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在无路可走的地方再走一走

张旭东：我们从小到大读鲁迅，尤其是对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学鲁迅都是一个文学史教育。所以读鲁迅必然要先从他最早的作品开始读，是从小说开始的，读到《彷徨》，后来就没有了，因为他不再写我们心目中的那种“纯文学”，从《华盖集》开始，是打架的、骂人的，评论的、讽刺的杂文，那个文学的鲁迅好像淡出了。这个问题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在我心里。

对鲁迅来说，1925年非常关键，从此以后鲁迅就是个杂文家。我在第一卷里提出“杂文的自觉”，还有个副标题叫“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鲁迅文学的第一次诞生是五四运动，是“听将令”的文学。但1923年这一年，鲁迅什么也没写，整整搁笔一年。鲁迅文学的第一次诞生走到了一个困境，没有路了，而“没有路”是鲁迅一生的基本状态。就在1924年到1927年这四年当中，鲁迅一步一步走出来，从一个不可能的状态里找到可能性。从没有路的地方，找到一条路。他在《华盖集》题记中说：“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他说，与其躲在艺术之宫里边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我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更喜欢这样的写作。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

三联生活周刊：以杂文的视角来看鲁迅小说，会有什么变化？

张旭东：比如《伤逝》这篇小说，1925年11月，他为什么要写一个自由恋爱及其失败这样的题材？这个问题从五四运动以来他已经讲清楚了。从题材上没有任何新颖的地方，它的处理也比较老套，都是你看了前面就知道后面怎么样的套路。但是大家又觉得这篇小说非常有力量，这原因在哪儿？我觉得它不是处理一个恋爱问题，而是处理一个如何告别的问题。你想想，小说题目这两个字，它不是一个自由恋爱的悼亡仪式，它是一个对于旧生活的悼亡仪式。它必须要给自己找一个出路，要跟过去有一个了断。所以他就安排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虚假的恋爱故事，然后让年轻人不得不以一种很成问题的方式跟自由恋爱的对象告别。用小说人物的失败，小说情节意义上的失败，来表达一种杂文意义上的强势逻辑，就是我要向新的生活跨出第一步去，什么代价我都可以接受。这就是尼采说的“创造性毁灭”或者“创造性遗忘”，我们读《伤逝》时知道这个男主人公是一个非常孱弱、苍白、自欺欺人的形象，他所有向子君的忏悔，从他脑子里走过的那些话都是鲁迅自己的话，都可以在鲁迅其他的杂文中找到可以与之相匹配的句子。鲁迅为什么要把这个严肃而悲剧性的使命任务——要往前走，交给一个根本撑不起来的男主角？我觉得，《伤逝》是一个披着虚构外衣的杂文，是一个杂文为体、小说为用的混合文体。形式上的失败恰恰是写作上的成功。作为小说或者虚构文体的失败，就从侧面说明了鲁迅的杂文之厉害。

我们再看《阿Q正传》，前面有一个序，是说写作的不可能性，没法写，他这个人物根本不配列传。这是个搞笑的东西，文体最早又是报刊连载。他是以这种调侃式的文笔来写，他的叙事都没有完全展开，没有写实主义意义上的情节、人物、性格、内心冲突、景物描写、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线索、聚焦在主人公命运的时刻等，他丝毫没有。它的确是一个现代派的东西，但是更进一层，我们会看到它是以这种杂文式的笔法，把对中国社会的哲学式的判断，以一种讽刺性、游戏性的小寓言故事讲出来。

阿Q是一个寓言故事，它的深刻性就在于，阿Q是一个幽灵，是中国人的灵魂。这个灵魂没有家，没有家是因为晚清以来整个中国文明体系的崩溃，所以在符号体系上阿Q找不到牌位，找不到姓，找不到家，阿Q是个没有家的孤魂野鬼。但是阿Q讲道德，讲男女大防、恨洋鬼子。阿Q是个比赵家更关心赵家的正统合法性的一个人，但是赵家不认他，左一个嘴巴子，右一个嘴巴子，不许他有家、有姓、有名。他什么也没有，这是一个孤魂野鬼，要回到传统文明的象征秩序里面，但回不去。就这么深奥、总体性的一个形而上学图景，被以这样一种漫画式、短小的，而且不符合任何文体规范的写作给显示出来。到今天，我可以说《阿Q正传》是中国新文学百年以来最了不起的一部作品，纪念碑式的作品。但是他的文体、样式、题材、风格都是很难分析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找到一种新的批评的方法，抓住文学本质。我觉得这样才能接近，才能把握住鲁迅文学真正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是很早就开始向当时的中国介绍西洋文学的一个人，他当时非常了解现代文学，这会给他造成影响的焦虑吗？

张旭东：他翻译过大量的作品。他说我不要说跟外国文学大家比，我就连儿童文学作家中那些简单的描写都不会。我觉得这是老实话。但是他写文章一旦进入杂文状态，那就是有如神助。所有在中国文字里边的修养、训练、趣味以及处理复杂性的文笔的灵活性与力量，怎么传达愤怒、怎么传达绝望、怎么传达傲慢，他就上通先秦两汉魏晋，沿着一条文脉下来，又非常自觉地经过了一个近代世界文学的转化。

三联生活周刊：我一直有一个庸俗的看法，就觉得鲁迅后来写杂文跟报纸给的稿费有关，鲁迅曾经也说过，生活要有生活费？

张旭东：一点都不庸俗，这和鲁迅的写作样式、生产方式是紧密相关的。鲁迅像个“文学机器”。他这个机器要有维持它的产量，要有销售渠道，要有市场。鲁迅在教育部的薪水固然不错，但北洋时期老欠薪。他去厦门大学相当程度确实是为了高薪去的，但拿了以后他不愉快，就觉得自己好像一边写讲义，一边写作，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杂文这种形态，确实需要依赖于大众媒体市场，这是鲁迅安身立命的一个前提。鲁迅做事很认真很周密，这是一个成熟专业的、准备打持久战的作家应该想到的。不然的话你就像一个莽撞的一个文学青年，吃了上顿没下顿是不行的。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都学过鲁迅的许多名篇，现在鲁迅的有些文章不在新版教材里了，但是还有很多人会读鲁迅。鲁迅为什么绕不过去？

张旭东：我想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前提，为什么要读鲁迅？第一，我觉得鲁迅是我们所有人的——叫疫苗也好，叫病毒也好——都已经打在我们身体里边了。可能是因为少年时期的强制教育，一般人家里没什么书，但总有一本两本鲁迅，这至少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记忆。鲁迅是埋在我们脑海里边的，忘也忘不掉了、忘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的一个“幽灵”。碰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了，脱口而出就是鲁迅骂人的话。有一些东西，周而复始，那些时代的压抑，那些早都应该被革除掉的东西，可能还存在。这种时候鲁迅就冒出来了。

第二，鲁迅的语言，他塑造的形象，孔乙己的形象、祥林嫂的形象、闰土的形象，还有可能是一个意象，比如“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这样的东西。我要开口的时候我觉得空虚，沉默的时候我又感觉到充实。所有这些语句、词汇、意象，已经种植在我们的语言资料库里边。这是一种国民教育。

还有一层是鲁迅个人的挣扎，痛苦绝望，鲁迅作为一个形象，多多少少还是留在很多人心里的。也就是说它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道德确认，他会给人一种信心，在你撑不住的时候你想周树人老师也不容易。我们想想鲁迅，就会想不要这么轻言放弃，在无路可走的地方再走一走。我觉得多少是一种精神寄托和道德信念。这个东西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它会造成一个负面效果，就是让人过多的把鲁迅变成一种道德形象、精神寄托，这对鲁迅的文学的阅读是有妨碍的。

三联生活周刊：有时候大家会经常引用鲁迅，鲁迅的话特别解气。你怎么看待把鲁迅当成一个“金句”作家？

张旭东：当然可以理解，这客观上有利于鲁迅文学的传播。但是仅仅把鲁迅归结于这种金句肯定是不够的，因为金句是鲁迅文学的触角，是它的锋刃。但一个锋刃，后边必然有一个体量，有一个结构，有一种运动的方式，这样它才有力量。如果只是停留在金句上，就不能去体味鲁迅文学的那种意味和复杂性。

鲁迅文学的基本单位我觉得是杂文集，一年一年编的，是个编年体，他自己就是这么讲的，他这一年里写的东西都在这儿，好的不好的骂人的唯美的回忆的。如果以编年为单位来看，能看出世事的变化。杂文不是一种能脱离世事而完全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它是贴着地面的文学，它是贴着他的敌人的写作，它是贴在最不愉快的事情上的。如果是一种回忆，它是贴着遗忘的回忆。如果是一种愉悦的东西，它是贴着痛苦的。所以如果你不理解它的反面，它的背面，往往就不能充分把握它的形态。鲁迅杂文给我们带来的审美愉悦，必然有一种历史的维度，有一种社会的维度，一种政治性，他的批判和讽刺都有外界的指向性。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里面不断说要回到鲁迅文学，有这种单纯的鲁迅文学吗？

张旭东：我说回到鲁迅文学，它有一个很具体的针对性，针对学界，针对文学研究界、文学教育体制里边。一说鲁迅就直接穿过鲁迅文学，好像是个透明的东西，直接去谈什么鲁迅思想，鲁迅是个革命家，鲁迅的左翼，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鲁迅同情劳动人民，或者鲁迅的集体性，他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或者鲁迅的进化论思想、鲁迅论自由恋爱，等等。我觉得是欠考虑的，因为按照一个严格的思想史的写作的标准，或者从严肃的哲学的高度，鲁迅可能不是一个思想家，也没有太多的哲学的内容。这不是大逆不道，也不是不尊重鲁迅。我们举个例子，鲁迅当然是信奉进化论的，但如果你去研究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会发现鲁迅没有进化论思想，连《物种起源》可能都没读过，鲁迅读的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他更多的是启蒙主义、国民性批判，他都是时代性的，有点像一个先锋尖兵。但是如果把鲁迅文学压缩简化为鲁迅思想，你就没有找到鲁迅思想真正在哪儿。我不是说鲁迅没有思想，我是说不能简单地把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去研究，而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去研究。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里边当然有丰富的思想性，但是要从莎士比亚的文学角度去研究。

我这本书头200页是针对当下鲁迅文学研究体制的现状提出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说，提出一个观点叫鲁迅文学的批评对象的重建，隐含的意思是我们对鲁迅的研究没有聚焦对象。一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你就要解释什么叫文学对象，谁规定你研究的叫鲁迅文学，我研究的就不叫鲁迅文学。

我们先从鲁迅的意象着手行不行？我们从鲁迅的句型开始行不行？我们从鲁迅特殊的句型，切入鲁迅文学，一旦在句型层面上分析，你就会发现什么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它看上去的文类文体不重要，因为它都是混合的，鲁迅文学的精髓实质是在特殊的鲁迅句法。它有很多迂回婉转，加了很多虚词，然后有重叠重复。它有很多的你叫技巧也好，叫它的特殊风格也好，它是鲁迅文学有效性的传达工具。你一旦把鲁迅文学阅读的基准点对焦在它的句子层面，就立刻会被引进杂文的论述逻辑，就能有一个落脚点。

对那种喜欢鲁迅文学的、带着自己的问题直接去阅读的读者，《杂文的自觉》这本书，我觉得从后往前读就容易得多。一旦这本书进入了一篇一篇细读鲁迅的时候，文本细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本敞开的书，就是大家一起来读鲁迅。但前面有很多专业性的东西，我想提出一个新的鲁迅读法，重新来读鲁迅，邀请大家一块来重读鲁迅，这并不是一个天真的想法，我认为杂文是鲁迅文学的精髓，凭什么说杂文的这种写作形式高于纯虚构，高于抒情诗，我有一些前提性的预设性的处理，这是作者要做的，读者不用管。这本书是我发出的重读鲁迅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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