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白忙了一场吧？

“大厂”这个词流行起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大厂与高薪总是正相关，但不要忘了，与“工厂”紧密关联的另一个词是“流水线”。

大厂的员工，都有工牌，以颜色区分部门，有的还能区分级别。有人会在食堂偷偷摘掉工牌，试图避免一些落在它身上的目光，尤其是当他是“外包”员工的时候。大公司多有“外包”，有的是项目制，也有长期合同，甚至比正式职工更资深，但在福利薪水方面，都不如正式员工。一个“外包”员工，大约很难消除那种低人一等的感受。

电视台因为需求庞大，编制供不应求，发展出一整套“事业编”“正式职工”“项目制职工”这样应聘难度逐级递减的梯队。我刚毕业时，曾在一个国家级电视台工作。当时有个同事，项目制合同签到第五年，是整个部门业务能力最强、经验最丰富的员工。一方面，其他熬不住的都跳槽了，只有他还在苦苦等待转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正式员工的精力要分散给非业务性的工作。“今年有多少个转正名额”，是我从入职第一天就开始听到的流言，此后大半年，永远都是茶余饭后讨论不休的热门话题。

说它“热门”，它也“微妙”。因为一旦把这个话题摆到领导面前，那种扬帆鼓动的气氛立刻就偃旗息鼓，领导只会给出模棱两可的回应。可是，一旦热度下降，不出半个月，就会听领导在某次闲谈中，提到说刚刚从大领导处探得的消息，说今年年底前一定要解决一部分资深员工的待遇问题。

我辞职后的第二周，那位五年资历（与我并不熟悉）的同事还特地向我打听，是不是因为听说今年转正名额又泡汤的消息。趁那个机会，我问他，为啥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说，他最初来这里就是因为喜欢搞技术，大平台有得搞，如果不是那道坎消磨人心……他没有说完就匆匆挂了电话。悬在头顶的胡萝卜，总是最能让生产队的驴拼命拉磨。升职、加薪、期权……这些都是打工人头顶缤纷五彩却换汤不换药的胡萝卜。

不过这依然不是最惨的。近两年，人员流动性较大的公司，流行一个套路，叫作“领导让你白辛苦两步走”。第一步，给你制定一个完不成的绩效目标；第二步，扣上能力不行的帽子。一旦跌入这个圈套，职场小白离职时或许还蒙在鼓里，还在自我pua：公司说得对啊，我在沟通与协作能力上还真有短板。

有一回乘坐北京去往杭州的高铁，邻座女生一直在她的iPad上画画，是很可爱的漫画作品。她叫小雪，是北京人，待业在家两个月了，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让她去，虽然是不怎么讨喜的外包项目，但现在工作难找，“在家待得猫嫌狗厌，收拾个行李箱就来了”。一个月后，我看到她发朋友圈吐槽。她告诉我说，其实加班、连轴转都不是问题，但就是挫败感太严重了。

本来说好的工作内容是吉祥物相关的创作，她的初衷也是对IP感兴趣，没想到去了之后，“却搞起了电商”。搞电商的意思是，绘制大促“banner”，网站头图等这些东西。而且大厂流水线作业，通常只用做一张图、一个动画的其中一个部分，做完就转给下一个人。这个成稿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单独作品，完成后，正式员工会拿去给领导过稿。说起来，她的部分一旦画完，她的任务就算完成了。除非需要你改，否则是不会有任何反馈了，更别说向领导汇报工作，获得认可与赏识。

你觉得绘画起码是个与创作有关的工作，其实跟艺术没有一毛钱关系。她的工作，本质上在为上级的PPT提供视觉素材，这些素材有时甚至都不会正式用于网站，生命周期只限于那张PPT投在大屏幕上给领导讲解的一分钟。小雪说：“这种当牛马的感觉是做自由艺术家的时候从来没体会过的。”

工作最重要的两项价值，其一是获得金钱，其二就是“价值被认可”。人们总是希望一份工作能“二合一”，当不得不二选一时，无价值感消耗人的速度可能比没有金钱要快得多。

疫情中的影视行业从业者，可能比谁都懂得白辛苦一场的深刻内涵。项目进展到90%，黄了；辛辛苦苦拍完的电影，迟迟无法上映；这是比无法转正、流水线绘图更摧枯拉朽的白忙一场。

前两天在微博上收到一条陌生人的私信，导演魏丹花一年多时间完成的纪录片《方舟》，2020年就入围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Luminous单元。2022年8月，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他决定把片源上传。魏丹给几百个网友挨个儿发私信，每个回复他的人，会收到一条带有下载链接的自动回复。即便如此，回复他私信的比例仍然不算太高。借用布列松电影的台词，魏丹告诉他的潜在观众：“为了遇见你，我走了一条多么崎岖的路。”

艰辛的付出并不总有回报。更为健康的经济社会中，一份过得去的报酬，只能算是纵坐标的零点，往上延伸，应当能承载打工人并不过分的期待，没有明显天花板，成果有人看得见，好的作品有人赏识。 工作大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