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服之美：复原的依据和想象空间

2016年5月，浙江省挖掘出了第一个棺椁完整的宋代墓葬——位于台州市黄岩区的南宋宗室赵伯澐墓。赵伯澐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七世孙，该墓是他与妻子李氏的合葬墓。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周旸当晚就赶往了台州考古现场，她回忆道，右穴墓的李氏墓当时已被严重盗扰，但左穴墓的赵伯澐墓却非常幸运，被完完整整保留了下来。“那时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它没被盗过，我们都觉得一打开就会看到穿戴整齐躺在里面的赵伯澐。”

丝绸的考古比其他文物考古要更加谨慎。周旸当时负责该墓丝绸服饰的应急性保护工作，在从杭州出发前，她就叮嘱现场工作人员不要着急开棺，“一定要先放水！放水！放水！”周旸告诉本刊，丝绸考古界老前辈王㐨先生说过，在浙江、湖南这样的南方地区，地下水位高，即便是密封完好的墓室也会被地下水侵蚀，“开棺之前要从棺材底部打孔放水。里面填塞的丝绸制品已经非常脆弱了，如果带着水移动棺木，丝绸就会像泡烂的馄饨皮一样不成样子”。

开棺后，服饰的应急保护和揭展工作开始连夜进行。“当时黄岩区博物馆还没装好空调。5月已经很热了，棺材里的丝绸很可能过一晚就会长霉。”周旸回忆道，她在开棺过程中透过缝隙里看，原本应被丝绵织物填塞满的空间沉降到只剩1/3的高度，“棺材板上挂着很多细丝，乍一看像是蜘蛛网一样，其实那些就是丝绸”。等棺木全部打开，眼前的情景跟想象中相去甚远，但工作人员还是在一片泥浆状中，辨认出了赵伯澐身上套着的一层一层的衣服。赵伯澐墓现场的丝绸和服饰抢救是中国丝绸博物馆实施“全链条保护”策略的其中一环，在完成现场的初步提取后，相关文物通过低温冷柜运输的方式送至丝绸博物馆的实验室依次进行消毒、3D扫描，以及从尸身上一层层揭展等工作。在实验室里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可以获取服饰叠压的层位信息，并可判断层位之间是否存在粘连，为顺利揭展做好准备，在揭展过程中实验室的24台摄像机全程无死角记录，也保证了揭展过程能够回溯。赵伯澐尸身上共穿了完整的八套衣服，最外层着一件圆领素罗大袖公服，里面依次为圆领罗夹衫、交领絁夹衫、对襟绫袄、交领绢面单衣等文人士大夫的常服和便服，下身从外向里为开裆或合裆的夹裤、锦裤和单裤。“虽然日常不会穿这么多，但是这些衣服从外到内一年四季的层次不会错，同一个层次上下身的搭配也是对应的。这种层次和搭配的考察，在过往的考古现场有很多缺失，因为考古人员面临的信息量非常大，如果没有在揭展时有意识地做好记录，这些信息很可能就永远丢失了。”周旸告诉本刊记者，经过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统计，赵伯澐墓到目前清理出的丝绸服饰共计76件（组），涵盖了衣、裤、袜、鞋、靴、饰品等形制。

从考古的混沌中走来，墓葬信息帮助赵伯澐呈现出了两种可供现代人思考的宋代文人士大夫形象。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以赵伯澐的公服和内部服饰信息为基础，塑造出了宋代男子服饰复原人像。负责该展服饰复原工作的服饰研究者陈诗宇告诉本刊，孙机先生所设计的跨越西汉至清代的这15尊服饰人像中，宋代男子的形象选择赵伯澐作为参照是最恰当的。他是赵氏宗室成员，是现有宋代墓葬中身份最为尊贵的一个，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全链条保护策略下，他的服饰的礼仪性信息和丰富的日常穿着信息得以更好地保存和呈现，尤其是穿在尸身上的丝绸服饰非常有代表性，赵伯澐墓出土的服饰也因此被称为“宋服之冠”。国博的展览中，这座人台形象头戴展脚幞头，身着至脚踝的紫纱大袖公服，双手在胸前插手示敬，露出内衬的淡蓝色长背子宽大的袖缘，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出了植物暗花纹样，大袖掩映下，男子腰系红鞓金荔枝纹排方革带，脚穿乌履，与身旁头戴幔笠、身着黄褐色滴珠窠纹绫辫线袍的元代男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同时，完整经历赵伯澐墓服饰抢救和复原工作的周旸，也对这位南宋贵族有了更多气质层面的感受。

放在赵伯澐棺木一角的一件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是让周旸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修复之物。“首先是它的颜色与众不同，其他衣服都发黄，唯独它是蓝黑蓝黑的。”周旸回忆道，虽然它看上去是稍微一扯就会碎掉的一小团布，但她凭经验判断，这一定会是一件一级文物，“手上要用虚劲，把它从棺木的混乱里捧起来。拿在手里才发现它竟然这么轻，是很薄很透亮的纱”。衣服逐渐铺开，经过清洗和病害处理，这才在宽袖和衣身两侧展现出了美丽的莲花纹暗纹，极具宋代文人风格。“我认为赵伯澐一定是非常风雅的一个人。”周旸说，赵伯澐墓里的贵重物品极少，除了服饰之外，只有南唐皇帝李昪的投龙玉璧和一块水晶璧，以及一些沉香而已。“宋代的很多审美品位都受到了南唐的影响，这块投龙玉璧传世近300年后被赵伯澐收藏，他一定是太喜欢了，死后还要把它放在枕边。”周旸向本刊介绍道，除了投龙玉璧外，另一块通体无瑕透亮的水晶璧更让人惊叹，很难想象这是在没有高精度机器设备的情况下打磨出来的。“我们考古过不同朝代的很多墓葬，汉墓里会放很多现在看起来很奇怪的陪葬品，到唐墓里金银器就特别多，只有到了宋代，才发现他们随葬的只有心爱之物。比如史嵩之这样的南宋权臣的墓葬，考古看来，他也不太在乎生前的财富。还有一个南宋中下层官员徐谓礼的墓，里面最重要的一件随葬品是一部记录他一生宦途沉浮的文书，是他所写的‘人生日记’。”周旸说，赵伯澐这件靛蓝色系的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在过去的展出中一直特别吸引公众目光，“赵伯澐穿着它一定感觉非常宽大舒适，他心爱的玉璧佩带在腰间，在飘逸的薄纱褶皱中若隐若现，可以想象，他一定是一副风流倜傥的样子。”周旸说，赵伯澐官职不高，最高只做过平江府长洲县丞，据南宋《嘉定赤城志》记载，南宋庆元二年（1196），赵伯澐在卸任平江府后回到黄岩，热心地主持修建了当地一座名叫校友桥的五洞桥，为老百姓谋福利。“这座桥现在依然矗立在黄岩的西江上，我们跟他的心理距离因此就更加拉近了。”周旸说，这更让她感觉到宋代社会的独特性，“宋代是一个平民化、世俗化的社会，文人士大夫阶级开始隆重地登上历史舞台，作为宗室成员，赵伯澐也不再以唐代那种高高在上的贵族身份自居。尤其到了南宋，从一开始偏安一隅，积贫积弱，人的心态也变得平和了。”赵伯澐的这件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保存完整而精美，但因为是一件没有里衬的单衣，它的实际状况是非常脆弱的，整体牢度差，并不适合进行长期展示，为此，中国丝绸博物馆还承担了这件衣服的工艺复原的任务。

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王淑娟当年参与了这件文物的工艺复原，她告诉本刊，严格的工艺复原要从面料的准备开始，这件纱袍所用的是宋代典型的纱罗面料，在二经绞纱地上起平纹的莲花纹图样，作为复原工艺的一部分，不但要保证织造的方法与文物相同，所选丝线的粗细和织的密度也要尽可能保持一致。罗是质地轻薄、丝缕纤细，经丝互相绞缠后呈椒孔的丝织物，随着织造技术的发展，织罗技术在宋代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赵伯澐墓中出土的丝织品包含罗、绢、绫、絁和绮等多种面料，但罗是其中使用最多的一种，它的清透飘逸尤其适合南方夏季穿着。

这件纱袍采用的二经绞罗织法是罗中较为简单的一种，两根经线绞织进一根纬线中，跟十字交叉的平纹相比，经线相互扭转使得面料变得质地稀疏，一个个微小的空洞产生透亮的视觉效果，形成了“亮地”。除此之外，纱袍的领缘缝缀护领，袖缘包缝镶边，护领和镶边均采用四经绞罗，顾名思义，进行绞织的经线数量达到四根，它们两两之间产生不同的变化，丝织的复杂性也就大大增加了。“二经绞罗可以用机器实现，三经绞罗和四经绞罗因为经线之间的变化太复杂，现在机器是实现不了的，只能由手工来织。”王淑娟告诉本刊，但即便是使用二经绞罗，他们也要求由人工实现，“机器速度很快，每一根丝线都会拉得很紧。手工虽然慢，但是幅宽40厘米的丝绸，其中的纬线可以达到42～43厘米，纬线弯曲在里面，花形就更容易突出出来，面料也会显得更柔软，更接近宋代的质感。”

除了织法之外，颜色复原也要求面料的染色尽量接近原文物。“古代大部分面料都采用植物染色，但我们不能破坏文物，只能采取无损分析，寻找一些大致接近的面料进行化验，比如提取同一墓葬中一些纤维的碎屑。”王淑娟介绍道，分析结果显示，这件纱袍应该是使用中药五倍子类的植物染色而成。

中国丝绸博物馆修复馆里正在修复赵伯澐的另一件花纹绫袄，在宽大的操作台上，这件文物的里衬平铺开，衣身几乎形成了平展的四方形，体现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衣无隅差之削”的中式剪裁传统。仔细看这件修复中的里衬，衣身分成左右两片，中间缝制，而左右两片衣身各自的前后两侧则由同一片面料制成，由此可以断定面料的门幅与半个衣身大致相等。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通袖长267厘米，下摆宽95厘米，半侧衣身最宽处为55厘米，衣身长度257厘米，按照门幅宽度的原则，丝绸博物馆所定制面料的幅宽为64厘米，长度为13米，纱袍剪裁时共分成左右衣身各两片、两侧袖子各两片、左襟和右襟各一片、衣领几片。

从细节处看，古人物尽其用的剪裁原则是无法保证在缝制中能保持花纹严整对应的。服饰复原爱好者南乔开了一家宋制服饰网店，他告诉本刊，作为现代消费者，很多人并不知晓越是严谨的复原，越是不应做到花纹对称，“有时候跟客人解释后，对方还是不能接受缝制的两侧花纹对应不上，那我只能说定制这样的一件衣服，成本会比更严谨复原的要高不少”。

虽然考据复原让现代人节省了面料，但想复原宋代织罗技术却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一位手工织四经绞罗的师傅告诉本刊，一些科研机构按照文物的面料要求来找他定制面料，制作起来非常费工夫。“比如有的既要求纬线要粗，又要求密度要大。比如一厘米宽度里要有20根纬线，如果纬线细一点，做起来轻轻松松，但是纬线粗了，做起来就很累，而且也不能压得太紧，这样质感摸上去就不软了。”这位师傅说，按照这样的标准，手工织造一天，只能织出几厘米而已，算下来，四经绞罗的价格大约为每米2万元，想最大限度接近宋代织罗工艺并不容易。福州茶园村宋墓出土的金黄色素罗镶金边大袖（上）与印金花罗镶花边裆裤（下），二者都表现出南宋女装风格中的现代性（受访者 供图）宋服形制的“师古”与“变古”

赵伯澐墓既展现了宋代男装完整的穿着层次，同时又表现了该朝代男装缓慢演变的特质。赵伯澐最外层穿着的大袖袍下接横襕，这种形制源自唐朝的“襕袍”，这符合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张蓓蓓对宋代男装“师古”特征的分析。赵伯澐在第二层穿梅花纹罗圆领衫，在后摆自腰以下为双层，形成可开合的双层交叠结构，这又可溯源至隋唐时的“开后袄子”，最早是为了在马上行动时御寒保暖，在宋代时逐渐演变为士人非正式官服性质的窄袖袍衫，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徽宗《听琴图》，画面右下坐在叠石上的听琴者，他所着红袍便在后身左侧露出一道开口和重叠下摆。陈诗宇曾专门研究过赵伯澐墓中的服饰形制，他认为研究历代男装，往往关注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否开衩、是否方便活动，以及与遮身蔽体之间的关系。在这三个维度下，赵伯澐只有在第三层以下所穿的几件侧开衩窄袖交领衫逐渐能看出些时代变动的迹象，这种交领的侧开衩衣服在宋代男装中被称为背子，也就是国博“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宋代男像身上内层的一件，交领、两侧开衩是其最主要的特征。

如果只能选择一种服饰类型来代表宋代，背子无疑是最合适的一个，它不仅在男装中被广泛使用，在女装中更是大放异彩。在北宋晚期，这种直领对襟、修身窄袖、衣长及膝下、腋下开长衩的服饰成为后妃宫廷生活中流行的常服，与它相类似但身长较短的衫，同样也是直领对襟样式，狭峭的剪裁逐渐取代北宋初年继承唐制的宽袖舒垂的风格，形成了宋代女性新的衣着风尚。这种服饰的形制风格在绢本画作《瑶台步乐图》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三名贵族女子全都身着过膝的背子，看上去十分高挑纤秀。“北宋晚期之前的女装剪裁十分宽肥，墓葬出土文物的胸围大约在1.6米。我们现在衣服的胸围如果超过1米，很多人已经感觉到过于宽松了。”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张玲曾在多所博物馆里进行宋代女装的实地测量，到南宋之后，出土文物的胸围大多缩减到80多厘米，福州茶园山宋墓中女衫袖口宽度窄到8厘米，而现代梭织袖口最窄也要至少10厘米，冬天会达到15厘米左右，南宋女性服饰的窄小化程度高得惊人。“南宋初期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文人士大夫阶层特别流行穿窄袖的紫衫。这原本是一种适合骑马打仗的胡服，是士大夫所不齿的，但经过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人们发现这种窄身袍特别方便，比如《中兴瑞应图》里，皇帝在被金兵追赶的时候，穿的就是窄身袍，于是在和平之后这种流行趋势就被保留了下来。”张玲向本刊分析道，除此之外，南宋文人审美也影响到了服饰的发展变化，“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命运，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也将实用、简便而非礼节的价值追求带到了朝堂之上。南宋的审美整体上是趋向于‘小’的，无论是绘画，还是建筑，从尺寸到内容都变得窄小秀气，服装也会因此变得瘦削和便利。”

张玲认为，宋代女装形制特征应遵循沈从文提出的“变古”理论，沈从文称宋代女装为“时装”，且“装束变化常得风气之先”。“有一些观点认为，宋代女装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形制的峭窄被理解为女性的‘拘谨保守’，但实际上理学的影响直到南宋后期才逐渐产生，它真正开始兴盛，是到明代之后的事情了。”张玲曾在福州市博物馆对茶园山宋墓的服饰形制进行过深入研究，“它的服饰的多样性和前卫感，跟其他朝代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一条阔腿大裆、裤脚宽阔的合裆裤，“它拿非常轻薄的提花罗来制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形设计，它的两条裤筒不是封闭的，两外侧从腰往下到脚口完全敞开，穿的时候再在里面穿一条真丝的衬裤打底。它流行到什么程度？从史料中的形象来看，《中兴瑞应图》里韦皇后和她旁边的丫鬟穿的都是这样的裤子，画家在画的时候绘制出了裤子的线条感。”张玲向本刊分析道，除此以外，南宋中期蜀地的史料中也记载了大量富家女子有类似的穿着，“李松的《货郎图》里也有农村妇女穿这样的裤子，它的流行是从宫廷中推动的，流入士大夫之家，再经过下层的商人，最后抵达最偏远的山区。”宋代服饰多使用绉纱、罗、绫、绢等材质，轻薄飘逸，尤其适合南方夏季穿着

而除了设计别致之外，张玲也认为这种两侧开衩的合裆裤是宋代女装极富现代性的表现。“从中国古代的服饰发展史来看，女装往往都是跟随着男装的变化而变化的，女装总是借用男装的样式，带来了自己的变化，这在西方服饰发展的历程中同样如此。但南宋这条裤子非常独特，这是女性独有的设计。”张玲告诉本刊记者，她曾在自己的课堂上对这条裤子进行了结构复原，让同学穿上进行展示，“学生们都不敢相信，南宋竟然这么开放。然而这种开放性也不是孤证，北宋时背子和衫子演变的过程中，还要在中间羞羞答答加两条带子系一下前襟，但到了南宋不但要敞着怀，作为内衣的抹胸也直接对外穿出，再加上下身的裙子褶皱也变得少了很多，整体上就会呈现一种很轻便的感觉。我想这与南宋女性生活场景日益丰富、社会地位逐步提高有关。”《东京梦华录》里写北宋时期，贵家妇女不仅可以在傍晚时分“纵赏观赌，入场观看”，还可以“入市店饮宴”；《梦粱录》中记载，“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地娘子夫人等，建庚申会，诵《圆觉经》，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入呼曰‘斗宝会’……”与此同时，南宋承认了女性的财产权。“法律保护女性的嫁妆不能被夫家侵占。当时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也是不低的，宋代有很多女词人，也有学者调查，宋代女性读得最多的书是佛经，显然当时女性知识的普及率比较高。”张玲说。只有当这种时尚感和现代性真正展现在眼前时，你才能体会到它与其他朝代服饰之间究竟有何种不同。我们在福建博物院参观了宋代黄昇墓出土的部分服饰文物，尽管它们被覆着塑料薄膜锁在巨大的玻璃展柜里，但依然能辨认出一种低调的华丽之美。

黄昇是南宋皇室贵族命妇，她的丈夫是赵匡胤第十一世孙赵与骏，父亲黄朴是绍定二年状元，曾做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家世十分显赫。黄昇去世时年仅17岁，与赵与骏结婚也仅仅一年，从她的墓葬出土文物中可见南宋贵族少妇的典型生活。黄昇墓于1975年发现于福州，福建省博物馆曾在1982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黄昇墓考古的详细报告，在共计436件随葬物品中，服饰、丝织品共计354件，数量多、品类全，黄昇墓也成为宋代女性服饰研究最重要的墓葬之一。

福建博物院共展出了其中12件丝绸织物，包括广袖袍、窄袖袍、单衣、夹衣、无袖单衣、合裆裤、开裆裤、褶裥裙等等，尽管它们的颜色早已褪去，但在博物馆清冷的灯光下，纱罗材质的透亮衣身和印金工艺的暗花领抹却映衬出一种高贵之感。“宋代服饰很内敛，看起来简约，但内在十分华丽。”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周方对本刊分析道，黄昇服饰的昂贵之处在于它领缘精美的印金工艺，“是把金粉和一种特殊的胶混合在一起，在衣领上印出纹样，有时它还会压在衣身的纱罗之下，只有离近了仔细看才能发现隐匿的奢华。”对于崇尚复原的古代服饰设计师鱼汤来说，能够近距离接触到文物也是最难得和宝贵的机会。2020年，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宋之雅韵”汉服节，邀请了鱼汤当时所在的设计机构设计联名款的宋代复原服饰。鱼汤作为设计师，第一次有机会去亲手感知黄昇、赵伯澐等人的服饰文物。在此之前，他像其他民间的复原爱好者一样，只能使用文献资料研究服饰，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论。“首先要找到一个锚点，比如一个有准确年代的款式，或者一幅有代表性的画，再以它为基础，去寻找相应的材料相互印证，加深理解，像宋代服饰以黄昇墓为锚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关于它的考古报告记录非常详细，你可以清晰地知道在南宋这个时期，福建地区贵族妇女的穿衣风格和装饰工艺，同时还可以把它推广到江西德安周氏墓等等文物的研究上。”这个研究方法的前提是锚点的信息要确保无误，“比如，《簪花仕女图》一开始被认为是唐代文物，它会让你认为大袖翩翩和簪花都是唐代的典型，杨贵妃应该也是这么穿的，但实际上《簪花仕女图》出自五代，那么之前关于它所有的推测就都站不住脚了。”在此基础上，鱼汤会使用一套数学的方法来分析出土文物的高清大图，研究形制。“使用制图软件可以先分析出衣服的整体结构来，再逐个研究正面和背面各种缝线的走向，也可以通过同类型文物的对比，总结普遍性的缝纫规律，比如两侧均有缝线的话，接合的时候到底是左压右，还是右压左。”但没有什么比见到实物的收获更大的了。鱼汤回忆，在亲手测量黄昇的紫褐色罗印金彩绘花边单衣后，他有两个重大的困惑得到了解答。首先是衣襟和衣领的处理方式，“对襟衣服领子的上半部分跟衣身不是同一块料子，需要在脖颈处挖一块出来，再填上一块布料。看了黄昇的衣服才搞清楚它们之间具体的缝纫光线，原来衣身在领口处剪开口子之后不光要挖领，还要通过折叠的方式做出身前的襟边来，衣襟和衣身用的是同一块料，比我们现在的拼接方式省料多了。”另一个发现是广袖袍内部的细节，“看了实物才知道，袖口并没有那么大，而是在一个较窄的位置就开始缝合的，一直缝制到衣身侧面，广袖袍袖口大部分区域是打不开的，这能让双手在身前交合时，让袖子呈现最垂直顺滑的状态。这一点其实在黄昇墓考古报告中写到了，但以前并不明白为什么图示里会画那么一道虚线。”

这些细节都被鱼汤设计进汉服节联名款服饰套装里。他为汉服节设计了从外到内共计四层衣服。最外层的广袖袍以罗为主料，设计有一个庄重的拖尾，并搭配霞帔在前端用坠子固定，后端多出的部分可塞进大袖的霞帔兜内，灵感参照了宋宣祖后像和江西德安周氏墓服饰后边缘三角兜设计；大袖装饰的灵感则来自于黄昇，分别在领子和衣身四周，以及袖子的拼缝处缝缀印金花边，装饰团案也挑选了黄昇服饰中的牡丹花卉。中间层的背子廓形修长，袖子逐渐收缩，至袖口处只容一拳，鱼汤为它挑选了复杂的三经绞罗面料，花朵部分斜纹提花，显得含蓄内敛。第三层便服是衣长较短的对襟单衣与两片裙的组合，采用绢的面料，光泽感强，亲肤吸汗。最里面则是抹胸与开裆裤的搭配。

鱼汤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设计了整套服装，但在汉服节上推出后，反响并没有他想象中好。主要的争议出在了服装的颜色选择上。鱼汤为广袖袍选择了红色，依据来自于《宋代·舆服志》，里面记载“后妃的常服，背子、生色领都用红色的罗，《歌乐图》里的演奏者穿着也是大红色”。中间的背子他则选择了更不常见的、类似克莱因蓝的蓝色，“这些颜色都是出现在宋代画作中的，我希望打破大众对宋代色彩的刻板印象，宋代并不是只有各种淡淡的颜色”。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周方通过宋词来扩展对宋代服饰色彩的想象空间（受访者 供图）

宋代没有传世的服饰文物，相比于面料、纹样和形制，出土文物的颜色几乎消失殆尽，复原服饰的颜色是最难的。“目前我们只能依据文献、雕塑和图像来研究宋代服饰的颜色。”周方向本刊分析道，在文献方面，宋词内容给现代人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无论是‘揉蓝衫子杏黄裙’，还是‘藕丝衫袖郁金香’，都能感觉到在唐代艳丽、饱满的色彩之上，宋代出现了很多饱和度降低的中间色。这些不同深浅层次的颜色进行搭配，就容易形成比较温婉的感觉，再对比壁画、陶俑或者绢画时，可以形成一种宋代服饰色彩的整体性判断。”

如何处理个案与时代颜色风格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宋代服饰复原过程中最有争议和挑战性的一部分。鱼汤说，每过一段时间，他对服饰的认知都会发生刷新变化，对于色彩，他的思考也在不断加深。 宋服汉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