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鲁迅文章的本意乃是要让人懂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鲁迅六讲》和《鲁迅六讲（二集）》都有专门文章谈鲁迅的语言。对许多学生来说，初次接触鲁迅，总会觉得鲁迅文章很怪。你能谈谈鲁迅的语言特色吗？

郜元宝：如果让鲁迅代表“五四”第一代作家，茅盾代表第二代，丁玲代表第三代，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第三代作家的文学语言跟第一代有不小的距离。这主要是白话文中文言和欧化因素很不一样了。不能说第三代作家没有文言因素，但他们对文言的掌握未必像鲁迅那样深厚。至于欧化因素，那也要看是通过读翻译文章得来，还是通过自己做翻译而来？二者有质的区别。

鲁迅的语言个性，最显而易见也是众所周知的是他有巨量的文言成分。瞿秋白甚至说鲁迅的翻译是“以文言为本位”。翻译尚且如此，自己写文章更可想而知。鲁迅并不否认文言文有益于白话文，但他更乐于提醒大家文言会妨碍白话的生长。当时白话文尚在草创阶段，“文言复兴”（其实是希望文言重新取代白话）的呼声此起彼伏，鲁迅真心不愿被树为榜样，似乎要写好白话文就必须像他那样先读好古书、写好文言文。1925年围绕青年必读书目、1930年代跟施蛰存关于青年是否可以从《庄子》《文选》积累字汇的争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这种眼光和心态。

其次关于“欧化”（严格说应该叫白话文的“翻译语体化”，因为还有日语、俄语等其他外来语对现代白话文的影响）。鲁迅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必须从翻译（尤其忠实原文的“直译”）学习白话文所缺乏的语汇和语法，尤其是借助翻译让白话文从语言到思维层面都日趋精密。鲁迅文章整体上气势如虹，但大量外来词以及新的句法结构、关联词的运用，确实要比“大白话”复杂得多。这也会让习惯“大白话”的读者感到难读，甚至佶屈聱牙。

除了语言，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思维的深刻与独到，令鲁迅文章不容易像“茶淘饭”那样无需怎么咀嚼就能轻松消化。

鲁迅不否认他自己语言上的这些特点。他承认自己做翻译，对象是中等教育以上的读者。中等教育以下读者应该去看更加大众化的作品。翻译如此，创作亦然。鲁迅并不回避自己的文章“高深”——应该加引号，即相对一般读者而言比较高深。但如果克服了他的“翻译语体化”，克服了他的巨量“文言”，也适应了他思想的独特，就会发现他的文章逻辑严密，思想明晰，语言准确而有力，由此造成文势通畅而有感染力，远超“茶淘饭”式的“大白话”。不要以为“大白话”式文章就一定干净、清晰、好懂，往往恰恰相反！

总之鲁迅文章难懂，只是表面现象。他的本意乃是要让人懂。

抛开思想内容不说，仅看语言层面，现在中小学生（包括一部分大学生）初次接触鲁迅遇到一些困难，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今日语言规范、语言习惯、语言水平、语言能力为标准来衡量一切，不合今日标准和胃口的就一律排斥。这可能是今日老是有人批评鲁迅文章难懂甚至不够规范的主要原因吧！

应该承认，现代汉语有一个发展流动的动态过程，不能以一时的所谓规范来衡量所有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实践。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承认不同历史阶段语言差异的前提下，确认究竟哪些作家的语言可以作为学习的“典范”。这无疑是个矛盾：一方面必须承认在不同阶段、不同作家那里有语言差异，不能简单地以我为主，衡量一切，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且能够）从差异化语言中选取出若干公认的“典范”。这就考验我们的眼光了。一时的规范不等于典范，但典范肯定有其内在规范——它可能不符合一时的规范，却足以树立更普遍更深刻的规范。当我们的语言习惯跟鲁迅的语言出现某种距离和隔阂时，我们当然可以质疑鲁迅，但更应该认真地质疑我们自己。经典作家的语言往往具有这种促使不同时代的读者反省自己语言习惯的力量。

三联生活周刊：我自己阅读中有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对鲁迅在上海期间写的文章有点儿不知所云，好像他一直在跟人吵架？

郜元宝：鲁迅1930年代在上海以写杂文为主，量大，涉及面也广。许多论战性文字直指当道，不能不有所顾忌，语言上吞吐曲折在所难免。好在流行的1981年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此都有较详细的注释，帮助读者扫清了大部分阅读障碍。

鲁迅上海时期大量杂文之所以难懂，还因为它往往交织着两条线。一条线是原则性立场性的考虑。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结束之后，鲁迅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阵营。既在阵营，就须遵守阵营的原则。这有点类似“五四”时期他的“听将令”。但另一方面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又有他的独立精神，有他的个性和脾气，或者说有其必须坚守的个人的原则与立场。他看具体的人与事，并不总是机械、空洞、抽象地讲原则。你在阵营之外，若认真诚实地做事，他也会欣赏。郁达夫、“二萧”就是最好的例子。你属于阵营内部，但如果被他看出心术不正，行事诡秘，言行不一，他自然就会有所保留。原则、立场、阵营和具体的人事纠缠在一起，有些话鲁迅就不便明说，只能在文章中抓住一些看似不那么重要的细节旁敲侧击。周扬等人批评起初以“自由人”自居的胡秋原，鲁迅并未介入。他后来写了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读起来就有点儿费劲。这是在批评周扬等人，还是在维护胡秋原？原则上鲁迅应该亲近周扬而疏远胡秋原，但文章的词气又好像是在挖苦甚至责备周扬等人。再比如鲁迅先后与杜衡、施蛰存、杨邨人等“第三种人”论战，这些人有的开始属于“左联”，后来疏远乃至脱离了“左联”，但除杨邨人之外，他们未必就是公开反对“左联”。鲁迅针对他们写了不少言辞激烈的文章，既要严肃辨明其中的原则性问题，又不得不考虑具体的人事。比如鲁迅认为在阶级社会不存在超阶级的文学，犹如在胖子和瘦子之间并无不胖不瘦的人——要么偏于胖，要么偏于瘦。在左翼文学被整体上严酷打压的1930年代，鲁迅坚持这样的原则无疑是必要的，但涉及具体的人事，未必就能时时处处拿捏到恰到好处。198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就认为鲁迅对“第三种人”可能太苛刻。当时和后来被圈入“第三种人”的作家太多，彼此差异不小，并非清一色。鲁迅自己也并不强求“第三种人”非左即右，他倒希望他们果真坚持立场，写出类似《战争与和平》那样不朽的巨著。但后来鲁迅听说“第三种人”某些作者参与书报检查的设计，认为他们向检察官“献策”，态度这才变得更加严厉起来。

批“第三种人”是针对“左联”之外的作家，至于“左联”内部以及外围更多作家之间不同意见、不同流派乃至宗派的差异，就更加复杂。一脚踏进这样的“是非圈”，鲁迅文章哪有不难懂之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有些文章即使看上去像专门针对某个人，但最终要阐明的道理还是超个人的。比如他和施蛰存围绕《庄子》《文选》展开争论，就不单针对施蛰存，更涉及“五四”以来的文言与白话之争。其次鲁迅的目标是要把道理讲清楚，他要求大家的文章都能“再亮些！”今日读者感觉到一些文章难读，但鲁迅本人绝非故作玄虚、故布迷阵。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我们在读这些文章时要搞清楚人际关系？搞明白人的因素？

郜元宝：当然应该力求明白具体的人的因素。任何时代的文学阅读都没有例外。区别在于有些时代的作家写文章始终针对具体的人事，另一些时代的文章则似乎有意回避具体的人事，但回避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关注吧！鲁迅1930年代在上海创作的大量杂文，特点就是突出的人事因素。比如“左联”内部宗派问题。所谓宗派，就是某群体内部再分化出一些小圈子。圈子内外人际关系平素就有亲疏远近之别，一旦遭遇在公共领域必须做出进退然否的抉择，就更加明显。而不同的小圈子之间又有局部的交叉，这样就更加复杂了。“左联”本来就由不同背景的社团（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朝花社等）组成，其中又因为平时靠拢不同的核心领导层，属于不同的同乡和同学的人脉，自然就形成远近亲疏各不相同的小圈子。鲁迅、茅盾理论上超然于这些小圈子之外，但实际上他们作为上海“左联”最有威望的核心作家，跟“左联”成员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有远有近、有亲有疏。圈子和宗派是自然形成的，本身谈不上好坏优劣，只是遇到类似“两个口号”之争时，才会猛地发酵，造成几十年难以释然的是非恩怨的扭结。这种情况也充分投射在鲁迅杂文中，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必须“横站”，即既要抵挡“敌人”，又要防备“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鲁迅的论战文章，有时感觉他喜欢由此及彼，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比如他和梁实秋由翻译而起的论战，梁实秋似乎是在认真讨论翻译问题，鲁迅的回应则比较少，而是揪住另一些问题。

郜元宝：这就又要回到上述原则性问题。收在《二心集》的两篇“骂”梁实秋的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起初都由梁实秋先挑起话题，鲁迅只是回应。既是回应，就应该紧扣梁实秋挑起的话题，而这些话题恰恰就包括“硬译”“文学的阶级性”以及有没有作者是“资本家的走狗”等内容。并非鲁迅不好好谈翻译问题而任意转移话题。梁实秋谈翻译，本来就不限于纯粹的文学翻译，而屡屡涉及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译介，所以他才由翻译自然过渡到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鲁迅只是顺着梁实秋的思路，逐一加以回应而已。至于“乏走狗”，本来是梁实秋和“左联”理论家冯乃超之间的争论，鲁迅加入进来，既是为了帮助冯乃超，也是为了继续他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未完的话题。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创造社”后起之秀冯乃超讽刺鲁迅“醉眼蒙眬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反映的是社会落伍者的悲哀”，但“创造社”和鲁迅结成统一战线后，鲁迅还是很欣赏冯乃超的。一起喝酒时，冯担心鲁迅喝多了，鲁迅却说我喝两杯不会醉眼蒙眬。能这样开玩笑，可见关系的亲近。《二心集》还收了鲁迅和瞿秋白的通信，也是谈翻译，双方意见分歧不可谓不大，但为何鲁迅和瞿秋白能和风细雨推心置腹，跟梁实秋就必须分庭抗礼剑拔弩张呢？很简单，因为在原则上鲁迅和“新月社”的梁实秋属于不同阵营。因此无论谈翻译还是谈文学的阶级性，都会频频触动原则性的政治问题。这无论是对鲁迅还是对梁实秋，都不算跑题。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全集》混入几篇周作人、瞿秋白的文章。“兄弟失和”之前周作人的文章，至少思想上很接近鲁迅。瞿秋白的文章是和鲁迅讨论之后，在鲁迅建议下写成并以鲁迅的笔名发表。这些都还谈不上“代笔”。但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到底是不是鲁迅所写？是不是违背鲁迅意愿的“代笔”？

郜元宝：这篇文章前半部分由冯雪峰起草，为了照顾生病中的鲁迅，减少他的劳动量。但冯雪峰本人尽量忠实于平素与鲁迅交谈所获得的对鲁迅思路的了解，而且冯的稿子又经过鲁迅大量增删修改，因此这封公开信跟上述周作人、瞿秋白的少数文章一样，整体上都得到鲁迅首肯，不能算是在鲁迅不知情或未置可否的情况下由他人“代笔”，收入《鲁迅全集》没问题。学术界对此已有较充分的研究，但因为该信涉及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傅东华、“四条汉子”、胡风、巴金、黄源以及徐懋庸等众多人物，鲁迅谈到这些人物时如何注意措辞和拿捏的分寸，还值得深入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研究有没有饱和？

郜元宝：有学者认为“红学”碰到了结构性危机，因为没有新材料，长期在老问题上兜圈子。鲁迅研究似乎还没碰到这个问题。一方面新材料仍在不断发掘，另一方面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比如鲁迅有一篇《<穷人>小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很精彩的论断。过去大家以为完全是鲁迅的创造，但青年学者张勐等指出，鲁迅实际上部分地参考了俄国理论家梅列日科夫的说法。这就涉及鲁迅创作的资源问题，一方面是域外，一方面是古典。以北冈正子、伊藤虎丸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一贯注重考证鲁迅的域外“材源”。这方面的工作仍在继续，不断有新的发现。中外学者一直重视发掘与阐释鲁迅创作的中外文化资源，在这方面郭沫若、王瑶等前辈建立了很好的研究范式。山西的李国涛先生在1980年代初写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另一本是《〈野草〉艺术谈》，都力求落实到具体的字句层面，切实研究鲁迅创作中的中外文化资源。在宏观判断上，青年学者齐宏伟在《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中认为在中国新文学家中，只有鲁迅才算把握了跟中国文学传统真正“异质”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从而真正生成了中国“新文学”之“新”。鲁迅研究向着中西两个传统深处的开掘还远没有做深做透，鲁迅研究也远未到“饱和”之时。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鲁迅是个天才，两百年才能出一个。两百年是怎么算出来的？

郜元宝：请允许我措辞稍微夸张一点。现在“天才”这个说法不太有人说了。鲁迅留学日本时受尼采影响，承认有“天才”。他那时接受严复《天演论》的翻译，称“天才”为“性解”（Genius）。鲁迅早期提倡“立人”，不是立普通人，而是立“天才”。他认为西方文化发展到近代（19世纪末），出现一种“偏至”，就是以“众数”的名义扼杀少数“天才”，因此少数“天才”（如摩罗诗人）的反抗就极为可贵。如果人群中消灭了“天才”，人类就没有进步。中西文明共同的可悲就在于“天才”被扼杀，以为这是“夷隆实陷”，高的砍掉，低的填平，最后大家都一样。这个理想果真实现，整个社会就死气沉沉。

鲁迅没有明说自己是否“天才”，但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与一般人的差距。他曾说某些人的东西也能发表，那么自己的文章闭着眼睛也可以发出了。虽是玩笑之辞，却也透露一点心迹。冯雪峰曾给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写过一篇文章，谈鲁迅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冯雪峰认为鲁迅跟中国一流文学家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一脉相承。鲁迅并未将这句话删掉，只是告诉冯雪峰：你这样说，恐怕又有些人会不高兴了。这个细节说明鲁迅对自己的天才大概也不会刻意否认吧？至于实际上鲁迅能否跟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并驾齐驱，那就只能交给历史和时间。

还应该补充一点：鲁迅的成就绝不仅仅源于其“天才”，更在于他后天对“天才”的保护和扩充。我们常人只能仰视“天才”，却可以追踪蹑迹，留心“天才”如何“直养而无害”，如何保护和扩充其先天禀赋的“天才”，最终成为现实生活中伟大的作家。

三联生活周刊：对一般读者来说，阅读鲁迅，是否需要借助已有的相关研究，还是抛开这些研究，完全独立地走进鲁迅著作？

郜元宝：对这个问题，我宁愿采取折中的立场。我们既要借助相关研究走进鲁迅的世界，也要坚持在完全抛开先行研究的情况下独立阅读、独立思考（如果可能的话）。相关的先行研究不能代替却可以校正、验证、激发我们的独立思考。反之我们的独立思考也可以质问相关研究是否正确。只有对相关先行研究展开这种对话性、反思性的阅读，才能逐渐培养我们自己对鲁迅（以及所有其他文学现象）的独立理解。 ​鲁迅郜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