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 以政府之对国民有责任者

1902年2月8日，农历大年初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写文章，推荐严复翻译的《原富》，称赞严复“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同时说《原富》翻译，“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梁启超说，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三个月后，严复在《新民丛报》上回应梁启超的批评，“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严复对司马迁和韩愈的文词赞美一番之后说：“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严复说，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

我中国古书读得少，对严复文章的意思就摸不清，陵迟有三个义项，衰颓、斜平、缓延。还有一个是受剐刑，跟“凌迟”一个意思。那么用近俗之辞，到底是让古典文辞衰退了，还是对古典文辞处以剐刑呢？1903年，张相文译《万法精理》出版，1904年，严复译《法意》出版，这都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之中译本，严复的翻译面临市场的竞争。张相文的儿子张星烺描绘当年的出版盛况，“此时拳匪初平，中国受巨创，知识阶级皆知中国旧文化不足立国，求新知识之欲甚大，留东学生大增。新书译成汉文者，皆可转瞬售出，获巨利。往东留学者，往往毫无资斧，抵日后，学习日文四五月，即操笔译书，译完后，即在日发刊，寄回出售，或卖稿于沪上书店，俱足自给。梁启超之新民丛报卖出尤多，香港人冯镜如所设广智书局为其沪上之发行所，每期寄回中国时，往取者在其门拥挤如归市，足见中国人非不好学也。”1900年，中国留日学生有两三百人，到1906年，留日学生增加到8000人。张之洞的《劝学篇》倡导留学日本，主张大量翻译东洋书，可达速效。然而，这种东洋译书质量如何？严复给张元济的信中说：“上海所卖新翻东文书，猥聚如粪壤。但立新名于报端，作数行告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便得利市三倍。此支那学界近况也。”粪壤，严复用词雅训，白话文就是“像屎一样”。1904年有一篇文章讽刺维新党的知识来源，“现在维新党，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的，一百个里头抽不出一个，那拉丁古文，更没有人懂得了。他们所懂的只有东文。这东文也不是下过一两年功夫的，又大半是买一部《和文汉读法》，或是一部《广和文汉读法》，及一部《言海》，就这样糊里糊涂，不分皂白，硬学了两礼拜。因就洋洋得意，以为通了外国文字了，这还了得，因就买了许多东方书，什么《法规大全》，什么《经济学原理》。买回来一看，却是一点不懂，因又丢开。”讽刺继续，“你们皓首穷经，三年下帏，也不过懂了一门学问。你们花大洋五角买一部《中国魂》，花大洋三角零买一本《新民丛报》，就摇摇摆摆做起新党，这新党的价钱未免太公道，太便宜了。”

这篇用流畅白话文写的文章，我是从《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中看到，这是三联书店出的一本老书，辑录从1901年到1911年的诸多报刊文章，随便翻翻，可以领略当年舆论场的热闹。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写下这么一段话：“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故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沉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严复看不上那些留学日本的人，称之为“东学小生”或“东学党”，“游欧所以胜于游日，学子皆知学问无穷，尚肯沉潜致力，无东洋留学生叫嚣躁进之风”。这是一种鄙视链吗？这是他面对由日文翻译而来的西学著作所形成的竞争发出的嘲讽吗？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戚学民告诉我，“严复希望你求道，而不是求术。他对英国的理解很深刻，他看到英国和以前的帝国都不一样，以前的帝国就是军功武力，而他看到的英国，除了军功武力之外，还在重新书写全世界的知识，他们研究地质、研究物理、研究海洋，把全球知识进行分类，从而获取利益。以茶叶为例，英国人从中国拿到茶种茶树，请中国工人到印度到斯里兰卡种茶，种茶成功之后，英国人又发现喜马拉雅的野生茶树，于是，他们修改茶叶起源的学说，说茶叶起源于印度，继而说中国的茶叶是如何如何的不好。要垄断茶叶的全球市场，英国人会从知识垄断入手。所以严复所倡导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科教兴国。他知道光靠武力，中国不能富强，而是要有一套知识生产系统，才能和英国平起平坐。他看不上来自日本那套急学现用的路径，他用雅言搞翻译，是希望当时的知识精英能明白这套知识系统的由来。大清面临向现代国家转型，很多东西都很迫切，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干，教育该怎么办？财政该怎么支出？严复搞翻译，不只是传播一本书的知识，他想的是整个国家体系的问题。”戚老师说，严复的思想来源绝不只是自由主义，他当年对保守主义思想家爱德蒙·伯克颇有研究，“严复应该是当时中国最渊博的人，他读的书非常多，如果不对他的知识来源做个清理，我们就会低估他”。我的录音机红灯闪烁，我要老实承认，“自由”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理解起来都有点费劲，后面加上主义两个字，就更疑惑，自由主义前面加上一个新字，变成“新自由主义”，我就不太知道“旧自由主义”是什么了。“保守”这个词我是明白的，但“保守主义”是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

严复的著译为他赢得了“藏山不朽之名誉”，他的日记、书信、著作分散在国内几家博物馆中。他有4000余册图书被后人赠予圣约翰大学，现保存在华东师大图书馆中，其中包括翻译《国富论》所依据的底本。在第一卷扉页上，有严复的题记，“Yen Fuh/Imperial Naval Academy/Tien Tsin，N. China/April 1892”。严复1892年4月买了这本书，1896年开始缓慢地翻译。到1898年11月，才进行到原书的第117页。这是严复翻译的第一本经典大作，他慢慢进入自己的节奏。1900年9月，他在书页边缘处用英文记下，经过五个月的耽搁，我又开始翻译了。义和拳之乱延误了我的工作。2011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刘瑾玉到华东师大图书馆，将英文底本上严复留下的批注一一过录，比较译著和英文底本，厘清严译《原富》310条案语的来源，完成了博士论文《严复译〈国富论〉研究》。我没有力气读严复的《原富》，只能翻一翻刘老师的著作，看看严复为什么放弃书中那个著名的比喻，“看不见的手”，而选择另一种翻译方法。严复看重《原富》一书，他与张元济就稿酬问题写信商讨。张元济用2000两购买《原富》的译稿，严复提出“润酬”外的版税问题，“他日出售，能否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张同意“以售值十成之二见分”，严复要“一字据”，以免以后人事变迁时多费口舌。1903年10月，严复译《社会通诠》出版，他和商务印书馆签下了中国第一份版税合同，规定“此书出版发售，每部收净利墨洋五角。其市中定价，随时高下，纸、装不同，批发折扣悉由印主之事，与稿主无涉”。以今天的知识产权来看，翻译者要求“著书者永远之利益”，也是很奇特的。

严译《社会通诠》的原本是英国学者甄克思的《政治简史》，甄克思在第一章讲社会有三种形式，依次演变，译文为：“社会之形式有三，曰蛮夷社会，曰宗法社会，曰国家社会，亦称军国社会。”

严复说，社会进化，“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严复把欧洲定位为现代文明国家。清华大学历史系王宪明教授研究《社会通诠》，著有《语言、翻译与政治》一书，王宪明老师说，原文提到“欧洲”的地方，严复时常换之以“文明”，原文中使用“文明”的地方，严复也常以“欧洲”来替换。甄克思原作并未提及中国，而严复在案语中说中国“宗法居其七，军国居其三”，“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王宪明老师说，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理解和认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开始认识到历史是不断由低级向更高阶段发展的”。

严复当年还打算翻译柏捷特的书《物理与政治：或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译稿的题目是《格致治平相关论》。柏捷特自1861年担任《经济学人》杂志主编，他的这本书，说人类社会在进化的路上，有三个时期，预备时期、战斗时期和商谈时期。柏捷特将“商谈政府”称之为“自由国家”，在自由国家中，关于共同利益的事项是可以讨论的。柏捷特自豪于英国率先进入文明时期，其优越性表现在，能够控制自然力量，从而改变物质世界，也能更好对人进行管理。在柏捷特看来，印度和中国是停顿的“被禁锢的文明”。这一番概括是我从台湾学者萧高彦《探索政治现代性》一书中抄来的，萧高彦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从马基雅维利到严复”，萧高彦把严复放在霍布斯、黑格尔、马克思、托克维尔等一众思想家序列之中，他说，严复“将自由视为西方文明富强根源的观点，实与穆勒和柏捷特并无二致”。

我向戚学民老师请教，严复是否信奉“文明阶段论”，戚老师回答：“柏捷特（又译为白芝皓）和西莱还有薛知微（Sidgwick）都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术界的名家，当时学术界的一个主流是用科学来处理人类社会的问题，这种处理方法开始是很粗糙的，但有一股很盛大的气象，严复相信进化论，相信人类社会是有发展阶段的，所以他在《政治讲义》中也在谈有机国家论。他整体上接受文明阶段论这样的理论，但在具体的表述中是有犹疑的。”在清华大学校外的一家肯德基店，戚爱民教授对我说，西方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围绕自由展开的，离开自由这个词，就没有西方的政治科学。戚爱民2002年读博士期间，在燕京大学一批藏书中发现英国学者约翰·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一书，这是西莱1895年在剑桥大学的讲稿，戚爱民读了几十页之后就发觉，其文本和严复的《政治讲义》极为相似。1905年夏天，严复接受上海青年会邀请，演讲西方政治学，当时，“国家将有立宪盛举，海上少年，人怀国家思想”，严复演讲共八节，讲稿在报纸连载，而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直言《政治讲义》参考了西方学者著作，但与其他八大译著不同，严复以《政治讲义》的作者自居。戚爱民与师友确认，《政治讲义》依据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写成。《群己权界论》讨论的是伦理自由，《政治讲义》讨论的是政治自由。戚学民的博士论文就是“严复《政治讲义》研究”。

《政治讲义》开头四讲讨论国家形态，后面四讲论述自由和立宪。我读到其中一句：“总而核之，见世俗称用自由，大抵不出三义：一、以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掣干涉为自由。此义传之最古，于史传诗歌中最多见。二、以政府之对国民有责任者为自由。在古有是，方今亦然。欧洲君民之争，无非为此。故曰自由如树，必流血灌溉而后长成。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权为自由。此则散见于一切事之中，如云宗教自由，贸易自由，报章自由，婚姻自由，结会自由，皆此类矣。而此类自由，与第二类之自由，往往并见。”我读第二条时有点儿疑惑，“以政府之对国民有责任者为自由”，“有责任”如何“为自由”？戚老师给我解释，严复1905年讨论政治自由，是当时面临一个国体问题，要立宪。作为一个国家，它要保证国民各方面的权利，这样的国家才是自由的，才是专制国家的对立面。我要回想liberty的定义，回想类白尔底女神手中的宪法，才能理解这第二条。

严复在《政治讲义》第五讲中不断地给自由下定义，他说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看到法国人搞大革命，就写天上的白云翻卷，让他感到无比自由，诗人雪莱也有诗云，自由人不会挨饿。严复或者原作者西莱强调，这两位诗人所使用的自由，并不是政治科学中所定义的自由。讲义中说：“今假政府之于人民也，惟所欲为，凡百姓之日时，百姓之筋力，乃至百姓之财产妻孥，皆惟上之所命，欲求免此，舍逆命造反之外，无可据之法典，以与之争。如是者，其政府谓之专制，其百姓谓之无自由，谓之奴隶。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君上仁暴，非所关于毫末也。”接下来的一段，严复说：“政界自由，其义如此。”他说：“如今西人，问某国之民自由与否，其言外之意，乃问其国有同彼之上下议院否。”

严复不断强调政治学是一门科学，不断界定政治自由的含义。可我觉得，还是柯勒律治和雪莱使用的自由，理解起来更容易。还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开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多美啊，像诗一样。所以当我看到严复对卢梭的批评时，就有点儿糊涂，你们说的不都是自由吗？为什么两个自由还会互相吵架？社科院哲学所傅正老师有一篇评论文章叫《两种自由两种启蒙》，援引斯宾塞、甄克思、霍布斯、洛克，讨论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讨论“理想契约”和“自然契约”。我能明白文章中的一些话，比如人在好的社会制度中能获得道德自由（moral liberty），这种自由并不在私人空间中，而在人们公平地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公民越有品德，越自由，则公意越大越稳固。这种品德和自由都不可能是“天赋的”或者“自然的”，它只能建立在政治共同体之中。然而，整篇文章太学术了，我请傅正做一个通俗版的解释。

傅正说——同样是“自由”，同样是“启蒙”，同样是卢梭的文本，法国人与德国人的理解不同，英国人与欧洲大陆的理解不同，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理解不同。大家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些概念或学说。1990年代，好多人批评卢梭，说卢梭毁掉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理由是埃德蒙·伯克等英国思想家指出了卢梭学说的危险性。中国人把这种危险的学说引进了，才导致一直混乱。我要强调，近代中国人理解的卢梭跟近代英国人理解的卢梭完全不是一回事。卢梭反对自然权利或者说天赋人权，认为自由和权利不来源于自然，而是来自于政治共同体的赋予，英国人抓住这点死命抨击卢梭。但中国近代人却通过卢梭鼓吹天赋人权。中国人理解的卢梭与英国人批判的卢梭压根是两回事。至于启蒙，更是如此。西方有基督教的传统，启蒙是要确立人之于世界的主体性，使人的主体性代替上帝的主体性。在德意志，启蒙往往就表现为理性宗教。中国根本没有基督教传统，没有教会生活，但中国有宗法制度。所谓的启蒙是打破家族关系，把人从宗族意义上的人变成国家意义上的人，让人们把国家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而不再封闭于宗族关系当中。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近代中国人理解的自由与英国自由主义的自由不是一回事。自由主义的自由强调私有产权的优先性，在他们看来，政治与自由是对立的东西，公权力越大，越有可能侵犯人的私有产权，公权力越小，人越自由。但这不是中国近代的问题意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结论是因为群众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才会给军阀政客胡作非为以充分的空间。中国近代人理解的自由不是排斥政治的自由，而是政治自由。

我听懂了傅正的解释，但假设我是当年上海青年会中的一个听众，我可能很难跟上严复的思路。我能明白，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讨论的是个人自由，是个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跟政治自由不是一回事。至于什么是政治自由。他说了，立宪就是自由，有国会就是自由。在这个系列演讲的最后一讲，严复说：“谓英国无革命可，谓英国时时革命可。一政府之改立，皆革命也。专制之革命，必诛杀万人，流血万里，大乱数十年、十余年而后定。英民革命，轻而易举，不过在议院占数之从违。”戚学民老师分析，严复的言说对象是清廷，他希望清廷早日立宪，避免暴力革命。

但最好的政治课本是现实政治展现出来的。袁世凯避免大规模内战，南北和谈，逼清帝退位，看样子大家能像柏捷特说的那样，搞一个“商谈政府”，搞一个“自由国家”，但孙中山搞二次革命，及至后来的军阀混战，大家没得商量了，各自凭枪杆子说话。

1904年，《社会通诠》出版之后，严复在报纸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西方的三权分立，文章中说：“欲观政理程度之高下，视其中分功之繁简。今泰西文明之国，其治柄概分三权，曰刑法，曰议制，曰行政。譬如一法之立，其始则国会议而著之；其行政之权，自国君而至于百执事，皆行政而责其法之必行者也。虽然，民有犯法，非议制、行政二者之所断论也。审是非，讞情伪，其权操于法官。法官无大小，方治职时，其权非议制、行政者所得过问也。”这一年2月，严复辞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的职务，2月18日，在给熊季廉的信中，严复说，“吾在此无事，亦唯以译事自娱。亲见一专制纸老虎被人戳破，亦一乐也。”1905年夏天，清政府派载泽、戴洪慈、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同时，严复在上海青年会发表演讲，讲稿即为《政治讲义》。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严复和郑孝胥等人被聘为咨议官。1907年7月6日，光复会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0月，在京主持留学生考试的严复给夫人朱明丽写信说：“京事俟回家时细谈，大抵黑暗糊涂，不大异三年前，立宪变法，做面子骗人而已。” 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