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为什么要“走向世界”？

长沙开福区湖南省出版局的宿舍楼中，年过九十的钟叔河依然忙碌着。那天，当我们敲开那挂着“念楼钟寓”的大门时，钟先生正和前来探望他的客人在书房攀谈，书桌上摊开的是他即将重印的一本杂文集的校样。

钟叔河自己曾在《念楼随笔》序言中解释过：“念楼”即“廿楼”，就是他所住的20楼，门牌起初由竹刻艺术家叶瑜荪所刻，后来又经雕塑家雷宜锌模铸，挂于门外。这位念楼主人，自上世纪80年代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便为人尊敬的出版家，对手艺向来情有独钟。原本用作书房的客厅，除了满架的图书，一张台球桌，颇为引人注目的还有书架上他的几件手工制品：竹笔筒、竹制茶叶筒、细工木刨、精工木刨。在一篇文章中，钟叔河写道：“我从小喜欢制作，如果允许我自由择业，也许会当一名细木工，当可胜任愉快，不至于像学写文章这样吃力。但身不由己，先是被父母拘管着在桌前读《四书》《毛诗》，1949年误考新闻干部训练班，又未蒙训练即奉命到报社报到，想进北大学历史考古亦不可能。1957年后，作为为国家服务的知识分子，是被投闲置散了，但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忙于做工，身体和精神上反而觉得充实了不少，尤其是能够在屋里放一条砍凳的时候。”

“我原来读书，并没有意识到以后会编书。我看书比较早，比较杂，这是我的一个优势。我出身读书人家，家里有书。”送走其他客人，我们的聊天从读书开始。眼前的钟叔河身形高大，略带口音，声音洪亮，丝毫不见老态。

钟叔河的父亲钟昌言是最后一批考过八股文的秀才，又是时务学堂的新式学生。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钟叔河被父亲送回老家平江乡下，在那里一直待到抗战胜利。在乡下，钟叔河几乎读完中国的旧小说，找到什么书就拿来读。“正常社会里，就算父亲是作家，也不一定在10岁前就看《阅微草堂笔记》。因为没有其他书可以看，父母也没在身边，在平江乡下，没人管我。读《阅微草堂笔记》时，有些地方不明白，比如‘承尘’，过了好久才知道是‘天花板’的意思，因为那时在平江乡下，房子抬头就是瓦，没有一间房子有天花板。”

1949年，高中没有毕业，钟叔河就考入“《新湖南报》、新华社湖南分社新闻干部训练班”，成为一名记者，少年时好读杂书的习性依然如故。与钟叔河同年考入培训班、曾在《新湖南报》工作的出版家朱正回忆1957年两人被打成“右派”前的那段日子：“晚餐以后，我常常和他一同到古旧书店去翻旧书。大体上我只注意和我的研究专题有关的书，而钟叔河涉猎的方面要比我广得多。当代的，古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从文史方面直到生物学和大众天文学，他几乎是无书不读。就这样，他从这看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阅读中获得了多方面的知识，这对于他后来编‘走向世界’丛书显然是很有用的。”

1957年钟叔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之后20多年里先后做过仓库搬运工、木模工、化学工、电镀工、制图员，以维持生计。几十年过去了，朱正仍记得自己在1962年底结束劳教后在钟叔河家看到的情景：“我回来以后，发现他很会做木工，他和他太太两人做木匠，不是普通的桌椅板凳，是做机械的木模。我到他家以后，进门很小的天井里摆着木工用的砍凳，家里挂着锯子、刨子，大大小小全套木工设备，他就是一个木工了。”

钟叔河一边靠手艺艰难谋生，一边仍在思索：为何自己从一个解放前的革命青年，突然会成为“反革命右派”？他大量攻读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书，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读史的过程中，他发现在1800年以前，就有欧洲人到中国来；可是直到180年以前，还没有中国人去过欧洲。封闭造成了落后，落后又加剧着封闭。“长期封闭的社会一旦开放，发生的变化是极其广泛、深刻而激烈的。人们只要一‘走向世界’，他的价值观和哲学观就必然发生变化，这是改变封闭造成的落后状态的强大动力。早期‘走向世界’的人的现身说法，对现代化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

晚清那批知识分子，走向世界时不但记录所见所闻，同样记录当时的心境与思考，这让苦闷中的钟叔河感同身受。黄遵宪是第一个对日本有深入研究的维新思想家，他反映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重大变化的《日本国志》，还有吟咏日本国政民情与风俗物产的《日本杂事诗》均在“甲午之战”后的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戊戌政变”之后，他被开缺放归，只能做一个诗人。《人境庐诗草》中的多数诗篇正写于这一时期。在后来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的《日本杂事诗广注》导言中，钟叔河写道：“所谓‘放归’，就是放逐归家，等于现在的‘开除公职’。……他始终在紧跟着历史的潮流，关心着天下的大事。尽管自己名列株连黑籍，却始终对未来抱有信心，相信四亿人民一定会从二千多年的魇梦中醒来的。”可谓当时钟叔河自己心境的写照。

1979年，经朱正介绍，钟叔河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作家蒋子丹，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编辑。她向我回忆：“那时候来了好多被打成‘右派’的人，钟叔河、朱正、江枫、杨德豫……有些人经历苦难之后，可能说话比较谨慎，我感觉钟叔河比较潇洒，那时候他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名气，什么都说。那些反右中的经历，包括后来坐牢的事情，他津津乐道，我们也听得很有意思。”

重返工作岗位，钟叔河干劲十足，他计划把以前读过的，包括在北京、上海各地图书馆搜集的300多种晚清时期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录进行整理，并选辑出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100种。“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与世界同步，中国脱离了这个轨道，如果与变化的世界同步了，那么问题就解决了。”钟叔河说。在他看来，回顾晚清那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所留下的记录，对改革开放后亟待重新走向世界的国人仍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正因如此，钟叔河坚持将丛书命名为“走向世界”。“起初他们不同意叫‘走向世界’，建议就叫作‘清人出国笔记’，因为这是一些古书。我编的书虽然是古人的书，但是是给现代人看的，而且也不是为了现代要看古书的人看的。要看古书的话，研究这些清末的人写的东西干什么呢？它写的是外国的事情，写的是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德利风（Telephone，电话）这些东西。”钟叔河说。

可在当时，人们并不确信出版这套旧书的社会价值。此外，100种图书的庞大规模也挑战着当时的出版经营理念。依照规定，每个编辑一年只有4个选题，可如果拆开来出，便无法保证这套丛书史料的完整性与思想的连续性。钟叔河提出将自己3年的书号集中起来，这样就可以一次出版12本。

1980年冬天，各地新华书店上柜的一册薄薄的小书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本书封面左上角的内容简介写道：“一百多年前的友好访美记录，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的详情。”这正是“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本：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光绪二年（1876），在宁波海关任职十多年的李圭，以中国工商界代表身份受邀赴美参加规模盛大的世界博览会。在美国，除了参会，他还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旧金山等城市，然后过大西洋到欧洲，顺道游览伦敦、巴黎。这本书以一半以上篇幅记述了博览会中的见闻，以及美国建设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书的附录《地图图说》中，李圭以自己8个多月环绕地球一周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大地是一个球，围绕太阳运动”：“使地形或方，日动而地不动，安能自上海东行，行尽而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欤？”

这本李鸿章亲自作序的游记，由总理衙门出资印行3000部，在士大夫中产生很大影响。郭嵩焘使英期间，便翻阅此书，记入日记。康有为也是在读了这本书后，为其中描述的新事物所吸引，开始走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

回到19世纪的历史现场，国人对西方的真正了解，始于1840年那场屈辱的“鸦片战争”。据钟叔河在后来为丛书所写序言基础上撰写的《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的考证，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有三个中国人由于偶然机会到过欧洲并留下可信记载，其中仅有1782年因海难被外国船只救起因而“遍历海中诸国”的谢清高留下的《海录》，1840年左右得以在国内刊行，被认为是“中国人著书谈海事”之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了解外洋情况，学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客观需求，清政府开始派遣官员出洋。同治五年（1866），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游历欧洲后留下的《乘槎笔记》，这批人中学生张德彝留下的《航海述奇》；同治七年（1868），志刚率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使美欧各国后记录的《初使泰西记》，均是官遣出洋的产物。只是，如历史学者雷颐所说：“最早出国的几个人，斌椿、张德彝，并不是有目的地向西方寻求真理。他们都是职务所遣，被派出去看了看，懵懵懂懂之中，看什么都新奇，什么东西都记录下来。这些东西很有趣，也恰恰说明中国人最早是怎么看世界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人认为西方先进，开始有目的地出去寻找真理，比如郭嵩焘、黄遵宪等人。”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记述背景，钟叔河在每种书的卷首都撰写了万字以上的绪论，阐述作者“走向世界”的历史背景与研读体会。丛书以每月一本的速度出版，影响越来越大，到1983年，“走向世界”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20册，收录晚清人的外国记述26种。1984年，钟叔河被调任岳麓书社总编。截至1986年，加上重印扩编，丛书规模扩大为10卷35种。

上世纪80年代，这套丛书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成为热议话题。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评价这套丛书：“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在这方面，推而广之，可称为整理古籍的典范。”1984年冬天，钱锺书联系钟叔河在北京见面，并主动为他的《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作序。杨绛后来在信中告诉钟叔河：“他（钱锺书）生平主动为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8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空前活跃，人们都将目光聚焦在国外形形色色的思想与文学潮流上。在当时五花八门的“丛书”中，一套晚清人物留下的历史记录，何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雷颐向我谈起那时的“丛书热”：“在80年代，有三套书影响很大，一个是‘走向未来’，一个是‘走向世界’，还有一个是‘文化：中国与世界’，开始把海德格尔、萨特、维特根斯坦等西方哲学家成系统地翻译出来。最先出来的是以介绍当代新科技、新理论为主的‘走向未来’丛书；第二个是谈论历史人物的‘走向世界’丛书。这两套一个谈最新的东西，一个谈历史，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有一种内在的共振，在那个启蒙年代给人一种思想解放：‘走向未来’，直接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介绍到中国；‘走向世界’，让人觉得中国走向世界、学习外国的历程艰难。”

1981年，雷颐在吉林大学历史系读大三时，便看到了这套书最初出版的几种，后来还在《历史研究》上读到钟叔河的几篇序言，印象极为深刻。“80年代，对我个人来说，刚刚接触到中国近代史。从前近代史讲发展线索，完全从革命角度看，中国近代史就是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再到辛亥革命。我后来的研究生导师李时岳，第一个提出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再到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史主线。洋务运动在之前的叙述中，长期作为‘反动政治标签’，事实上洋务运动引进现代科技与工业生产，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一环。这套丛书，恰恰以现代化的眼光，讲洋务运动中近代中国人如何打开国门，怎么看世界。在革命叙述中，‘走向世界’这批被遗忘的历史人物，第一次重新出现，还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走向世界”，路途漫漫

1985年，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在岳麓书社出版时，距离他写下这些日记，已经过去100多年。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从上海启程，经历51天的海上航行，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赴任驻英公使。1879年1月31日，郭嵩焘离开伦敦回国。《伦敦与巴黎日记》正写作于这两年间。

国外的耳闻目睹，使郭嵩焘得出比其他洋务派更为深刻的见解。出国之前，郭嵩焘已经看到“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出国后，他虽然也关注欧洲的技术文明，访问煤铁工厂，但他显然更为关心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在参观伦敦邮局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指出封建专制国家只求“富国”，资本主义国家却懂得先要“富民”。不但如此，他还研究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次与人讨论英国税法时，他说道：“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学者陆建德1983年曾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告诉我，那时经常去伦敦，有时候还去位于Portland Place（波特兰广场）的中国大使馆，渐渐了解了这座建筑的历史，那正是在清朝光绪初年，由接替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申请购置。也因此，引起他对那段历史的关注。从90年代开始，陆建德便关注张德彝、郭嵩焘、刘锡鸿等一批早期到英国的国人，怎么看外国人，怎么描写英国。那批最早走出国门的晚清知识分子，出于好奇、不带偏见记录下来的一些细节，在陆建德看来，往往能折射出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记录了伦敦一车夫因为鞭打马匹过甚被罚款并监禁一个月的事情，陆建德读后特别感慨：“我深深记得，原来住在北京劲松那块儿，一到夏天，农民赶着马和驴子来卖西瓜。我看到那些马和驴子非常可怜，由于缰绳套得过紧，后腿上的皮都磨光了，露出肉。英国100多年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已经很高，对动物权利有很高的认识，这种意识我们以前不大有。”有感于此，在2006年回顾这套丛书的一篇文章中，他谈道：“丛书所收著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了国人的眼界，同时又让读者意识到，身边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其实都是值得关注和检讨的。时至今日，这套丛书读来，依然具有让人不安的力量。”

这种“使人不安的力量”，似乎也印证着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中，这套书顽强的生命力。2008年，“走向世界”丛书再版，钟叔河在谈到别人的质疑时说：“‘走向世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中国还没有完成，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应该问一问自己，在物质上我们走向了世界，在内心是否走向了世界呢？”

1988年，钟叔河离任岳麓书社总编，“走向世界”丛书的后续出版被搁置下来。2012年，钟叔河将他保存了25年的书稿档案移交岳麓书社，并承担了不少具体工作。4年之后，这套共计100种的丛书终于出齐。

（本文写作参考钟叔河著《念楼随笔》，梁由之、王平合编《众说钟叔河》，朱正著《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书。感谢王铁军、戴君等人对采访的帮助） 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钟叔河走向世界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