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之地：乘火车穿过西班牙北部的山海

“没有这趟航班。”马德里机场值机柜台的小姑娘在电脑屏幕上捋了一遍，摇摇头很笃定地说。

“请问去圣地亚哥的航班在哪里？”我们拦住机场的地勤人员，举着出发前确定好的电子行程表问。

地勤人员先是和值机小姐一样摇头。但我们坚持不懈地扬着手机里的行程单，像举着某个铁证，要求搭乘那趟必定存在的圣地亚哥航班。她看看我们的手机，再转头仔细检视机场通报航班的电子大屏幕，突然恍然大悟地说：“哦，是Santiago，不是San Diego。”

在中文世界的发音里，有至少三个一模一样的“圣地亚哥”：一个在南美，安第斯山脉间的盆地中，智利共和国的首都；一个在北美，太平洋畔，美国加州的海滨城市；还有一个——如果我们能说完整它的名字，那怎么都不会将它和其他的“圣地亚哥”混淆起来。它就是独一无二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圣地亚哥-德-孔波斯拉古城），朝圣之路的终点。每年有至少30万人从世界各地赶来，翻过比利牛斯山，穿过西班牙境内的乡村和城市，最终抵达圣地亚哥——德孔波斯拉古城，这个传说埋藏着耶稣门徒圣雅各遗骸的古城。他对西班牙乃至天主教特别的意义在于，他曾经是西班牙从阿拉伯人手中收复失地的保护神，也是天主教在伊比利亚半岛战胜伊斯兰教的精神图腾。据说，公元820年左右，一位虔诚的隐居者在星象指引下确定了圣地亚哥古城内的圣雅各墓地，当时圣地亚哥还属于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国王阿方索二世在这块神圣的遗址上建造了教堂，从此朝圣者纷至沓来。

最早走上这条路的，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头戴三角帽，身披斗篷，无论帽子还是斗篷的双肩上都绣着扇贝壳，手里持根牧羊棍，棍子的一头还系着一个装水的小葫芦。传统的朝圣之路始自法国，总长779公里（官方数据，但徒步者的实际体感往往超出这个距离），单靠脚力得走一个月左右。在1000多年前，也就是朝圣之路诞生早期，比利牛斯山区和伊比利亚半岛内陆尚没有今天这么通达的交通网络，沿途也没有密集的村庄和城镇，徒步者经常要在荒野中前行，不仅要经受风雨雷电的考验，也可能遭遇盗贼匪徒的袭击，这么长距离的徒步是极大的冒险。我们这次下榻的圣地亚哥国营古堡酒店（Parador Nacional de Santiago de Compostela），是世界上年岁最长的酒店。它的前身其实是一所为朝圣者准备的医院，用于医治那些在朝圣路上受伤甚至生命垂危的教徒们。酒店花园回廊的墙壁和石柱上，还保留着一些医院初建时收治朝圣者的画像，让这个华美的空间里同时回荡着历史的质朴厚重感。

但在今天，朝圣之路的宗教意义已经不那么强烈，走在路上的人们也不全是虔诚的教徒。每个对自己生活有所疑问，或者想跳出技术、资本和机器规定的生活路径的现代人，都可能在这条路上或长或短地走上一段。他们带着自己对生活的焦躁不安和举棋不定上路，想通过徒步这种最古老、物质要求也最低的行走方式，消耗掉因为现代生活的便利和舒适而累积的种种无力和迷茫感，获得某个关于生活的答案，或者某种对生活的信心。这种信心只有刻意让自己的身体受点最纯粹的皮肉之苦才能得到。即便是那些没有明确所求，仅仅只是想活动一下身体，看看南欧迷人风光的游客，在凭脚力抵达终点，看到古城广场上的圣地亚哥大教堂时，多少也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抵达感。通过行走，孤独的现代人成为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就像一滴水汇入洪流的瞬间，获得力量与归属感。这些都是我的想象——2024年7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抵达圣地亚哥古城广场，看到精疲力竭但兴高采烈的徒步者们时的感受。广场上满是刚到古城的徒步者（也有一些骑行者），他们从广场一角的拱门下唱着歌拍着手进入这个神圣空间，肆意躺倒在被阳光晒得有点发烫的石板上。拱门下，迎接徒步者的风笛声响个不停，尖利但又确实振奋人心。歌声掌声和抵达者们此起彼伏的行动声笑声，让广场像口被柴火炙烤的热锅，一直咕噜咕噜散发着浓稠热烈的气息。

但我无法加入这个狂欢。圣地亚哥-德-孔波斯拉古城不是我这趟旅程的终点，而是起点。我们从北京出发，到达马德里机场后，便直接转飞到这里。除了10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和机场“没有圣地亚哥”的小插曲外，我还没有经历任何旅途的磨难，就突然空降到了这个本应历尽千辛万苦才可以到达的广场。站在融合了罗马风格、哥特风格和巴洛克风格的圣地亚哥大教堂脚下，把头仰到极限，看着雕刻繁复高耸入云的教堂塔尖，震撼之余又有点心虚，知道自己的付出还配不上欣赏这么伟岸堂皇的建筑，也难以真正理解这建筑所蕴含的浓烈情感。我试图混进徒步者们的队伍，学着他们粗犷的样子，半躺在石板地上。身边是刚到达广场的一家人，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幼童，其中一个还需要挂在男主人胸前的背包里，旁边是两条牧羊犬。它们也跟着主人刚完成自己的朝圣之旅，可能是累了，也可能识破了我并非真正徒步者的身份，它们只温顺专注地耷拉头趴在地上，丝毫不理会我热络讨好的目光。

欧洲的夏天很长。从沸腾的广场上退回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0点，但日光仍然没有完全消退。西班牙一般下午5点到傍晚8点是午休时间，之后便是一天中最精彩的时段。粗粝的石板街道边，中世纪古堡式建筑的空隙间，一个一个酒吧亮起彩灯，玻璃杯里的酒水荡漾着霓虹的颜色，朝圣者们换个地方，开始新一轮庆祝。

我的房间在古堡酒店的深处，与外面的世界隔着一整排原本是朝圣者病房的古老房舍，以及一个四方形的小花园。花园中心立着一尊石刻雕像，暗绿色的植物环绕周围，日光失去热度，渐渐稀薄，花园内弥漫着一种昼夜缓慢转化时的质朴和温和。我拉上了窗帘，把日光和庭院外热闹但我无法参与的世界关在窗外，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等窗帘外的世界慢慢转黑，再重新亮起时，我的旅程就真正开始了。我这次的旅行线路和朝圣之路也有些关系。通往圣地亚哥的长路，最传统的一条起点在法国南部小镇Saint Jean Pied de Port，从这里出发，翻越比利牛斯山区，进入西班牙境内，因此也被称为“法国之路”。后来，一些不愿意随大流的徒步者在西班牙最靠北的地区蹚出好几条支线。2015年，有4条北方的路线跟“法国之路”一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我这次要走的“海岸之路”就是其中之一。路线沿着圣地亚哥古城和法西边境的圣塞瓦斯蒂安间的海岸线展开，一路上能看到种类极为丰富的海景。

更有意思之处在于，这是一趟火车旅行。列车名为“坎塔布里亚穿越号”，曾经是从莱昂到比斯开湾窄轨铁路上的运煤列车，100年后于1983年改为旅游专列。每节车厢就是一个房间，分为卧室、起居室和盥洗室三个空间。蜂蜜色木板铺设地与墙，同色系丝绒窗帘，纯白窗纱和床品，有一种与火车旅行相匹配的优雅古意。面朝窗户的淡黄色绒布长沙发，靠窗的小木桌椅，让人即便在方寸空间里，也有好几个舒适的位置，一抬眼就能细细观看车窗外的风景。但对我来说，这趟旅程最特别的地方是，我参加了一个国际旅行团。几乎每节车厢入住客人的国籍都不一样。安德森是瑞典一家知名旅行杂志的创始人，喜欢穿松松垮垮的亚麻衣服，踩一双有点破边的勃肯鞋，背有明显磨损痕迹的北极狐双肩背包，花白的头发略显凌乱地飘在前额，但因为温和的眼神和不慌不忙的仪态，让他总有一种老绅士的体面气度。Bjorn则是一位挪威壮汉，无论发型和身形都酷似好莱坞动作明星强森。初看让人望而生畏，但熟悉一点之后，他会把团友引到路边，拧下路边某种野草，介绍它的气味和烹饪用途。Bill来自美国，是一位脱口秀DJ。他说自己既不买车，也不买房，只是跟随季节的变化，去最适合的地方，过最舒适的生活，因此也省下了一大笔置业和维护不动产的费用。“所以我很有钱。”在旅行间隙的聊天中，他以一种脱口秀演员的幽默“炫富”。墨西哥人Artoro是一本国际知名旅行和食物杂志的作者，他可能是这个旅行团中少有的年龄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但也可能是地理和美食知识最丰富的人。每顿饭的食材、烹饪方法，甚至餐前或者餐后酒的功效，他都能说出个门道。

和这些见多识广的男性比起来，更让我感觉亲切的是旅行团中的女性。她们都年过半百。“坎塔布里亚穿越号”是豪华旅游专列，费用不菲，能负担得起的游客大多都有多年积累。Caralina来自阿根廷，已经是几本游记的作者。她身材瘦削，但精力过人，总是背着摄影包健步如飞，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观察环境和与当地人交谈的机会。Merike Hark是瑞士人，有浓厚的日耳曼人特质，身材高挑，腰杆笔直，神情严肃骄傲，任何时候都抬头挺胸，有睥睨一切的女王气息。她说自己的家距离我们要走的这条海岸线不过两个小时航程，所以这趟一个多星期的旅程，她只随身带了一个双肩背包。因为她挺拔的外形和洒脱劲儿，我以为她顶多50岁左右，没想到实际已经72岁。她说自己的名字是上世纪中期欧罗巴大陆很常见的一种名字，大概就像我们母亲一代常用的“淑芳”“桂芬”之类。76岁的采华来自巴西，却有一个中国名字。她说自己的父亲是从上海去巴西的华侨，重男轻女，但也给了她很好的教育。因为从小被父亲送到欧洲读书，她能讲法语、意大利语、巴西语和一些英语，现在还在学习汉语，“我的中文老师告诉我，如果我能坚持每天说一个小时，我就能学好中文”。她喜欢交谈，车厢里总是洋溢着她有些沙哑的笑声。虽然圆脸上布满皱纹，却总散发出纯真乐观的气息。说到语言，这也是身处这个“小联合国”般的旅途中不得不有所感受的部分。火车公司将十几个国家的游客们按语言分成了两类：讲英语的和讲西班牙语的。以上介绍的这些人都属于英语团或者“跨国团”（两边都可以参加）成员。而作为勉强待在“英语团”里的一员，“西班牙语团”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世界。虽然从前在地理书上看到过“西班牙语是世界上使用地区最广的语种之一”这种说法，到了这个旅行团才有非常切实的感受：墨西哥、阿根廷都距离西班牙十来个小时航程，但它们都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巴西与西班牙本土也相距遥远，但采华告诉我，巴西语发音和西班牙语很像，我大概理解为官话和方言的区别。总之，那些我没有一一介绍的意大利、巴西、墨西哥和西班牙团友，在一个多星期的旅途里，除了见面微笑、点头、说早上好之外，没有其他交谈。他们在一个拉丁的世界里，热闹喧哗，但我不得其门而入。

而这边的英语世界，则主要由沉静严肃的北欧、瑞士、德国人组成。从语言学的版图上看，我和同伴Kevin的位置有点尴尬。我们的母语汉语，在地理知识上被称为是世界第一语种，使用人数超过英语和西班牙语，但在这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汉语所属的汉藏语系与英语和西班牙语所属的印欧语系可谓截然不同，机场关于Santiago发音的谬误，就是一个小小的例证。因语言而产生的巴别塔效应，在旅途中一再出现，成为这趟旅程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记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一文中曾经表达自己在美国不得不讲但又讲不好英语的感受，“说可怜也可怜，说滑稽也滑稽”，那是一种受困于非母语的“不具自明性”的悲哀。2024年这个夏天，它跟随着我，在西班牙最北部或秀美或坦荡或险峻的漫长海岸线边若隐若现，从始至终。3.三种海岸线

雨水在车窗上斜斜划出风的形状，暗绿的杂草、阴沉的岩石、灰色的大西洋像一部有些忧伤的电影长片，随着行进的列车，在车窗外一帧帧向前播放着。海面微微泛起的波纹，在无垠的天地间荡漾开去。这是坐上“坎塔布里亚穿越号”后的第一个清晨。车轮与铁轨摩擦出的摇晃感，和车窗外活动的风景，让我感觉“一段颇有些古意的旅行真的开始了”。

我们列车到达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比韦罗（Viveiro，隶属加利西亚大区）。来之前对西班牙一鳞半爪的了解，这里干燥，炎热。尤其今年夏天“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全球都遭遇罕见高温。出发前几天，北京气温也连续几天接近40摄氏度。我按照在北京的体感准备了自己的行装，带的都是非常薄的T恤裙子，没想到下火车的第一站就遭到了“刻板印象”的惩罚。

不同于位于内陆的马德里，或者毗邻地中海一侧的巴塞罗那缔造的炎热干燥的西班牙印象，西班牙北部是另一个西班牙。这里濒临大西洋，凉爽湿润，即便是七八月份，早晚都得穿着长衫。如果遇上下雨，还得换上毛衣甚至薄羽绒服。我们到达比韦伊罗的下午，天空飘起细雨。小镇沿海有一条城墙，被各式各样现代民居包裹，但依稀还能看见古城门的身影。沿着城墙外的海堤漫步，堤外就是大海，雨雾弥漫其上，阴云间仿佛有千军万马隐藏在看不清的海面上。灰暗海水和阴雨交织出的寒意，让还穿着薄裙的我从内到外瑟瑟发抖。

如之前所说，朝圣之路的北线沿着海岸线展开。但在比韦伊罗看到的海岸线，其实并不具有北部的典型性。总面积为西班牙五分之四的伊比利亚半岛，同时向地中海和大西洋开敞着广阔的海岸线，因此在世界史中，西班牙担负着拉开“大航海时代”帷幕的重要历史角色。但几条影响深远的航线，都是从伊比利亚半岛南部或者西南部出发，往大西洋的南面或者西面前进。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就是北部海岸线的险峻，它一度让北部更封闭（与半岛南部相比，北部通常被史学家认为是开化较晚之地），但也抵御了侵略，保证了这个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的自治。

我在卢阿尔卡见到了这趟北部之旅最险峻的海岸线。白色的岩石从海边凸起上百米，即便是阴雨天，雨水加海水形成的浓厚雾气，似乎也无法到达山顶。站在海岸线的顶部，遥看山脚下的大海，跟比韦伊罗触手可及的大海比，又是另一种感受：既感觉安全，又感觉人的渺小。似乎不用担心有外敌入侵的威胁，但高山和大海形成一种浩瀚的威压感，却是更强悍的统治者。

当然，只要天气得宜，这些表现严厉的海岸线会呈现另一幅温和的面貌，就像一个严肃的巨人在阳光下露出微笑。那是旅程的第二天。大巴车将我们带到著名海滨胜地瓦德欧镇的大教堂海滩（Playa de las Catedrales）。海滩不长，只有1.5公里，但沙滩上点缀着高大的石室、拱门，它们原本是海边山崖的一部分，被海浪和大风侵蚀出类似漓江象鼻洞的造型，不过体量和气势要伟岸得多。这天天气很好，透过重重“象鼻”的空隙，灰蓝的大西洋海水轻轻翻滚触碰着岩石的底部。虽然风也很大，但适度的阳光让一切猛烈的东西都变得灿烂柔和，大海、石门、沙滩都显得亲切怡人，让人想立刻沿着海边的栈道，走到山崖下。

依照海岸线的形状，一长条栈道弯弯曲曲延伸着。栈道两边是低矮但密集的蕨类植物，仿佛它们也知道，这里的主角是海水和石崖，因此并不强占风头。栈道上的游客应该有不少是当地人，牵着大大小小的狗散步。西班牙是个对狗特别友好的国家，不管在火车站、机场，还是旅游地点，任何人可以进入的地方，似乎狗也有同样的出入权。或许因为被平等对待，狗狗们也显得很淡定，没有哗众取宠的表现，既不高声叫唤宣示存在感，也没有躲躲闪闪的惊慌，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缓步和主人并行在栈道上，享受着一个生命应有的权利。看到我有些羡慕地盯着这些自由自在的生物，一位西班牙人决定要还以好意。他扯起狗绳，命令自己的狗给我打招呼。那是一条灰黄色的长毛大狗，应该原本性格沉稳，但在主人扯绳适得其反的驱使下，被迫变成一个不得不被父母要求对陌生长辈行礼的青春期孩子。任凭主人如何训斥、示范（说Hola，西班牙语“你好”的意思），朝我这个方向扽绳子，它都坚决地垂下头沉默着，不做任何情感表示。真是一条倔强又自尊的好狗。

从栈道上沿着海边的步道下到海边，半月形的白色沙滩已经被海水吞没得只剩一小湾月牙。站在高大的崖壁下，仿佛在巨人的臂弯里。赤脚站在沙滩上，海水一波一波冲刷着脚背，冰凉但充满力量，每一次触碰似乎都满含深意，像是某种召唤，又像是某种诱惑。对来自内陆、对大海很陌生的我来说，海浪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语言，但生活在海岸线总长4100公里的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人，他们一定在朝夕相处中掌握了某种海洋的语言，经年累月与大海交谈，所以才能成为“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者吧。火车上的晚餐很丰盛。西班牙北部临海，主菜多是各种鱼鲜 （Kevin 摄）4.食物

又说回到了语言。

之前就交代过，这趟旅程中，语言是一个问题。来西班牙前，我有过国外采访的经历，虽然说不上多么深度的对话，但日常交流没太大问题。所以这趟旅程开始前，让填写使用语言时，我还是自信地把“英语”填了进去。不知道是因为年岁渐长，还是疫情防控的三年，或者是这趟旅程英西双语的夹杂——很多时候导游是先说一段英语，再说一段西语。两种语言的音调节奏都非常相似，我常常在奋力跟随导游的解说却怎么也听不懂时，才发现原来导游不知何时已经转换轨道说起了西语。这种徒劳的解码反复出现几回后，我就像一只在语言海洋里扑腾的陆地生物，放弃挣扎了。一旦从心理上放弃，语言筑起的障碍就越来越明显。到最后，我连最简单的对话和问候都感觉听不懂了。

但这趟旅程的团友们，绝大多数都有丰富的旅行经验，旅途中弥漫着浓厚的对话氛围。走南闯北的旅行家们，落座时聊，走路时聊，站立时聊，大巴车开动时（有些地方需要离开火车，用大巴车把我们带到景点），人们也会跟前后左右的邻座甚至隔着过道交谈。英语和西语单词，像啾啾不停的小鸟，热烈不间断地跳跃在狭窄的车厢内。

当然，谈话最热烈的地方还是餐桌，也是一个语言跟不上趟的人最尴尬的地方。从落座开始，面包、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摆上桌面后，相邻的两个人就开始捉对“厮杀”。“今天这个地方怎么样？”“你最喜欢哪里？”“这个酒味道不错。”一个话题引出下一个话题，一句回答牵扯出另一个回答，像千层面的奶酪夹层一样，绵绵不断。在这样热烈的场合，如果闭口不言，简直就是社交“犯罪”。

作为一个无法加入谈话的“罪犯”，刚开始两天饭桌上的时光可谓度日如年。我每次都选饭桌最偏远的一个角落，尽量专注地盯着眼前的食物，希望这些无声的食物能让我显得不那么无所事事。因为一路沿海，每天都可以吃到非常新鲜的海产品：浸在奶油汁里的龙虾、青酱扇贝牡蛎，还有很多包裹在酱汁里说不出名字但确实新鲜的海鲜，它们给了我人在旅途的感受，让我不那么置身事外。

是的，食物是一个有语言“缺陷”的人的救星，是一趟旅程里少有的可以超越语言的部分。团里还有一位巴西老先生。他是圣保罗一位成功的律师，拥有自己的律所，还同时是一所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和妻子原本一直待在西语组，但有一天被健谈的妻子采华拉到了英语组的饭桌上。采华是个语言天才，会巴西语、意大利语、法语，以及她认为不够流利但可以交流的英语。但老先生只会巴西语，于是临时成了这张饭桌上的“流放者”。他坐在我对面，长桌的另一个尽头——那是就餐时的两个社交死角，盯着手机，面色严肃，和之前在西语饭桌上的谈笑风生判若两人，直到这张饭桌的话题转向食物。

这个话题的发起和主导者是Kevin。他也是中国人，但有丰富的国际旅行经验，这让他表现出一种让人惊叹的交流能力：即便没有完全听明白对方的每个词句，也能准确理解对方要表达的意思。他深谙国际交往的礼仪和方法，会耐心待在饭桌上其他团友发起的话题里，然后巧妙转化进自己擅长的领域。那天饭桌上的话题大概是从餐桌上的某道食物开始的，大家一开始在谈论这道基本材质为面粉的食物是如何做成的，很快Kevin就拥有了这个话题的主控权——他开始向大家介绍中国种类丰富的面食。“比如饺子。”他做出包饺子的姿势，“再比如包子，”他又演示捏包子褶的手势，“还有烧麦”……巴西老先生从手机上抬起头，兴趣盎然地看着Kevin，面露喜色，字节清晰地跟随Kevin重复食物的名字：饺子、包子……

在第三天晚上，我决定要跳出语言给我的精神囚笼，逃离饭桌上英语和西语的乱战，向旅行团中我觉得最友善的Caralina发出单独聊天的邀请，请她谈谈过去两天旅程中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事物，希望借助她的眼睛，告诉我那些因为语言障碍和沮丧，被我忽视掉的迷人细节。Caralina第一个提醒我注意的，也是旅途中的食物。

和来之前的刻板印象不同，西班牙北部的代表食物并不是北京的西班牙餐厅中必点的海鲜饭，而是其他做法更丰富的新鲜鱼类、炖菜，但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口感奇特的奶酪。和Caralina对话的那个晚上，我们白天刚参观了希洪和奥维耶多——阿斯图里亚斯大区两个重要的城市。这里被称为“奶酪之乡”，盛产种类多样的手工奶酪。我们连续两天的晚餐都吃到了单独切片、颜色各异的奶酪。对我来说，那些奶酪的口感有些浓烈，尤其是一种蓝色纹路的奶酪。但Caralina告诉我，这些特别的奶酪才是认识阿斯图里亚斯的密码。她提醒我回忆来的路上，山坡上随处可见的奶牛和羊群。“这里的畜牧业很发达。所以这里的奶酪是非常好的。包括受到产地保护的Cabrales奶酪。气味刺鼻的蓝纹奶酪，是用当地山区的山羊奶做的。”

还有一路上每餐都会喝到的酒，平时并不饮酒的我很难分辨出其中的区别，只能大概看出颜色不同，清澈程度也有差别。但精通美食和美酒的墨西哥人Artoro能察觉出酒中隐含的地方特质：因为北部的天气相对阴冷、潮湿，所以北部的酒味道和南部不同，有一种和天气相似的冷峻的清脆感，是独属于这里的味道，“大海和高山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5.欧洲之巅

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山峰像勃勃生长的生命体，往天空上方延伸着，塞满了整条天际线。我们的大巴车像行走在某个蜿蜒的石桶底。这是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东南部，欧洲之巅国家公园。《孤独星球》上说，这里拥有欧洲最壮观的山地风景，真正来到山前，才能理解“最壮观”的含义。蓝天和高山，既像统治者，又像陪伴者，一直挂在车窗外的高处，在阳光下既明亮又威严。

我们要去的科瓦东加，位于欧洲之巅国家公园西侧，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留下过可圈可点的一笔。722年前后到1492年，希望将西班牙统一为天主教王国的复兴力量，与渡海而来、掌控半岛大部分地方的伊斯兰势力缠斗了约800年，这一过程被史学家称为“收复失地运动”。“科瓦东加之战”与9世纪在圣地亚哥古城发现圣雅各坟墓的事件一起，被认为是“西班牙作为统一天主教王国‘复兴’”过程中的代表性事件。发生在公元722年的科瓦东加之战是“收复失地运动”的起点。那时正是伊斯兰建立的倭玛亚王朝在伊比利亚半岛的鼎盛时期。阿斯图里亚斯山区的西哥特领袖佩拉约在山中建立起根据地，对抗倭玛亚穆斯林的统治。在史学家的记载中，发生科瓦东加山区的这场战役，本身的战略意义并不大，但因为是经典的以弱胜强，所以精神价值很高，不仅荣膺“打响了基督教收复失地运动第一枪”的称号，还创造了在圣母玛利亚的护佑下，斩杀十几万摩尔人的传奇。但在17世纪初马格里布历史学家阿尔·玛卡里的研究中，佩拉约只率领了300名随从，斩杀十几万摩尔大军显然言过其实。但佩拉约的游击队在高山的庇护下，峙天险不落强敌下风，并斩杀伊斯兰军队统帅阿尔-卡玛却是实情。据说战斗的转折点就在科瓦东加的山路上。佩拉约和少数精锐战士藏身在半山一个隐秘的山洞里。当摩尔人沿着狭窄的山谷且战且上时，佩拉约率领突击队突然从山洞中杀出，冲入敌人军中造成混乱，山顶上的友军也趁机冲杀下来，对摩尔人军队形成了三面夹击。

双方具体的参战和战损数字已不可考，但行走在狭窄陡峭的山谷，让人感觉在这里以弱胜强是相当有说服力的。越往上走，山峰越高，在大巴车内得埋低身子，把头扭成水平才能勉强看见蓝天和山顶的侧影。等到到达科瓦东加的山顶，群山给人的震撼更加切身。山顶上有一座漂亮的教堂，仿佛“收复失地运动”近800年时光的回响，或者说一种堂皇的证明——天主教的神祇如今就高踞在这么浩瀚的群山之上。教堂对面，仅隔一条细细的山谷，是一面又一面如巨灵神般的峰峦。因为地势太高，即便是盛夏季节，山腰上也没有多少树木，浅绿色的薄薄植被下，厚重山体如一张张严肃的巨人脸庞，散发着巍然逼人的气息。

在通往科瓦东加山顶的路上，一向热闹的车厢内也很安静，只能听到清晰的相机咔嚓声。见多识广的旅行家们，似乎都被这奇绝陡峭的山势所震撼。当后面总结这趟旅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时，瑞典老先生安德森和墨西哥小哥Artoro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片山峰，并用一个相同的词表达自己的感受：humble（谦卑）。“一个旅途中的感受因人而异。你可以不喜欢这种食物，或者说你觉得不喜欢某栋建筑，但真正的大自然会弥合这种差异。”Artoro进一步解释，“在这样浩瀚的群山面前，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渺小，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谦卑的感觉。”

在进出欧洲之巅的山路上，我还感受到这片山体的另一重意义。山是一种极具反抗性的物质——在以暴力征战的时代，它为征服者提供阻碍，为反抗者提供庇护，以它巨大的身形维持着某种人类世界的平衡，所以才有佩拉约率300勇士打败摩尔大军的传奇。在山的介入下，强者无法恒强，弱者也有坚持并实现自己信仰的机会。而在“世界是平的”的全球化时代，山依然在逆反潮流。要在这片山区修葺一条道路（现代性的标志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到的时候，通往山巅的道路正在整修。据说已经修了两年，但因为疫情的原因，工程一直没有结束。大巴车在狭窄的单行道上弯弯扭扭，时停时进。这天是个大晴天，中午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车窗外，修路扬起的尘土和猛烈的阳光融合在一起，是一个干燥浑浊的世界。修路的工人大多是黑皮肤。道路非常狭窄，汽车通过时，他们就直起身，几乎紧贴着车身，等待这些载满游客的机器通过。他们渗满汗水的黑色身体站在灼热的尘土里，目光漠然地看着我们。那一刻，我也产生了某种“谦卑”的感觉，不仅仅因为群山的威严，还因为车厢内和车厢外的两个世界。北部之旅的前几天，大部分时间都穿行在西班牙的乡间。厚石板路、中世纪的古朴石桥、高耸的哥特式教堂、教堂中心花园，甚至走累了坐在某个走廊边的石制残迹上，石条上的雕刻大概也有几百年历史。我们像浮游在一片时间的残海，身边随处都是露出海面的古老路标。美国团友Bill最沉迷于这些时间的礼物，这是他在美国难得见到的。“美国太新了。”他摇摇头叹息道，“这里随便一个地方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

Bill最喜欢拍摄的场景是“alley”——两栋传统石雕楼房之间的狭窄小巷。他的相机里有各式各样的“alley”，但他最喜欢的是一张雨中“alley”。细雨淋湿了小巷的石板地面和古老楼体上的雕刻，楼底商店亮起的霓虹灯光反射着地面的水光，交织出一个带有迷醉感的五颜六色的空间。至于为什么最喜欢，Bill也无法给出非常明确的解释，只是觉得这个画面中包含的元素特别多，他熟悉的和他陌生的都共存于其中。这条特别的“alley”在毕尔巴鄂，我们这次旅途快结束时到达的一个城市。

毕尔巴鄂原本是一个工业城市。关于工业在这个城市成长过程中起的作用，《孤独星球》用了“恶劣”这个词。“这个城市的成长环境非常恶劣，多年来一直被重工业和工业废墟所包围。河边的景观和古怪的建筑很难吸引经过此地的旅行者……”但扭转这一切的是古根海姆博物馆。博物馆落成于1997年，是这个工业城市为自己转型找到的一个成功出口。加拿大设计师以这个城市最主要的造船业为灵感，设计了一栋通体披着银色“鱼鳞”，造型复杂的建筑。这些“鱼鳞”是工业材料钛瓦，峭壁、岬角、高塔、船檐……毕尔巴鄂拥有的各种自然与工业形状，翻转扭曲在一起，让这个庞大的建筑体具备一种从天而降的未来气质。

我们到达古根海姆博物馆时，馆内正在做一个波普艺术的展览。但展品已经突破“波普”这个概念诞生时的定义。虽然很多展品使用的材料延续了“波普”的廉价、轻便、易碎等特点，但艺术呈现上已经完全突破了漫画、电影等大众文化中的形象蓝本。相当多展品都在着力表达混乱，不可描述，重叠颠倒间充斥着阴影。站在这些作品面前，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眩晕和混乱，这是一种真实的时代感受。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外在单薄重复，内在混乱不安，人心如何安放自处？走出古根海姆博物馆，更能体会展览的现实意义。展馆前的广场上，一群黑人青年正往地上铺塑料布，准备为夜市开张。摊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仿包，LV、DIOR、CHANNEL……还有各种Nike、Adidas运动服和西班牙国家队的队服。这个国家刚在欧洲杯上夺得了冠军，而且赢得特别精彩，一路斩杀欧洲强队，实实在在的屠龙之旅。地摊上的物品，都是现代世界制造出的一种身份认证的标识，但它们以仿品的形态出现在黑皮肤年轻人的地摊上，是一种对现代经济规则的异化或者说反抗，一幅活生生的波普艺术图。

毕尔巴鄂市中心有一条内尔维翁河，贯穿城市。它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分界线，不宽不窄，但沉静厚重，河两岸陈列着城中最重要的建筑，剧院、市政厅、火车站、古根海姆博物馆、古怪的公园、165米高的玻璃办公楼……河边还有不少收废品的年轻人，同样也是黑皮肤，身边放着半人高的废品袋，或者靠在河边的栏杆上，或者大声追打吵闹着。一架横跨河流的桥中间停着一辆警车，车边蹲着一个穿橘红色薄羽绒服的白人青年，正仰头接受警察的问询。他的脸上有一道几乎贯穿半张脸的伤疤。

我坐在河边的一张长椅上，身后是阿万多火车站，建于1870年。我们的列车停在里面，准备驶向终点城市圣巴斯蒂安。眼前，隔着内尔维翁河，是一小片深绿色的树林，瘦长的树木掩映着一排白色的矮层建筑。那是100多年前的建筑。而那些活跃在这片树林前的黑皮肤年轻人们，大概是这幅场景中存在时间最短的生命体，但他们赋予了这些或者美丽或者庞大或者庄严的建筑另一层意味——似乎让这些堂皇的、代表美和安宁的建筑打了折扣，但又增加了某种更真实的感受——更危险，更粗粝，也更有活力。

在毕尔巴鄂河边静坐的那个下午，是这趟旅程中最让我感觉迷人的时间。刚下过雨，河边有点冷。当那些跑动叫喊的黑人青年们制造出的混乱和危险感渐渐消失后，属于这个城市一些更平常的瞬间显现出来。河对岸，就在那些废品袋子和追打的年轻人中间，两个黑皮肤年轻人正在跳街舞。看起来，他们的技术并不纯熟，在反复演练一个类似排腿的动作，似乎在寻找一个相互合拍的节奏。他们沉浸在舞蹈中的认真劲儿，给追打呼号的同类们制造的混乱图景中增加了一丝稳定性。一个背双肩包的青年人踩着滑板从我眼前滑过，一个穿着红裙子的老太太挎着篮子走来（西班牙的老太太总是穿得很漂亮，颜色大胆又莫名和谐），遛大狗的中年男子、奋力扫动琴弦的流浪歌手、反复寻找节奏的街舞舞者、100年前的火车站，还有在我看不见的某处，但倒影一定映在河水中的、镶满银色鳞片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一起组成了一幅最现代的波普图景：世界如此丰富，如此混乱，但每个个体对生活的意愿，将它以不断变化的方式凝聚在一起。永恒与瞬间，昂贵与廉价，安宁与危险……毕尔巴鄂和它的河流容纳了这一切。 古根海姆朝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