拍摄和剪辑极尽克制。“拍自己家里，最不想出事。”回忆起这段痛苦经历，陆庆屹感叹母亲的伟大，“我在灵堂里几乎哭晕过去，醒过来她和我说，你要么拿起相机拍，要么帮忙拿个花圈，人走了，我们的日子还得照常过”。于是，他重新拿起相机，拍摄了后来那些出现在电影里的画面。

这不是陆庆屹期望的，但姐姐的离世的确成了《四个春天》最大的转折。

素材积累了四年，2016年，陆庆屹在顺义的院子里开始了漫长的剪辑工作。他甚至不会使用剪辑软件，买电脑时，他让工作人员帮忙装了软件，又去书店买了本软件使用教程，回家独自研究。“边剪边学，有搞不懂的就去网站、公号里找解决方法，那些文章通常都会推荐很多书，我就买来看。”

前后剪辑了一年半，电影从最初的五个多小时缩减到两个小时，社会生态和围绕在整个家庭周边的邻居、亲戚几乎都被删减掉了，留下的只是父母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这个家庭与自然、土地的关联。

走向大银幕

《四个春天》制作完成后的第一场放映是陆庆屹的艺术家朋友帮忙联系的，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当天，他把爸妈也带去了。“电影能放给他们看，我就达成心愿了。”陆庆屹说。

制片人赵珣是在年初的第二次电影放映上见到陆庆屹的，在那之前，他们是多年的网友。“饭叔（陆庆屹）是豆瓣红人，有五万多粉丝呢！”赵珣调侃说。而她自己是电影学院的老师，也写过不少剧本，是当时饭叔眼中的专业人士。

看《四个春天》前，赵珣就觉得，这电影应该不会差。“完全基于对导演个人的判断。”赵珣觉得，陆庆屹的画面能力不弱，文字能力很好，拍的又是自己的家庭，这样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家庭故事一定是敏感、细腻的。

“看完更觉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当时，赵珣看的是陆庆屹独立剪辑的版本，收音用的是D800自带的话筒，噪音很大，颜色、声音，甚至一些剪辑点都有待调整，作为一个电影产品，当时的《四个春天》在技术指标上还有距离。“几乎没思考就决定了，我想和饭叔合作，把电影往大银幕的方向推进。”离放映厅十几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咖啡馆，赵珣和陆庆屹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很快达成共识，没过几天，就签了合同。

作为电影学院的老师和电影从业者，赵珣看好《四个春天》。“提炼日常是门高级的技术，很多人在拍，但都很难公映。《四个春天》是这类国内纪录片里最可能走进院线的。”赵珣关注纪录片，也常在课上给学生推荐很多国内纪录片导演和他们的新作品，其中很多都是私影像，但这些作品大多矛盾激烈，或调子灰暗，或触碰禁忌，很难被更多人看到，“而《四个春天》难得的正面和温暖”。

片子到了赵珣和团队手里，他们又花了很长时间进行二次剪辑。“第一次剪掉了15分钟。”原片里真正被剪掉的内容很少，大多是重新调整了剪辑点，有些叙事性的段落变成了蒙太奇段落。“比如老人屋顶吹蒲公英的片段，还有一些类似的，调整之后电影的抒情性提升了很多。”

赵珣和陆庆屹的合作遵循一个原则，这是陆庆屹私人化的电影，他投入的情感和精力最多，哪些东西能动，哪些不能，最后要由他决定。“所以后来又找回来7分钟。”赵珣说，像爸爸在山顶唱歌的段落，她们技术性地认为底噪太大，删掉了，但陆庆屹觉得，那段很重要，所以就拿回来了。

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赵珣一次次重看《四个春天》，更感到这电影的难得。“纪录片最难的不是那些技术指标，而是现场把控能力和影像上的精准，这些饭叔都是一流的。”赵珣很想在课上和学生分享一个镜头：当时，妈妈出门送哥哥走，常规的操作是，摄影师、导演跟着走的人拍，但陆庆屹没有动，他站在那里等，“果然，妈妈又出来了”。

算起来，几乎只是在处理姐姐去世的段落上，赵珣团队和陆庆屹有过一些争议。“饭叔要求镜头删减再删减，有些地方我觉得剪得太紧了，但他坚决要剪掉。”赵珣理解陆庆屹的心情，但有些事她也决定不了，《四个春天》里用的是方言，电影审查时，官方要求给姐姐葬礼上的丧歌加上字幕，“他一听就生气了，说自己也听不懂，坚决不加”。

但过了没两天，赵珣收到了陆庆屹发来的普通话版歌词，“是他找妈妈帮忙听的”。

每部纪录片都有属于自己的宿命，眼前的《四个春天》用更有波澜的方式结构了电影，但在赵珣看来，即便不触碰生死，《四个春天》依然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可能不是现在的样子，也许是个偏喜剧的故事，它总能找到被讲述的结构。重要的是，电影里那些日常和对生活的爱，那才是最能让人感动和共情的地方。”赵珣说。 陆庆屹四个春天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