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手铲识天书

9月26日，著名考古学家刘绪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今年初，刘绪所著《夏商周考古》出版，这本书由他2019年5月受邀赴山西大学进行“夏商周考古”专题六讲的讲稿统合而成，兼具基础性与研究深度地选择了夏商周考古的部分核心问题。系列讲座结束后不久，当年9月，刘绪因病入院，抗癌两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讣告中称这位老教授为“真正的大先生”，提纲挈领的《夏商周考古》成为他留给考古学界的最后遗产。刘绪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告诉本刊：“老师是为数不多的、能把夏商周三个时期所有核心问题有机串联，通盘考虑的学者。”追迹夏商周

刘绪1949年出生于山西省广灵县，1972年，他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是“文革”后期恢复招生的第一届考古学生。本科实习期间，刘绪便参加了北京琉璃河遗址和湖北盘龙城遗址两处商周考古重点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40余年，他从未离开过考古田野。

1975年，刘绪从北大毕业，分配回山西，进入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工作，三年后即成为副队长，当时他还不到30岁。1980年，他又考回北大，成为邹衡先生的首届研究生，198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邹衡是夏商周考古学的奠基人，从完成了民国时期考古前辈未竟的殷墟文化分期工作，到将二里头文化与夏代相联系，他为夏商周考古指明了前行的道路。作为邹衡最为器重的学生之一，刘绪接过大师的学术衣钵，在田野与讲台之间，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新的传承与开拓。

中国可靠历史的起点在哪里？夏朝究竟是否存在？这些攸关全行业甚至所有中国人的追问，成为夏商周考古学者论争的焦点之一。

据刘绪生前所述，1976年，出于对山西考古的广泛兴趣，他先后前往大同方山永固陵和运城东下冯遗址参与发掘，“这（东下冯遗址发掘）可能是我介入夏文化工作的起点”。而他开始真正投入夏文化研究，是回北大读研究生之后。彼时邹衡与其他学者已将夏商分界及郑亳、西亳说的讨论拉入激烈交锋的白热化阶段。

上世纪50年代，随着如今郑州城内的二里冈城址与洛阳城东郊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被相继发现，解释夏商两个不同族属、呈现不同物质文化面貌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夏商研究的肯綮。1986年，刘绪在《文物》杂志发表论文，从墓葬陶器入手，做夏商文化分析。“墓葬一般是反映古代人群族属认同、民族习惯最好的资料，尤其是随葬品中的陶器，更是进行文化分期和区分文化性质时必须重点研究的对象，但在夏商文化的分析中，没有人使用墓葬材料进行对比研究，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

这是考古学界第一次有人利用墓葬材料比较系统地讨论夏商差异。刘绪还通过亲手发掘的实物进行研究，将此前仅在时间维度讨论的夏商分界问题扩展到空间层面，证明了两种文化的不同。常怀颖认为，“这是老师在夏文化研究早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李伯谦在2014年为刘绪著作《夏商周考古探研》作序时也曾谈到了这一贡献的深远影响：“（刘绪的研究）使最早由邹衡先生提出、他在文中继续论证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冈文化是早商文化的论断，更加有说服力，并且成为迄今大家仍在沿用的判断新发现的遗存何者属二里头夏文化、何者属二里冈早商文化的标准。”

1983年，在二里头遗址东郊仅6公里处，又一座商代早期城址的发现进一步增加了夏商研究的复杂性。

商朝建立初期的都城“亳”，究竟是位于如今偃师一带，即二里头遗址或偃师商城（“西亳说”），还是郑州商城才是亳都的正确地望（“郑亳说”）？与之相关的成汤推翻夏桀的历史传说应作何理解？这些问题引发了各路考古学者再次激烈论争。其中，2001年，刘绪发表《偃师商城——不准确的界标》一文，在捍卫邹衡主张的“郑亳说”的基础上，以“困惑八问”直击“西亳说”的学术软肋，一举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更深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认为：“只要刘绪的‘困惑八问’尚在，西亳说与郑亳说的论争就没有结束，夏商分界问题就不能说得到圆满解决。”

在常怀颖看来，刘绪在学术上的如炬慧眼源自他长期积淀的田野发掘实际经验。“老师把在田野中,发现的现象和发掘的实物总结起来，让它们成为初始材料，做框架化和整体性的思考。”

作为田野考古学家，刘绪自1983年留在北大任教后，始终参与包括本科生实习在内的发掘与指导工作，对于北大考古师生来说，刘绪一直是他们面对充满学术挑战的田野考古工作时最值得信赖的长辈。“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京琉璃河遗址、陕西周原遗址、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等，他都是参加甚至作为主持人的。”此外，刘绪的发掘足迹也遍布在公众视野中不那么有名的小型遗址，星罗棋布，与著名的大遗址一道，让夏商周文化的面貌逐渐清晰。

可能有别于公众对考古学家“寻宝者”和部分网红的误解，刘绪以扎实的田野考古为基础建筑起的诸多学术成果，更能反映考古学者在雾霭中探寻历史真相的艰难与不凡。

上世纪80年代，北大考古专业师生在山西南部的曲沃县安下基地，对天马—曲村遗址开展了十余年的考古工作，不仅发掘了19座晋侯及晋侯夫人的墓葬、基本确定了晋国在西周初年最初的分封地点，还为同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夏商周考古学提供了材料与研究范式。

天马—曲村遗址凝结的是邹衡与刘绪等北大师生的心血，仅撰写考古报告的工作，就进行了长达13年，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界最详细的一部田野考古报告。21世纪初，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写《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时，刘绪当之无愧地负责起《晋文化》分册。“通过把长期积淀的田野发掘和田野实际经验结合在一起，凝练为一种逻辑思考的能力，老师是代表。”常怀颖说。

刘绪逝世的消息传来，考古学界罕见地感性追忆起与他相关的日常细节，仿佛每个跟他有过交集的人都曾受到过他的帮助与照拂。他们集体勾画出的，是一位谦逊善良的老师，总结成一个词，大约就是讣告上的“第一好人”。从这个角度看，刘绪留给中国考古晚辈们的遗产，恐怕不只是厚重的学术成就，还有作为一名考古学人的品格。在常怀颖的印象里，刘绪不抽烟，不喝酒，甚至极少喝茶，就是一个普通老头儿，看起来甚至有些土里土气，一点也不文艺。“老师走了，‘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考古文物田野邹衡刘绪夏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