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中国聘用的洋员

鸦片战争后，魏源等就已提出中国应聘请西洋技术人才的主张，但清廷士大夫们未予采纳。直到1860年，清政府首次主动聘用美国人华尔在炮艇“孔夫子号”上当大副，又陆续聘用英、法、德军官操练部队。在洋务派的不断推动下，咸丰帝于1861年正式批准外聘人员的政策，此后一大批洋员相继进入海陆军、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和教育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洋务派先后聘用外籍专家总数达1033人，雇佣人数最多者大致分布如下：江南制造局114人，福州船政局88人，北洋水师115人，轮船招商局207人，湖北铁政局51人，电报局32人，各地学堂共计166人。

值得一提的是，总理衙门下属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尽管外籍税务司制度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但同时受雇于中英两国的赫德，在近半个世纪的任职期间，客观上促进了清朝海关、海务和邮政等系统的设备和制度近代化，也曾主动为同文馆、北洋海军等聘请适合的洋教习。

晚清海防建设吸纳洋员最多，但这些外籍海军专家的水准与表现颇为参差。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工作与专业技能往往不匹配。

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将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德克碑（Paul Alexandre d’Aiguebelle，1831～1875）引以为臂膀，前者原为浙海关税务司，后者则为法国海军少尉。然而，日、德二人对舰船设计、工程规划和项目管理并不精通，他们能获得左宗棠的信任和重用，仅仅是因为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曾作为“常胜军”指挥官与楚军并肩作战。从日意格以后协办船政的经历看，他虽有一定责任心，但并未反驳左宗棠提出的“兵商两用”等不科学主张。

1884年李鸿章聘用“德国海军总兵”式百龄（M. Siebelin），但因其水准低劣，来华不足两年就遭解聘。

甲午战争期间，北洋舰队最初聘用的德籍水师总教习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1855～1925）也不通海军事务，是一名前陆军军人。

海军洋员中亦有品性低劣或个性极强者。接替汉纳根做总教习的苏格兰人马格禄（John McClure）原本是一位拖船船主，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且严重酗酒。1895年初，日本鱼雷艇偷袭威海港，中方“定远”“来远”等舰只被炸，但马格禄不思解困之法，而是与一些洋员、清军军官胁迫海军提督丁汝昌投降，遭到拒绝。丁汝昌自杀殉国后，马格禄与一派人向日军乞降。

马吉芬（Philo McGiffin，1860～1897）毕业于美国最好的海校安纳波利斯学院，在校时曾因屡次恶作剧受罚。1885年他来华寻找生计，后被李鸿章聘为天津水师学堂的教习，协助组建了北洋水师。1894年，马吉芬作为“镇远舰”帮带参加黄海海战，身负重伤。甲午战争后，他回到美国，为解释中日海战的原委著书、演讲，最终因不堪忍受严重的脑伤自杀。

至于有才能的洋员，他们最终能发挥多大作用往往取决于能否“适应”晚清官场环境。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琅威理事件”。1882年李鸿章聘用英国海军中校琅威理（William Metcalfe Lang，1843～1906）为北洋水师副提督衔总督察，令其襄助提督丁汝昌负责北洋舰队的日常训练。琅威理严格按照英国海军标准对官兵实施管理，令行禁止、一丝不苟，治军颇有成效。丁汝昌曾赞赏曰：“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人品亦以琅为最。”然而琅威理在1886年第二次抵华后，与升至各大舰管带的闽籍军官的矛盾日益激化，后者对琅氏严苛的治军路线心怀不满，暗中图谋“倒琅”。1890年舰队停泊香港期间，“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借口丁汝昌离港出巡，不承认琅威理的副提督衔，改挂自己的总兵旗，使矛盾公开化。李鸿章却对闽人集团无意约束，挺刘抑琅，致使琅威理愤而辞职。此后英国政府公开表态不愿再助中国建设海军，北洋舰队则在闽人管带盘踞之下，军纪废弛、暮气沉沉，为甲午悲剧埋下了伏笔。

整体上，甲午战前中国政府在聘用洋员时，缺乏明确原则和整体规划，又有洋员专权或中方过度依赖的情况，因而未能收到期望的成效。 中国近代史海军北洋水师甲午战争丁汝昌甲午年洋务运动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