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一线炼钢工人之死

编辑·陈晓消失

2021年3月24日，一个晴朗的周三。晚上8点前，包钢集团〔全称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夜班工人要准时和白班工人交接。直到次日清晨8点，炼钢工人要在封闭的厂房里工作12个小时。王龙是集团制钢二部的炼钢工人，今年34岁，2010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包钢集团炼钢厂，已工作了11年，勉强够得上“老员工”的称呼。

这天轮到王龙所在班组值夜班，说是傍晚8点交班，工人们大多6点多钟吃完饭就往集团赶。包钢集团位于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西北侧，成立于1954年，1959年投产，是国家在“一五”期间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稀土工业基地和我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有在册职工4.8万人，也是包头市吸纳员工最多的国企。当地有一种说法——包头市昆都仑区80%的人都与包钢有关系，要么是包钢员工，要么是员工家属。

“包钢”两个字渗进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以“包钢”开头命名的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排到了包钢第26小学。医院、小区、公交站，也带有包钢名称，甚至一条通往包钢集团的主路，也被命名为“钢铁大街”。每到上下班时间，昆都仑区南桥、中桥、北桥三座平行的大桥上，电动车、自行车和各种车辆往来穿梭，大桥连接着从市区进入包钢集团的道路。

3月24日这天傍晚，王龙骑着自行车穿过南桥，进入集团。他是炼钢工，更确切一点说，是炼钢工序里的转炉工，负责把铁水炼成钢水，也被称为一线工人。通常五个一线工人一组，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组，每组12个小时轮流倒白班、夜班，全年不停歇地负责一台转炉。王龙负责7号转炉，在班组里当一助手，是除了炉长外第二等级的员工。

晚上7点多，王龙到公司，换上深蓝色防热工服、戴上红色安全帽，7点45分开交接会，之后进厂房工作。在炼钢过程中，一助手的工作之一是看氧枪。转炉炼钢的过程中，氧枪会沾上钢和渣子，一助手负责清理氧枪上的渣子，防止渣子聚集，影响生产。这个程序在每个转炉炼钢过程中都要执行一次。但当晚22点54分，在这个7层、52米高的厂房里，工友发现，一助手王龙消失了。

没人看见他离开岗位，也没人发现他去了哪里，直到调出监控，才发现王龙的踪迹。在当晚22点54分18秒到22点54分44秒的监控视频中，王龙独自走到正在运作的7号转炉喷渣口，面前是闪着红光的大坑。他站在坑边，探头往里看了看，随后取下头上的帽子，往前走了几步。接下来将近9秒的时间，他慢慢往坑边踱步，弯腰，探头往下看了两次，第三次探头后，他跳入坑中。两三秒后，坑中腾起一团团黑烟。

包钢集团一位老工人高盛，和集团内大多数员工一样，在3月25日看到那则视频。他告诉本刊记者，视频中王龙跳入的喷渣口下方三四米处，是一个梯形敞口渣罐，渣罐大口朝上，直径约2米，装着转炉炼钢时产生的废渣。“一炉钢水120吨，温度在1500～1600摄氏度之间，刚倒下去的废渣，最少也有1200摄氏度。”他根据视频里模糊的转炉形状判断，王龙是在出钢时，废渣刚倒入罐中不久跳入的。“那么高的温度,渣罐表面那一层应该已经没有氧气了，估计瞬间就窒息了。”

视频中王龙踱步的地方，是一个8.5米高的平台，被工人们称为二楼，是转炉工工作的主要楼层。通常，平台与渣罐作业区之间都有一道竖起的挡火门，平时炼钢时门是关闭的，只有出钢时敞开。但一般除了取样，“平常谁也不去那个地方，太热了，有70多摄氏度，就算经过，也从旁边绕过去，怕里头溅出来东西烫到人。”高盛说，这是他进包钢集团30多年来，第一次听说有人跳渣罐自杀。

2021年3月30日，包钢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王龙是集团下属钢管公司炼钢工，“经调取后台监控录像，显示王龙于3月24日22点54分在7号转炉挡火门处先将安全帽及手套扔下渣道，随即跳入渣罐身亡。目前，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已排除刑事案件，系自杀”。炼钢工

王龙身高不超过1.75米，戴个眼镜，平时不爱多言语。他是2010年进入包钢的，从一线炼钢工人干起。

炼钢工是集团里最辛苦的工种之一，工人自称为“用身体挣钱”。这是一个没有固定假期的工作，四个班组轮流倒班，四天一套班，意味着四天里每个员工都会经历白班、夜班，以及一天半的休息。炼铁水的高炉全年不停歇，把铁水炼成钢的工人工作也不能停。即使是除夕，厂区里依然要有人倒班。陈超与王龙年龄相似，也是炼钢工，他说：“刚毕业参加工作，我就内分泌失调，神经衰弱。”高盛工作多年，说自己生物钟还是乱的，休息时必须听手机里的轻音乐才能睡着。

在包钢集团内，有“四不伤害”原则：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保护他人不受伤害。这些小心“防伤害”原则，在炼钢工身上最为适用。

“我们从上班的第一刻开始，就进入紧张状态。”陈超口中的紧张，一是时间紧。炼钢主要有三道程序：转炉、精炼和铸机。每炼一炉钢大约需要40分钟，每个班要完成大约15炉钢，每炉钢除了配料、吹炼等固有程序，还要考虑前后的程序，不能耽误后面的精炼和铸机。“工作离不开人，一天至少走2万步，经常没时间吃饭。”二是对自身安全的紧张。陈超告诉本刊记者，转炉工是其中最危险的工种。“转炉会遇到‘放炮’，就是如果钢水跟水接触，会产生氢气，炉口相当于炮筒，非常危险。”钢水倾倒的过程中，喷溅是另一种危险，老员工身上几乎都有烧伤或烫伤的疤痕。

在钢铁企业工作，潜在的危险不仅限于喷溅与烫伤，还有厂房环境。陈超形容，厂房楼顶常有排不出去的烟，黑色、黄色的都有，一个白色的防尘厚口罩，下班后就变成黄色。噪声是常态，两个人相距不到一米，也要扯着嗓子说话。进入5月，气温升高，出汗后靠近炉口，六七十摄氏度的温度，“热得能看见工作服上冒出白气”。“我们干完一天的活儿，出去跟挖煤工一样，一脸黑。”每年工人体检时，职业病危害项目中，炼钢工要把所有项目全部检查一遍。

以身体的消耗为代价，炼钢工的工资在基层员工中属于比较高的。包钢集团一位工人告诉本刊记者，钢管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扣除“六险一金”后，转炉工的炉长，工资高的时候能有1.1万元，一助手和料口工有八九千元，最边缘的炉前工，工资三四千元。王龙工作11年，从炉前工升为一助手，这在转炉工班组内并不是很顺畅的晋升之路。“打个比方，每个工种各工作一年，升到一助手需要4年，炉长至少需要5年。”王龙毕业于内蒙古科技大学，是学冶金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个学历在11年前算不错且专业对口，比现在更容易晋升。这位工人听说，王龙曾做过炉长，后又被降为一助手，在炉长和一助手两个层级间打转。陈超觉得，入职这么久还停留在转炉岗位，如果之后没有特别的机遇，意味着他很难有机会脱离一线工人岗位，进入管理层了。股民

这些年，随着钢铁行业的市场动荡，“用身体挣钱”似乎越来越难。上世纪60年代，包钢集团刚成立时只有一个炼钢厂。一炼钢厂分为制钢一部、二部、三部，往后又有了二炼钢厂、三炼钢厂。王龙所在的制钢二部属于一炼钢厂，因为生产的钢坯与包钢集团下的无缝钢管对口，2015年，制钢二部的600多名员工被归入无缝钢管厂；2018年，无缝钢管厂改名为包钢钢管公司，相当于包钢集团的子公司。高盛告诉本刊记者，大约10年前，包钢集团开始把公司分为新、老体系，“新体系设备更先进，直接生产成品，效益更高；老体系生产半成品，主要靠钢坯盈利”。钢管公司属于老体系，高盛大致算过，同岗位的工人，新体系比老体系的月工资平均高出近2000元。

差距在2020年更明显。受疫情影响，去年新、老体系公司员工的工资都有下降，但钢管公司所受影响更甚。高盛告诉本刊记者，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炼钢工也没有中断倒班制，只有坐办公室的员工停工。疫情缓解后，其他子公司步入正轨，而钢管公司的两条无缝钢管生产线的159毫米、460毫米无缝钢管却几乎没有订单，甚至在2021年初停工3个月。停工时，对应生产线的工人不用上班，每月工资1500元。

两条重要的生产线停工，意味着钢管公司3300多名员工只能靠炼钢工生产的钢坯和少量其他订单养活。炼钢的高炉不停，王龙所在的7号转炉也不停歇地工作。工作强度没有实质减少，生产效益均分到3300多人身上，到手工资却比往年减半甚至更低。主业的收益下滑，副业成为更多倒班工人休息时的选择。开滴滴、摩的，当外卖员，在家开小店都是工人们额外的谋生手段。本刊记者到达包头市的第一天，乘坐的滴滴车的司机就是包钢集团的倒班工人，他年近50岁，不在一线工作，休息时有更多体力，可以出来跑车拉活儿，贴补收入。炒股是另一种大众选择。“我认识的工友里，十个有五个炒股。”陈超告诉本刊记者，“想挣点钱。”

高盛也炒股，他同时买了几只股票，年后一段时间一直下跌，赔了五六万元。2021年春节后，股市经历了一段下跌行情。国内一家财经媒体曾在3月12日统计，自春节开市以来，节前总市值超过1000亿元的A股上市公司，节后逾九成股票下跌。而在3月24日，王龙去世当天，A股市场继续下跌，沪深两市低开低走，有色金属、钢铁等板块集体领跌，其中包钢集团的股票从3月4日开始下跌，到3月24日，跌幅将近4%。

王龙也是股民。虽然现在还不清楚王龙投了多少钱在期货与股票上，但至少在过去一年中，当炼钢工人的主业收入拦腰减半，更加动荡的股票与期货市场也没给他带来收益。据包钢集团的通报，仅3月24日，也就是他跳入渣罐那天，他的交易亏损6万多元，相当于他正常时期至少7个月的工资。通报里这么解释王龙的死因：“据工友反映，王龙性格内向，至今未婚，长期通过证券公司购买期货和股票，怀疑其自杀与亏损数额较大、负债过多、无法偿还有关。”大学生

但王龙的家人不相信这个解释。和王龙生活在同一个村的小姨夫到现在也不相信王龙会因为炒股、买期货单日亏损6万多元。“他没那么多钱，玩也只能玩小的。”

从王龙家的外表看来，他的家庭确实没什么钱。在包头市昆都仑区的郊外，沿着110国道边一排涂着黄漆的民房，向南拐入一个不起眼的路口；继续往南，穿过京藏高速路下的桥洞，在上坡的水泥路上绕几个弯，国道和高速上的车轮声，在身后变得遥远。等渐渐安静下来，几乎走到村子的边界，王龙的家才出现在眼前。一米多高的铁门涂了砖红色的油漆，门上贴着绿色的春联。2020年，王龙的爷爷去世。按当地风俗，家中有人去世，第二年要贴绿色的春联。

红色的铁门打开了一扇，走进院子，地面不是水泥，是铺平的红砖。院子一侧是木栅栏围成的羊圈，十多只成年绵羊和小羊羔在轻声叫唤；另一侧是看起来年久失修，有些变形的红砖房，中间两间平房的外墙倒是糊了水泥。这在大多是两层平房的村子里，看起来仍有些简陋。

靠近羊圈这边的平房的门打开，王龙的姑姑面带愁苦地走出来。她是3月25日知道消息后从陕西赶来，在王家喂羊、做饭，照顾王龙的父母。屋内，一张褪色的皮沙发铺了一层布当坐垫，沙发对面，王龙的父母躺在炕两头儿。父亲和衣侧躺，眼神空洞，枕着手臂；母亲盖了条薄被子，偶尔像是忽然想到什么，叹息后低声呜咽。王龙去世半个月，两位近60岁的老人就这样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失去独子的痛苦笼罩着这个家庭，王龙的姑姑低声说了好几遍，“天都塌了”。

“天都塌了”，王龙的小姨夫随后到了王家，也这样对本刊记者形容。这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家庭。王龙的母亲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有些跛脚，嫁给王父后，住在泥巴房里。二人只有一亩地，每年种小麦或玉米，粮食收完后种大白菜，拿到市场上卖。后来王家包了别人的六七亩地，每亩地每年给对方300元，又养了几头奶牛，靠养牛和种地供王龙读书。

王龙是这个家庭的希望，以前的他也没有辜负这种希望。他的小姨夫告诉本刊记者，从小学到初中，王龙的成绩一直“是最好的，考试都在90分以上”，高中考入包头四中，是青山区一所重点高中。中学时期，王龙没有寄宿，他每天骑自行车回家，9公里多的路程要骑40分钟。2006年，王龙考入内蒙古科技大学，也在包头市，学习冶金工程。这是学校的一本专业，也是就业率很高的重点专业。当年，王龙是村内少有的几个本科生，与他同村的孩子大多只读到初中，王龙成了“戴眼镜的大学生”，这是父母乃至整个家族的骄傲。

但村民对大学生王龙的印象很模糊。村庄入口处的国道旁，没人听说过王龙，要说最近去世的年轻人，他们才知道是同村的某个家庭。听说王龙去世后，同在包钢集团工作的大学校友涂小军去看望王龙的父母。他与王龙同级同专业，在不同班级，同一年进入包钢集团。不同的是，涂小军不是一线工人，他属于办公室人员，比王龙大一岁。他回忆王龙在学校时比较内向，很少参与公共事务，不参加社团，也不打篮球。即便在小姨夫眼里，王龙生前也是个不太爱说话的年轻人，但会参加初中同学聚会。说起爱好，王龙的表弟只记得他喜欢在KTV唱歌。

2010年，王龙毕业后进入包钢做转炉工，从学生变为一线工人。虽然工作辛苦，但这个家庭在缓慢脱离贫穷的过去，试图迈入更好的生活。王龙的表弟告诉本刊记者，大约10年前，王家推翻了危险的土房，花了七八万元建了如今的水泥平房。六七年前，王龙在包头市区的偏远地带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首付20多万元，每年还2万元房贷，还差十几年还完。去年，王龙在市区的房子装修完毕，家具已买得差不多了。如果没有出事，下一步就该结婚了。

当然，结婚只是计划，王龙去世前还是单身。和他最亲密的人，也许是父母。虽然是倒班工人，他还是尽量每天晚上回村和父母一起吃饭、过夜。大多数时候，他像读中学时一样，骑40多分钟的自行车回家，偶尔也骑电动车。

有工友告诉本刊记者，在王龙出事后，他跳入的渣罐没有被倾倒，也没封口，只是在渣罐周围拉了警戒线。废渣冷却后，像炉灰渣子一样，结成了硬硬的一层壳。

（文中人物除王龙外均为化名。印柏同、实习记者李玥对本文亦有贡献） 转炉炼钢自杀包钢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