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柱楼诗》案（下）

乾隆帝阅读萨载奏折后，即对高晋严旨问责，对江宁布政使陶易更不客气，说他对案件一味塞责，“徐食田贿嘱县书改查出为呈送，其鬼蜮伎俩甚为可恶，陶易亦并未究出，率行转禀”（《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三六），命明白回奏。陶易出身寒素，乾隆九年中举，历任知县、知州、知府，四十年十月应高晋之请由广东调任江安粮道，不到半年即破格擢升布政使。此人廉正干练，也敢于为民请命，深得总督高晋器重，也赢得了皇上的青睐，没想到卷入一件钦办大案。

乾隆将陶易作为此案关键人物，在于徐述夔的书经东台县、扬州府、江宁书局层层上报，蔡嘉树也曾亲往布政使呈状，卷宗上的批语为：“搜罗书籍，原为明末国初有著作悖谬、诗章讽刺实有违碍者，俱应收解奏缴。至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如只有字句失检并无悖逆实迹者，将首举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著有明条，倘系蔡嘉树挟嫌妄行指摘，希图倾陷，亦即严讯拟议。”这段话虽为陆琰所拟，但经陶易圈阅行文，也就难逃罪责。倒是扬州知府谢启昆觉得倾向性太明显，做了一些删改。即便如此，也触发了弘历的敏感神经，不光怀疑陶易有意宽纵，还要求追究是否受了贿赂，有没有倒填日期的行为，下旨将东台知县涂跃龙、扬州府知府谢启昆、江宁布政使陶易革职，解往京师审讯。稍后，已到外地谋职的陆琰以及江宁书局的委员杂役被悉数解京。而在此之前，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徐食书，校书的徐首髮、沈成濯，以及原告蔡嘉树等人已被押解进京，远在新疆的举人毛澄因题跋被抓捕审问，解送京师。为防止串供，此类押解都要错开日期，可谓不计成本。

《一柱楼诗》愈演愈烈。先被查出的是“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表达诗人的出尘之思，意为期望明天展翅高飞，直到上天之仙界。而乾隆指出：“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五八）此乃皇上的定性，有谁敢发表异议呢？而在此之前，乾隆还有独到的发现——

至阅伊同校书之徐首髮、沈成濯二名，更堪骇异。该二犯一以首髮为名，一以成濯为名，四字合看，明是取义《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诋毁本朝薙发之制，其为逆党显然，实为可恶。已交刑部存记，俟该二犯解到时，严加刑讯，务令供吐实情。此等鬼蜮伎俩，岂能逃朕之洞鉴？萨载、杨魁何以竟为其瞒过？即或伊二人文义平常，岂幕友中全无一人看出者，何皆为之隐讳不言乎？（《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四二）

没有谴责刘墉，大约是念在其奏报之功，予以从宽放过。而刘学政看到此谕，心中必会有几分愧疚。不能不佩服乾隆的目力，如此一挖掘，的确有些诡异呢。徐沈乃徐述夔入室弟子，列名校对，萨载、杨魁接旨后即命将二人抄家逮捕，讯明徐首髮原名徐首發，沈成濯原名沈埙，述夔为改今名。萨、杨自认“愚昧疏漏”，表示“诚如圣明洞鉴，均非从幼取定，该犯等俱已解京审究，其与逆犯校书命名悖逆之处一经严讯自必水落石出，尽吐真情”。徐沈解京后果然悉数招供，承认老师确实说过“如今剃了头就是濯濯的意思”，并说“本朝剃头不如明朝不剃头好看”；徐首髮还交代后来改回徐首發，《一柱楼诗》刻成时见仍用“首髮”，曾要徐怀祖改正，怀祖不听。

乾隆对改名的判断得以证实，而认定徐食田并非自首、东台县倒填日期、各级官府有意包庇，则纯属臆想。此事后经刑部反复研讯，经手书吏金长五供称“徐食田实系四月初六、十六两次缴书，初次批语已示贴署前照墙，众所共见……委无受贿倒提日月情事”；原告蔡嘉树也承认“只系心疑，并无行贿凭据，不敢固执”。此事不再追究，办案重点放在对陶易渎职的审讯上。可怜这位65岁的老臣被革职抄家，解送途中突患重症，抵京即连续受审，仅十日就死于狱中。陶易留下两份供词，其一曰：“我原系一穷举人，仰蒙皇上天恩，由州县府道超擢藩司，父祖皆蒙荣耀，而于徐述夔又毫无瓜葛，乃于此等逆诗呈告到我手里，我不详细看出，立时详报督抚严行查办，转偏着徐述夔一边批发，这实是我的罪孽，竟与徐述夔无异，万死不足以蔽辜，只求皇上把我立正典刑，以彰国宪。”（《清代文字狱档》，625页）不敢辩解，不敢推卸，连委屈也不敢有一丝流露，读来令人恻然。素称英察的弘历曾对他亲自讯问，这些话也很像是陶易当面所说，大皇帝应能察知其一片志诚、满腹冤屈，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两案的处置有宽有严：为殷宝山《岫亭集》评点作序的殷一柱、赵学礼、尹发萃皆得以释放回籍，江宁书局委员保定纬、沈澜也以按旧规办事被开释，官复原职；对徐案则从严。徐述夔与徐怀祖虽皆亡故，“仍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受命驰驿前往，会同江苏巡抚杨魁赶至东台县，监督施行，事后奏报：

奴才等即于初十日会同先诣新河口焦家林徐述夔厝棺之地拆砖启棺，细加查验，徐述夔尸身僵而未化，原戴纬帽及所穿袍褂颜色旧坏，尚未毁烂，并验明棺上标写“戊午科举人拣选知县徐孝文赓雅之柩”等字样，当即遵旨监视将该犯徐述夔之尸枭去首级，凌迟锉碎撒弃旷野，仍悬示东台县城。一面复至栟茶场，将徐怀祖住宅内尸棺移置野地开棺查验，该逆犯徐怀祖尸身亦未消化，原戴纬帽所穿袍褂均未朽烂，遂将其尸一律凌迟锉碎撒弃，即枭示于栟茶场地方……（《清代文字狱档》补辑，阿弥达等奏徐述夔等锉尸枭示情形者，658页）

乾隆朝文字狱颇有一些定为锉尸枭首，此则为极少见的现场描述，竟戮及逝者，残忍冷酷，泯绝人性。

食田兄弟和徐首髪、沈成濯，以及陆琰本拟斩立决，经皇上开恩减为斩监候；为《一柱楼诗》题跋的毛澄，定为杖一百、流三千里。陶易虽死于狱中，仍被定性为“故纵大逆之罪”，那些被抄没的家产应不会发还。而东台知县涂跃龙和扬州知府谢启昆，均以错谬怠玩、办理不认真革职流放。启昆出身翰林，亦吏事练达，乾隆岂不知其冤枉，几年后复加起用。对于那个敲诈不成就告状的蔡嘉树，弘历已指明“非实知尊君亲上”，刑部奏稿中也说他控告书吏受贿倒填日期之事不实，且早就知道徐书中存在逆词，直到争地才挟嫌告发，但毕竟举发了一桩逆书案，应予释放。有谁会记得这样的一个小人儒呢？有，徐氏后裔会长期衔恨，故乡人也会将之钉在耻辱柱上。

徐述夔案开了一个恶例，有着极大的示范作用，告讦迭起，各省督抚亦不得不按照此一模式吹求挑剔，纷纷上报。湖南巡抚李湖奏称查出明人所著《荣木堂集》等，江西巡抚郝硕奏称查出明季进士黎元宽《进贤堂集》等，均有违碍语，搞得皇上不胜烦扰，又不便叫停，恰好江苏巡抚杨魁拿着一个“赦”字整事，被臭骂一顿，算是表明了拒绝扩大化的态度。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