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好像就是4年前，2018年，在写《三联生活周刊》创刊1000期稿子的那段时间，《樱桃小丸子》的原作者樱桃子因癌症去世了，于是我在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上写了一篇《小丸子，你好吗？我很好》。正巧被一位做电台节目的朋友看到了，他邀我去他的直播间里读一读这篇文章，大概读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出来。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为什么难过，大概是觉得有些熟悉的东西离生活渐行渐远了。

我在三联写音乐，写美食，有时候也写文化方面的报道，比较受朋友们喜爱的是那期《理想家庭——我爱我家》，身边的朋友几乎人手一本，这些与我同龄的中年读者几乎都能背诵其中的台词，因此我也写得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们说在卖弄情怀。《我爱我家》的选题我申报过很多次，从朱伟时期就没通过，2019年，正巧赶上电视剧播出完结25周年，才被勉强通过，也算圆了我这个“80后”的一个梦。

是，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对90年代的日子记忆犹新，那时没什么人听说过大数据，电话的唯一功能还是打电话，人的脑袋也尚未被大规模插上网线。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自然对信息科技抱有一丝迟疑，偏爱陈旧的东西。朋友们也大多如此，他们中有收藏黑胶的，有收藏老渔具的，还有收集旧玩具、旧杂志的云云。新裤子乐队的庞宽，也是其中之一，他收藏了不少国货老物件，2019年初我在他家采访，听他提起《乐队的夏天》。几个月后，节目播出，我看到那些被粉饰过的乐队站在高光的舞台上，不免觉得有些好笑。

那段时间，因为要写《我们与猫的同栖生活》封面故事，我还去新裤子乐队的彭磊家，拍摄了他家21岁的老猫。关于这档乐队的节目，彭磊没讲太多，他说节目已经录完，结果没那么重要。我看着他窝在背光的小屋里弹着晦涩的吉他solo，不时拿出几件柜子里珍藏的星战手办；他画了很多油画，里面有很多复古的场景和衣着；最后，他给我放了几首自己写的新歌，他把音乐灌在录像带里，试图还原早期模拟录音的效果。

再后来，我就着手写起了“新裤子”。他们是我高中时期最喜欢的一支中国朋克乐队，自2000年后，他们开始频繁出没于一些地下演出场所，他们的生活轨迹和我们这群歌迷有很大的重叠，也喜欢相似的事物。2012年后，新的音乐揭竿而起，“新裤子”和北京的一大批乐队迎来了他们漫长的低谷期。我的同事们也写了刺猬、Click15等乐队，此外他们还探访了大量的演出场所，音乐从业者还原了20多年中数代地下音乐生态，最后，曾焱选定了刺猬乐队的歌词作为这期杂志的封面标题——《总有人正年轻》。

一年后，我参与了《乐队的夏天》的第二季录制，本以为去现场听音乐会很轻松，却在Carsick Cars乐队登台时湿了眼眶。录影棚的专业乐迷席位于二楼，那个俯瞰的角度类似于D-22酒吧的二楼，我全程站着，不断重复的鼓声一直徘徊在我的脑海中。我依稀想到了当年听到这首歌时年轻、狂热的现场，想起一些场景、一些人，他们在一个极为边缘且特殊的环境中一路走来。但也有些东西再也想不起来了，或许是因为资本给那个时代的乐队生涯画上了一个挺完美的休止符。

2021年，在动笔《重返金曲时代》之前，流媒体平台充斥着大量的音乐综艺，这个舞台的外延无限扩大，以此保持着高度的参与性，应接不暇的新面孔，唱着被改变得有些聒噪的老歌。我时常觉得这些改编怠慢了那些作品，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有谁会在乎那些歌词都唱了些什么？如果没有一轮轮的年轻人去不停地唱，还有谁会记得这些歌？不禁想断章取义伏尔泰说的一句话：让细节见鬼去吧，后人会把它们全都抛开。

娱乐滥觞给原本已经岌岌可危的文化生活造成致命的一击。大概是怀着这样的心态，文化部决定用一期《90年代的金曲》，去还原那个音乐尚存个性的时代。我们写了“四大天王”、Beyond乐队，采访了郑智化、孟庭苇，在顺义的一家咖啡馆里，香港作词人刘卓辉对我说：“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这首脍炙人口的《友情岁月》是他住在北京西单的时候写的；台湾音乐人陈乐融说，在90年代初，有不少盛名之下的唱片公司仍旧以“小作坊”的形式运转着；我还采访了当年《校园民谣》《中歌榜》的主持人郑洋，在她看来，周杰伦的出现为90年代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也开启了下一个华语音乐世纪，但随后的歌手来来往往，常驻的似乎只有周杰伦一人。

2019年夏天我去了趟富士音乐节，对于热爱摇滚和独立音乐的灵魂来说这如同一场朝圣，来自世界各地的近10万人，在新潟县山谷的大雨中听了三天音乐。半年后，还是在冬季，我在一家二手唱片店挑盘的时候，手机里跳出第一则关于新冠疫情的新闻。那时候，我根本无法想象疫情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大的改变。

记得上一次采访罗大佑的时候，他还说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个世界。我想，他可能没料到疫情的来袭。2003年“非典”时期，他写过一首名叫《伴侣》的歌，17年后，他又写了《伴侣2020》。在专辑的文案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将会记载，2020年春，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终于被地球改变了他们的习性的一个季节。我的女儿，在三十年以后，会告诉她的朋友们说：那一年的春天，有很大的传染病，我们从此都戴起了口罩，学校延迟了开课……”

疫情之后，我所写的第一篇音乐报道是关于埃尼奥·莫里康内去世的消息，他是《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的电影配乐师，2007年时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从60年代就投身电影音乐创作，作品有500部之多。在纪录片《音魂掠影》中，导演托纳多雷（Giuseppe Tornatore）、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昆汀（Quentin Tarantino）、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音乐家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昆西·琼（Quincy Jones）等人都向他表达了致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怅然若失，觉得那些古典主义的旋律，那些浪漫的镜头语言，都随着他的逝去而消失了。

一年后，我通过手机采访了作曲家汉斯·季默 （Hans Zimmer），把写稿时的困扰讲给他听。我说，仿佛只有一个人死了，我们才会认真地把他重读一遍，然后想起一些值得怀念的往事，后悔不已。讲到莫里康内时，季默的语速变慢了许多，他说他很怀念那个充满大师的年代。他说这辈子印象最深的事，就是和莫里康内去过莱茵河畔一个名叫波恩的小城，1770年贝多芬就出生在那里，在那里他能感觉到大师们的存在。

2020年后，我好像突然变宅了，出差少了，时常留在家里翻翻过去买的书和杂志，看看过去的电影，看看那些已经不再存在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仅有的几次出差，也是出去写美食，去了很多小城，还沿着东海南下探访，从浙江到福建。我一路上听着还潮、任光、殷承宗、康姆士乐队，想象着数百年中这条海岸线经历的种种变化，在人头攒动的夜市，在苍凉的妈祖庙，在一望无际的高速上，在海潮袭来的雾气中，我恍如隔世。 三联黑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