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一事来

文·郑勇在李昕的十来部作品里，《一生一事》可以加上两个标签：一是“做书”，接续前面的《做书：感悟与理念》《做书的日子》《做书的故事》《那些年，那些人和书》《我们今天怎样做书》，这已是他的第六种讲述他的编辑理念和出版生涯故事的书了；二是“回忆录”，比起7年前出版的那本只有7万多字，只写到2014年的《做书的日子》，这本《一生一事》篇幅扩大了不止4倍，而且写到2022年，距他1982年进入出版业，刚好40年。

据说新媒体时代介绍一本新书，常用的模板是“四段论”：作者是谁？书的内容是什么？这书有什么特色？这书给谁看？先说作者，李昕这个名字在出版圈不用介绍，对于爱书的读者也不会觉得陌生，对于读书而不留意出版社和编辑的人来说，翻开这本书，你会恍然意识到，原来他是胡风、钱锺书、杨绛、李泽厚、刘再复、王世襄、王蒙、吴敬琏、杨振宁、李敖、王鼎钧、齐邦媛、傅高义等这么多名家大家都愿意深交、信得过的朋友，是《独白下的传统》《巨流河》《邓小平时代》和“李泽厚作品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等声名赫赫的好书出版背后的推手。在《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李敖》一文中，李昕说：“我做了一辈子的编辑，主要是为他人做嫁衣，自己写文章很少，主要是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2014年7月我退休以后，闲下来了，才开始写了两本书。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我几十年和文人学者打交道，编辑他们的著作，每一本书的背后，都有故事。”我们可以接着加一句，李昕是个有故事的人。一生为人作嫁，退休后才开始写作出版自己的书，这和范用先生退休后才有了《泥土 脚印》，沈昌文先生退休后才有了《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等书一样，这是李昕和三联前辈异曲同工之处，同为老派出版家的风范。

因此，我们可以接着说第二点，《一生一事》是一本李昕讲述他过去40年间做书背后的故事的书。40年裁为4段：人文社14年（1982～1996）是他的出版起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受到的严格训练，给他打下深厚的基础。香港三联书店8年（1996～2004），是对他至关重要的时期，“我的编辑理念和市场意识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并强化起来的”，他形象地说，在香港做出版“是在深井里游泳，天地非常小，存活很不容易，水又深又冷，非得练就身怀绝技不可”。北京三联9年（2005～2014），是他实践一个编辑人生理想的阶段。最后一段“尾声”，是商务印书馆8年（2014～2022）。这个“尾声”当然是开放性的结尾，作为他70岁的回忆录，相信后面还会有很长的续集值得期待，“且听下回分解”。

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9年，我作为全程在李总手下工作的三联人，当然对他是极为熟悉的。他入职时的发言和退休时的感言，还历历如在眼前。在他来三联之前，1986年恢复独立的三联书店，经过范用、沈昌文、董秀玉三代掌门人近30年的薪火相传、合力打造，早已经成为书业界声望和影响位列三甲的出版社，“三中商”名满天下，《读书》杂志的巨大影响力和“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以及《傅雷家书》、巴金《随想录》、杨绛《干校六记》等著译作品的深入人心，书刊互动和前店后厂模式形成“一主两翼”的事业格局，“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出版宗旨、“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的出版理念和“一流、新锐”的出版标准，不仅在三联内部形成共识，而且在出版界、三联的读者圈和作者圈，也广为人知。由此，“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美誉在三联知识共同体中也是公认的口碑。但李昕到任三联之际，正值三联经历两年动荡的“地震”之后，元气大伤。当时他回内地工作其实有不少可选项，既可以回老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可以到两家出版社担任正职，但他还是坚定地选择到三联担任副总经理、副总编辑，“一入三联门，终身三联人”。作为在香港三联通过蓝真等三联前辈接受三联传统的李昕，认同韬奋先生的“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出版理念不难，难的是移植他在香港获得的市场经营经验和大众文化读物出版经验时，遇到同三联“对标”的错位和挫折。

李昕坚持了下来，以“知过能改，从善如流，与人为善，办事秉公”的座右铭行事，逐渐赢得信任，5年后出任总编辑之后更是大显身手。前后9年间，他经手介绍了50多位作者、超过百种图书选题，其中大多是“非典型”的三联作者和选题，无异于给三联做加法。范用先生当年给不少老作者出版过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本书，李昕也有不少给作者“圆梦”的手笔，却是破冰之旅的“第一本书”，比如刘再复的《红楼梦悟》，在三联出版之前，作者已经在图书市场消失了十多年，由此开启的“红楼四书”和陆续在三联出版的20多种新书，这才有了刘再复“回归故国”的复活历程。又比如钱理群的思想随笔集《生命的沉湖》，曾经在五六家出版社流转五六年，最终都没有出版，作者白写了后记、二记、三记。书稿最后转到三联的时候，作者已经不抱希望，没有心劲写后记了，反而是这次在李昕的拍板支持下，得以放在“学苑话题”丛书中出版——从此以后，钱理群的名字和新书才又频频出现在暌违多年的书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其背后就有刘再复和王鼎钧不约而同称赞的原因：李昕不仅有“识”，而且有“胆”。这也就是李昕自己说过的，“出版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两条，一是有眼光，二是敢担当”。

说到这本回忆录的特色，我感触最深的是三点：

一是作者的谦抑和低调。李昕总是把作者和书放在聚光灯下。哪怕做到总编辑，他也是习惯于自觉地隐身在作者和书后，甘居幕后，自居边缘，像沈公常挂在嘴边的说法，就是“三联的伙计”。李昕不争功，不诿过，不掠人之美，少见自我表扬，更无自我吹嘘，而对责任编辑却着意突出，像叶彤和舒炜之于《邓小平时代》、刘蓉琳之于《巨流河》、饶淑荣之于王鼎钧回忆录、蔡长虹之于《医学的温度》和《作文六要》。

二是丰富的案例和生动的故事。在这部回忆录里，李敖、杨绛、李泽厚、王鼎钧、傅高义等都有绘声绘色的交往细节。比如“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三联还在讨论选题的时候，另一家名社已经谈妥合作意向，即将签约进入出版阶段。李昕可以说是横刀夺爱，靠着电邮往还，以满满的诚意和打包出版“王鼎钧作品系列”的整体策划，再加上“只删不改”“能小动则不大动”的承诺，最终说服了鼎公，花落三联。又比如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当时有30家出版社和书商参加简体版权的竞争，其中不乏出书范围或市场营销更有实力、更有竞争优势的对手，又是李昕亲自出面，亲自动手写了7000字的策划书，经过三轮竞争，最终在香港面见傅高义，通过面试，帮三联拿下版权，接着又与其他店领导一起带领项目团队，克服了审稿、定稿的艰辛和出版后营销推广的压力，举全店之力，最终实现销售突破百万册的奇迹。

三是“做书”的感悟与体会。在李昕的出版生涯中，认定“一生只为一事来”“衣带渐宽终不悔”。一生一事，靠的是理想与激情，一事一生，凸显的是执着与坚守。

如果问《一生一事》适合推荐给哪些读者，我觉得三类读者不应错过：

一是出版界的从业者，尤其是编辑。这是李昕秘笈揭秘的金针度人，是关于编辑出版的四堂公开课。钱锺书关于鸡蛋和母鸡的比喻趣事，广为人知。如果说鸡蛋是已经出版的好书，作者是下蛋的母鸡的话，那我们还要说编辑和出版作为既要照顾母鸡，又要照看鸡蛋的助产士和保姆，也是必不可少的角色。在作者和作品之间，在作品和读者之间，编辑的存在不可或缺。对于编辑来说，李昕的回忆录就是补齐了下蛋的过程，告诉我们蛋是怎么下出来的、金蛋是如何诞生的，这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读者的好奇心和编辑的求知欲，在钱锺书那里被一笔带过、一笑了之的，在李昕笔下，却是精彩的乐章。

二是关注和研究出版史——特别是人文社、三联和商务的当代出版史——的读者。《一生一事》是李昕的回忆录，更是传世可期的当代出版史。《一生一事》里面讲到上百种图书背后的出版故事，其中浓墨重彩详述其中关节的不下20种，这比起他40年间经手的数千种图书，当然只是冰山一角，但也足以成为丰富的当代出版史料。像他为钱锺书《围城》汇校本和李泽厚作品集打官司，像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的版权纠纷，甚至像金庸作品集为什么没能复归三联，李敖、余秋雨为何没在三联出过书，在这本书里都有披露。他是唯一知情人或最关键的当事人，这些故事堪称独家之秘，他不说出来，没人知道，他不写出来，出版史上就付之阙如。

三是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化的读者。无论你是关注文学，还是思想、学术，李昕笔下那些年，那些人和书，不论是名家大家，还是如《邓小平时代》那种现象级的大书，都构成当代文化的戏剧性故事、感性细节与丰富材料，有场景，有氛围，有画面感，读来如在目前，恍如昨日。 李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