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所认同的一些核心理念是稳定不变的

南京大学历史系王栻教授（1912～1983）是国内严复研究的先进，1950年代出版了第一本完整论述严复的专著《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1976年版）。1962年，王栻接受中华书局约请，开始带领南京大学历史系中青年教师编纂《严复集》。1975年，出版了《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982年初，王栻先生突发重病，无法继续承担《严复集》的编纂工作。孙应祥先生接受王栻先生委托，历时三年，将《严复集》（全5册）整理出来，交由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1990年，皮后锋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孙应祥攻读硕士学位。而后又师从蔡少卿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完成博士论文《严复与西学东渐》。1996年，皮后锋开始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出版专著《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2013年版）、《严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10年版），与业师孙应祥合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015～2020年，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严复稀见译作整理与研究”。

皮后锋从事严复研究35年，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该如何理解严复身上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对西学有足够的认识，一方面他参加科举考试；一方面他知道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一方面认定中国必须有一个皇上。即使民国已经建立，他还会认为复辟是一条出路呢，这矛盾吗？

皮后锋：这并不是很矛盾。

第一个问题，重文轻武是当时官场常态，“学而优则仕”，科考功名才是仕进正途的起点。严复早年父死家贫，无法继续读私塾应科举，为缓解家庭经济压力，迫不得已报考了发放津贴的新式学堂，也就是船政学堂，所以，他后来自嘲“与官充水手”。严复留英归国后，长期执教于天津水师学堂，但他在北洋职场并不如意，同事关系微妙，公事有人掣肘，其本人未进入李鸿章的核心圈子，仕途前景暗淡。严复自我感觉职微言轻，没有科举出身，即使建言献策也不被重视采纳。1884年，严复已经获得游击补用资格并赏加副将衔，但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打算放弃这个武职从三品资格，改走文职路线。对于严复而言，参加科举考试仅仅是块敲门砖而已，并不意味着对其自身西学造诣的否定。

第二个问题，严复辛亥革命前反对革命共和，民国建立后仍然认为复辟是一条出路，既有其理论渊源，也有现实原因。

其一，严复受到孟德斯鸠（Charles  Montesquieu）、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西方学者的影响，认为国家政体存在一条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的演化路径，尤其强调这种演化的渐进性与长期性。他认为，通过暴力革命从君主专制跳跃式地进入民主共和，违背社会渐进进化规律，社会人心不同，思想观念也大不相同，以致国内党派林立，政党幼稚，难以胜任共和体制下的政治运作。

其二，严复认为，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不可能像古希腊、罗马城邦国家那样实行直接民主，而采用代议制则与最理想的参政方式——自治（self-government）相去甚远，很难体现真实民意，容易受到操纵。如袁世凯的党徒在复辟逆流中就曾经伪造出全国一致赞成帝制的假象，令人反感。由于真实民意在中国是稀缺之物，所以，在制定法律、选举总统方面都有很大困难，否则，采用共和最高国体也就不存在不适宜的问题了。其三，共和制在近代欧美诸国暴露出很多弊端，“乱弱其常，治强其偶”。墨西哥、南美诸国等实行共和制以后，总统选举常常引发周期性混乱，国家随之乱弱。法国、美国是采用共和制相对成功的大国，但也存在种种弊端。1860年代以降，美、法两国相继发生林肯（Abraham Lincoln）、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卡尔诺（Sadi Carnot）、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等多位总统被刺杀事件。中国不切实际地采用共和体制，显然前途未卜。

其四，民国初期政局黑暗，国家财政困难，不时发生兵变，民众生计艰难，中原地区爆发了白朗起义；边境地区也不安宁，沙俄煽动外蒙古独立，英国妄图分割西藏。面对种种乱象，严复更是对新生的共和国体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认为，中国最需要的是稳定局势，多次重申中国一线生机存于复辟。严复意识到一姓不再兴的历史公例，清室不可能成功翻身，现实中也没有心仪的政治强人，在极度失望之中将希望寄托于袁世凯身上。不过，呼唤政治强人收拾乱局是一回事，而政治强人如何使用权力又是另一回事。袁世凯暗杀了政敌，解散了国民党，整垮了议会，当上了大总统，还想子孙世袭，还想当皇帝。严复依附袁世凯，本意是想利用权力，施展平生所学，曲线救国，不料反被权力利用，最后卷入洪宪帝制，败坏了自己的一生清誉。

三联生活周刊：据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1905年，严复和孙中山曾在伦敦见过一面，两人谈及改革之难在于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严复说：“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则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两个人见面，只有严璩的年谱记载吗？还有别的旁证吗？严复对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他始终认为中国的民众素养不适合搞共和吗？

皮后锋：1905年，严复和孙中山在伦敦见面对话，此事目前仅见于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没有其他旁证。

总体上看，严复始终心仪英式君主立宪，反对法式革命共和，而且，严复与革命党人之间，双方均无好感。孙中山1895年在广州策划反清武装起义失败，严复1898年在《国闻报》发表匿名社论《论中国分党》，批评孙中山“轻躁多欲，不足任重”，预测其流亡海外后很难死灰复燃。

19、20世纪之交，改良立宪、革命共和两种社会思潮潜滋暗长，相互激荡。在这个过程中，严复积极鼓吹君主立宪，系统演说《政治讲义》，发表《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等一批政论文，详细介绍西方宪政理论与宪政史知识，为立宪运动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成为国内立宪派的理论旗手。与此同时，他的《主客平议》等政论文与《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译著的序言、案语，都明确反对“盲进破坏”和“排满”革命，与革命党人发生正面交锋。

武昌首义爆发后，严复一方面希望列强出面调停，让革命党和清政府谈判和解，同时，他积极为袁世凯出谋划策，随后被袁氏指派为福建省和谈代表，南下参与和谈，在汉口提醒革命党人，中国国民程度不适合民主共和体制。民国元年，京师学界在湖广会馆欢迎革命领袖孙中山，而被推举为欢迎大会主席的严复却称病不出，刻意回避。

严复之所以反对革命，他首先担忧的是革命派狭隘的“排满”主张可能埋下民族仇恨的种子，引发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走向分裂，中国永久丧失长城玉门关以外的版图，而且，分裂的少数民族甚至有可能报复进攻关内，祸延子孙后代。

严复本人博览群书，熟谙英、法革命的历史，也了解保守主义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对法国革命的批判，所以，他以法国革命为前车之鉴，指出在中国发动革命必然伴随着流血牺牲，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社会代价肯定极其沉重。严复强调，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列强君临于上，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保国存种”是最优先的目标，如果中国革命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引发持续数十年的内乱与空前的社会动荡，可能导致继续丧失主权，国运飘摇，前途未卜。

革命的目标是民主共和，而严复认为中国民众素质有待提升，至少还需要30年的教化与提升，暂时不适合采用共和国体。最可行的办法是实行君主立宪，必要时废黜摄政王，强迫幼帝逊位，另选成年皇室成员即位。

严复对中国民众素质的评估，总体上比较悲观。1887～1889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在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上连载了《中国人气质》（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于1890年结集出版，后来反复再版，影响极大。严复经常阅读英文报刊，理应读过明恩溥这本在报刊连载数年的名著，甚至有可能在天津见过明恩溥本人。如果说明恩溥是近代中国系统研究中国人性格特点的外国学者，那么，严复显然是最早高度关注国民素质的中国学者，他在维新运动期间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世方略，其中，“新民德”就是专讨论民众的道德素养。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接过这个话题，撰写了著名的《新民说》一书，再往后，鲁迅更是以批判国民劣根性和改造国民性著称。中国国民性这个话题近百年来经久不衰，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值得关注的是，最近二三十年间，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已经出版了十几种译本，可见这个话题的热门程度。

严复高度认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在根本上取决于其国民的综合素质，所谓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愚民无智国。严复认为，民主共和是最优良的政治制度，但需要有相应的国民素质作为基础，所以，采用这个制度的门槛很高。民主的法理根源在于平等，这就要求一个国家的民德（德行仁义）、民智（聪明智虑）、民力（血气体力）大致平等，如果能满足这个条件，则天下大治的盛世就到了；如果没有达到大致平等的程度，却以非常手段强行平等，就会抹杀民众之间自然存在的智愚、强弱、贫富差别，全社会因此而丧失发展动力，最终沦为世界上最贫贱的国度。

甲午战争后，严复指出，当时民力虚弱，民智闭塞，民德衰薄，民众的综合素质堪忧，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是“鼓民力”，通过禁食鸦片等措施，增强国人的体质、活力与进取精神；二是“开民智”，加强国人的科学知识教育、逻辑思维训练以及批判精神的培养；三是“新民德”，就是在京师开设议院，由民众公选地方官，借此涵养现代公民道德。严复认为，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成正比例关系，他把培根的名言“Knowledge is power”翻译成“民智即为权力”，中国民智未开，民众自然得不到相应的权力，国家也不适合立即限制君权，实行君主立宪。

严复认为，“开民智”相对容易，尽管中国是个弱国，但人口众多、人民勤奋刻苦，一旦天诱其衷，民智大开，势必与西方列强形成竞争，肯定会受到竭力打压。相比之下，“新明德”就要困难得多。严复笃信斯宾塞的社会渐进进化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意思是说，民众的素质可以通过教化得到提升，潜力不可限量，但不能指望速成。他强调，与法国相比，中国两千年秦政的沉疴痼疾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相应的制度法令﹑礼乐习俗，都深深融入国人的灵魂深处，没有超常的强力震撼与长期的浸润感化，民众的思想观念绝非短期内所能改变。中国既没有笛卡尔、伏尔泰之类的先哲启蒙引导大众，为民主共和鸣锣开道，也没有彼得大帝那样的君主用专制权柄强势扭转国运，最好的办法就是齐心协力，潜心通过学校教育、地方自治等途径，稳步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假以时日，外患消除，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再实行民主共和体制，就会水到渠成，而且不会再出现倒退。

武昌首义爆发后，严复认为，中国民众素质暂时不适合民主共和体制，至少还需要30年的进化。严复提出的这个30年过渡期，究竟是激进还是保守，估计今天仍然会有争议。正是基于这个评估，加之民初政局的动荡，严复坚信中国民众素质不能胜任周期性的总统选举，更没有合适的总统候选人，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复辟。另一方面，严复也承认，国人的文明程度虽然不太令人满意，但确切地说，横向比较，中华民族无疑是五洲之中的开明种族，这实际上是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通过长期观察后所作的结论。随着洪宪帝制与溥仪复辟接连失败，严复向往的复辟，因无地求君已绝无可能，在失望无奈之中，他深深体认到在中国不实行共和民主已经行不通了。

三联生活周刊：严复写了很多文章谈论教育，他在北洋水师学堂干了将近20年，但他在安庆学堂、复旦公学、北京大学，都是没干几年就离开了校长的位置。你能分析一下，北大校长这个职位为什么引发争端？

皮后锋：主要是社会环境不一样了。北洋水师学堂是军事院校，学堂实行军事化管理，学员课业繁重，一旦考试成绩不合格，即面临待遇降等甚至淘汰，但他们与学堂教习、总办没有矛盾，没有动机通过学潮赶走总办。但后面几所学校不同，既有严复管理措施引发的矛盾冲突，也有国内政治风潮与党派斗争的影响，而严复本人的鸦片嗜好则给反对者提供了攻击的口实。

具体到北京大学，严复1912年3月奉命接管该校后，随即大力调整课程结构、选聘教员、筹措经费开学、反对停办北大，为北大的存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严复在教员薪水与兼职、延展学制、接纳北京财校等问题上，与教育部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仅仅是其被迫离开北大的表象，其主要原因在于革命党人的蓄意排挤与攻击。从根本上看，是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政治斗争的延续。

北大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在垂范社会、引领舆论等方面占有特殊地位。北大校长固无政治实权，但在晚清即为正三品京堂，动见观瞻，地位很高。辛亥鼎革之后，北大及北大校长一职注定成为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各种新旧思潮的必争之地，从而被动卷入了党派争夺与人事倾轧之中。

此时的革命党人，可以高姿态地与过气的清皇室人物握手言欢，彰显自己的宽容与大度；而对真正的竞争对手如北洋集团势力，原立宪派人物如梁启超、汤寿潜等，乃至政治主张有所改变的原革命党人如章炳麟等，则极力排斥打压。如滇督蔡锷1912年建议袁世凯重用自己的老师梁启超，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广东革命党人强烈反对，广东省议会甚至决议削去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的国籍，其党见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严复本是前清体制内人物，辛亥革命前，严复已因政见冲突而得到革命党人的特别“关照”。更为革命党人所关注的是，严复与北洋集团势力也关系密切，他与袁世凯的交往始于小站练兵之时，袁氏东山再起后二人迅速接近。革命党人起初主要力争内阁总理与国务员这些重要职位，而在他们关注北大校长这一次要职位之前，袁氏已于1912年2月直接任命严复署理北大校长一职，革命党人对此自然耿耿于怀，必然将严复列入排斥打击之列，择机将其赶走，以便将北大校长这一职位掌控在本党派手中。

资深革命党人蔡元培十分佩服严复的西学造诣，收集阅读过几乎所有严复的译著，曾在北京通艺学堂静听严复演说《西学门径功用》，并认真记下笔记。严复视其为知己，以即将转归新教育部的名词馆作为谋生底线。但蔡元培并不认同与严复的个人友情，到京就任教育总长当日，即指派严复的学生常福元负责接收前清名词馆事务，严复大失所望，从中感受到革命党人的排拒与阵阵寒意。严复担忧教育部掣肘会导致自己在北大难有作为，数日后前往教育部拜会蔡元培，当面要求北京大学独立自治。对于严复这个下马威式的要求，蔡元培当面未置可否，遂不动声色采取反制措施。1912年5月3日，袁世凯采纳蔡元培的建议，颁发临时大总统令，重新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长，由总理唐绍仪、教育总长蔡元培副署。这个命令从法律上证明北京大学仍属教育部管辖，实际上否决了严复要求北大独立自治的动议。蔡、严之间的暗中角力已清晰预示严复在北大的暗淡前景。

1912年9月，革命元勋黄兴推荐章士钊出掌北大取代严复，得到袁世凯认可。9月中旬，袁世凯聘严复为总统府顾问官，明显违反国务院与教育部禁止兼职的政令，似乎为章士钊腾出北大校长职位，也为革命党人最后排挤严复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如何赶走严复已纯粹是个技术问题了。1912年9月中下旬，革命党人经过周密策划，众多报刊突然集中攻击严复吸食鸦片。这里涉及一个重要人物——董鸿祎，他早年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经蔡元培荐任教育部秘书长后，很快升任教育次长、署理教育总长。董鸿祎为官强势，对严复党见极深，他积极配合革命党报刊的舆论攻击，示意严复辞职。严复吸取了安徽高等学堂和复旦公学的教训，在北京大学得到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拥护，拥严派学生有371人。在随后两年内，北大拥严派学生连续成功拒止章士钊、马相伯继任校长，逼迫继任校长何燏时下台，前后发动三次大规模请愿，要求严复复职，但都遭到董鸿祎的强势阻击。而北大反严派学生仅有32人，但有校外报馆支持以及教育部实力派官员董鸿祎的强力配合，抓住严复的阿喀琉斯之踵——吸食鸦片，一击致命，令人感叹。

三联生活周刊：严复有一篇文章《与外交报主人书》，其中谈到了教育问题，单独从里面抽出一句话来，今天来看依旧有深意，“尝谓吾国今日之大患，其存于人意之所谓非者浅，而存于人意之所谓是者深；图其所谓不足者易，而救其所自以为足者难”，请问当时的状态，不足者是什么？自以为足的又是什么？到底哪些是“人意之所谓非者”，哪些又是“人意之所谓是者”呢？

皮后锋：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的主旨，是批驳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潜在危害。

这里，“人意之所谓非者”主要指器物等方面的明显弱项，在逻辑上，也就是“所谓不足者”，所以，谋划弥补相对比较容易。以前的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以船政局（含船政学堂）、轮船招商局、金陵制造局、开平矿务局、唐胥铁路等为代表的十余类洋务事业，但成效不彰，北洋水师甚至全军覆没。庚子事变后，中国社会亟须兴办学堂、清理财务、发展实业、编练新军、普设巡警。

“人意之所谓是者”主要指君主专制制度与教育制度，在逻辑上，也就是“自以为足者”，所以，要改革这两种制度特别艰难。众所周知，戊戌变法中，仅裁撤了几个闲散衙门，只是机构改革，就招来了血腥政变，随后政治改革变成禁忌；而教育方面，虽然陆续开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也主要限于军事方面，只能算是增量改革；其主流仍然是科举教育，直到1905年才停止科举考试。三联生活周刊：回到1900年7月，当时八国联军攻入天津，逼近北京，太后西奔，东南互保，严复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国会”，这个中国国会是要干什么呢？严复在《主客平议》中有这样几句：“嗟乎！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地，其贻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呜呼！亦可伤已。”这几句话可以看作是严复对义和团的评价吗？他对庚子之乱还说过什么吗？

皮后锋：庚子之乱，已在北方引起了八国联军的干涉，东南膏腴之地是国家财政命脉之所系，如果南方再乱，同样引发列强干涉，这个国家就更难收拾了。所以南方的封疆大吏策划了东南互保，与此相呼应，从北方逃到南方的知识分子联合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可视为知识分子群体对时局的一种应急反应。这个临时聚集的群体没有严格的章程，仅仅召开了两次会议，很快因自立军事泄而自行解散。议长容闳代表“中国国会”起草的对外宣言，没有产生外交反响。根据日本人井上雅二的《日记》记载，“中国国会”的主要宗旨就是不承认慈禧太后发表的对十一国的宣战诏书，力图保全中国的主权，避免在南方引起列强干涉。

严复《主客平议》（1902年）论及义和团，既批评其愚妄愤戾，招致八国联军干涉，被迫签订《辛丑条约》，给国家带来灾难，同时也肯定其爱国主义精神。

其他论及义和团的还有严译《原富》案语（1901年）：“中国自光绪甲午以前，民气衰苶可谓极矣，然西国将帅若戈登、若乌尔斯利皆极称华人之可用，常谓支那有任战之兵，而无知兵之将。庚子北方之乱虽所以战者非，而其临陈向敌之气，发扬蹈厉之风，较之甲午、乙未之际诚有进焉。”这里，严复批评义和团战法不当，充分肯定了义和团面对强敌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与昂扬意志，明显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士气与自信。1901年，《开智录》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指出：甲午战争后，国人被西方列强鄙视为睡狮病夫，而义和团面对强敌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与血性，堪称中国民气的代表，令世界刮目相看，有力阻止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这与严复的上述观点基本相同。

此外，严复在《原富》案语里批判过欧洲的白种人优越论，认为中国作为黄种人虽然暂时丧失部分主权，但终究会获得民族独立。

三联生活周刊：严复有一篇文章讲读经的必要，说一国有一国的“国性”，“吾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你怎么看待严复的这个说法？该怎么看待他遗言中的这一句，“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皮后锋：严复1895年提出“新民德”的倡议，此后长期持续关注这个重要问题。1902年，他发出警告：如果学校停止课授所有中华传统经典，将导致中国民族“特性”消亡。民国初立，各地废止小学读经引发了蔑古荒经的极端潮流，中国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严复对此忧心忡忡。1913年，他反复论及“国性”的极端重要性。1914年10月，他在参政院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案》，根据既往研究与对“一战”欧洲战场的观察，列举了几大世界强权的立国精神，如德意志民族勇果坚鸷、英美人民最长自治、法兰西民族殷殷爱国、日本人忠勤尚武，提出以“忠孝节义”作为中国的立国精神及其应该采取的教育措施，并解释“忠”归根结底是忠于国家。这件提案得到参政多数同意，直接咨送政府，11月3日公布于《政府公报》。

严复指出，每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各不相同，都形成于特殊的教化之中，往往经过数千年的教育感化、浸润熏陶，然后显著鲜明。一个国家只要立国精神长存，即使因贫弱或民智闭塞而被外族暂时瓜分、制服，也不等于真正灭亡，仍然有翻身复兴的希望；唯独丧失了立国精神，如墨西哥、秘鲁、印度、埃及等国，虽然国名犹在，而过去的声明文物荡然无存，好比一个人形体依旧，而灵魂大异，这才是真正的亡国亡天下。

严复认为，中华建邦东亚，地大物博，四万万国民是世界上最大的主体民族，国族精神历经数千年古圣先贤的陶熔浸润，可谓根源盛大，足为民族复兴的根基，不可妄自菲薄。他满怀信心地预测，20世纪以往，文明富庶将集中于“地大气厚”之国，而其中能雄视宇者，不是中国就是美国。

严复所说的“特性”“国性”“立国精神”，又称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民族意识、共同心理、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及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严复强调立国精神攸关国族的存亡兴衰，指出中华传统经典是中华国族精神的源泉，呼吁在德育教育中重视中华传统经典教育，显示他作为一名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与深谋远虑。

严复身处千年变局，他的思想主张前后不可避免地有所变化，但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他所认同的一些核心理念是稳定不变的，比如《大学》所列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所言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如对自由的坚守：“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强权之世，无自由之人，其所谓自由者，特纵奴耳”；“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等等。

面对固守纲常名教与全盘西化两种极端主张，严复谨守中庸之道，认为既不能“枯守其旧”，也不能“盲随于新”，主张超越古今中西畛域，遵循“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的原则，构建中国的现代文化。所以，严复晚年有言：“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新式机器为何？大而言之，无非是天演进化（社会史观）、自由民权（政治理念）、即物实测（实证主义归纳逻辑）等严复终身持之不渝的西学理论与方法。正是秉承这个逻辑，他在遗言中说：“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三联生活周刊：台湾学者的严复研究，提出严复对《国富论》和《论自由》的理解问题。比如赖建诚说，亚当·斯密的基本经济主张是三条：一是人的基本动机是自利；二是看不见的手，每个人追求自利，社会有最高的共同利益；三是最有效的方法是自由放任。这三点都不是晚清时的中国所需要的，赖建诚说他怀疑严复对《国富论》的理解，未必掌握了这三点。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一书，也认为严复没能理解穆勒的推导过程及悲观主义认识论，严复的自由观是乐观主义认识论的。你怎么看待这些对严复的评价？像自由这样复杂的概念，严复的认识会不会很片面？

皮后锋：赖建诚教授认为，《国富论》（严复译为《原富》）中所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在1870年以后的英国，已被国家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取代。严复译介《国富论》到中国，在学说上和时机上都不符合中国的需要；正确的选择是翻译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增强中国民族产业的竞争能力。据此推测，严复对《国富论》的理解可能不准确。

斯密《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严复充分认识到这部著作的重要性，经过反复研阅、周密准备后才动手翻译，为中国引进一门新学问，仅在学术上就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国内妨碍民族经济自由发展的障碍很多，如昧于理财、重农抑商、官督商办、关卡林立、重赋困民、度量衡紊乱等等。为此，严复在《原富》案语中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具体建议，比如修铁路、减关卡、裁厘金、折漕运、反垄断、削减赋税、改革金融，统一度量衡，不一而足。清政府如果采纳这些意见，在这些问题上可以大有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严译《原富》在学说上和时机上也没有脱离中国实际。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如果根据李斯特的理论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学理上并无不妥，但明摆着的是中国早已丧失关税主权，在政策实践中反而行不通。因此，尽管严译《原富》的理论观点与国家贸易政策的理论需求明显错位，却不能以此为根据，从逻辑上推理出严复对原著重要理论的理解不准确。

无论是穆勒（J. S. Mill）还是严复，他们都认识到一个国家实行自由民主体制，受制于其外部环境（如是否有外族压迫）和内部环境（如社会治乱、国民素质、权力精英等诸多因素）。

黄克武教授独辟蹊径，试图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现实困境追寻学术上的原因，这种探索自有其学术价值，但要说到对实际政治运作的影响，其权重可能微乎其微。况且，穆勒《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严复1903年出版《群己权界论》时，马君武译有同书译本《自由原理》，严复只是译者之一，并没有垄断对自由主义的学理诠释，自然无从为其在中国的命运负责。

一部《红楼梦》，一部《哈姆雷特》，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尽相同，穆勒的原著与严复的译本同样不会例外，尤其是讨论“自由”这样的复杂概念，本来就容易产生分歧。黄克武教授指出，几乎在所有人的思想中，乐观与悲观两种倾向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区别在于结合的方式与两者的比重。由此可见，以知识论上乐观与悲观的倾向作为分析框架，并不是严格的逻辑区分。按照这个思路，我个人认为，严复的认识论倒是偏向悲观主义。

斯宾塞是对严复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者。他在《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中将宇宙分为可知世界和不可知世界，认为无论学术如何进步，世界必然存在未知领域，本质上持不可知论。严复赞同斯宾塞的这个观点，并有专文《进化天演》予以介绍。斯宾塞《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书，批判了对政府能力的迷信，以及神意说、英雄史观、意志自由论等流行的错误观念，详细论述了研究社会科学存在的各种困难，如社会现象特别复杂等客观困难、个人智力与能力的限制，尤其强调必须抛弃主观成见、迷信、嗜好，克服情绪、阶级、党派、国家、宗教等各种主观偏见。严复不仅较早翻译出版了《群学肄言》，而且赞叹这本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评价之高，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再说，儒家大学之道所包含的三纲八目，只是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展示了修身起点与最高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步骤，并没有说格物、致知等这些过程很容易。根据这些材料来看，严复的认识论明显偏向悲观主义。

严复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他的译作不拘泥于原著的字比句次，往往对词句有所调整，加之中文原本很难百分之百地对译英文，单纯比较《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原著的文本上，发现若干差异很正常，如果同时结合严复的其他论著来研判，可以发现，严复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精义有相当准确的把握。

三联生活周刊：从严复的文章看，他对自己的科学素养很自信。他从科学那里得到的是什么？

皮后锋：严复在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接受了海军管带的系统教育，其中主要是科学课程。

严复充分认识到“物理科学”（即自然科学）是近代中国疗病起弱、振弊起衰所必需的重要支柱，他大声疾呼中国教育要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指出学习“物理科学”不仅可以增广科学知识，训练科学思维，矫正佛学、道学、理学奢谈性命道德的空疏学风，在发展实业、保护国人身心健康、提升军事国防能力等方面也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严复在科学训练中养成了严密的逻辑思维与实证思维，不盲从权威，敢于质疑，勤于考订与贯通验证，成为他治学的重要利器与鲜明特质。严复在《法意》案语介绍过自己的阅读方法：“吾阅西文多矣，诗词不论，乃至文笔，则斟酌疏明，常至无所可疑而后止。”他高度赞赏孟德斯鸠的精辟论断，同时也质疑孟德斯鸠的个别观点，在案语中予以批驳；又如，严复翻译《原富》前，在该书英文底本上写下多条英文批语，对斯密的价值理论提出质疑。严复研读中华经典也是如此，比如他在批阅《庄子》时会发出疑问：“‘山川之精’是何等事物？”“甚么叫做‘上悖日月之明，中隳四时之施’？我们古时文章，往往有此说不去处，虽百思不能通其理也。”

严复自己撰写的政论文往往眼光独到、见解深刻，而且带有鲜明的逻辑思维与实证思维特征。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指出，严复的政论文长于说理，文理密察，逻辑性强。这是十分准确的评价。 严复皮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