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文明界点的迷思

初识埃里温

我对亚美尼亚的兴趣产生自一张照片：从高处向南俯览整个首都埃里温，一座雪山漂浮在半空，冷不丁地出现在遥远的大街尽头，填满斯大林式街区之间的空隙。它矗立在人世间平凡的景观之中，令人不由自主地生出热切的神圣感。《圣经·创世记》这样说：“神纪念诺亚和诺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在埃里温大街尽头的那座雪山正是亚拉腊山。亚美尼亚人自称是诺亚的后代，上古大洪水后幸存的唯一子民。301年，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

放大观察的视野，若中亚被称作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那么，外高加索则是文明间迎面相撞的那个“界点”：以南北为维度，今天的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连接着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与伊斯兰文明的土耳其、伊朗；以东西为维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国界恰是分野：向西，基督教文明的大门就此打开。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亨廷顿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将如何卷入土耳其、伊朗、俄罗斯，乃至美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事实上，过去的2000年以武力为标准的领土争夺史上，古罗马、安息、拜占庭、萨珊、蒙古、奥斯曼、沙俄皆以亚美尼亚为战场。自公元1世纪至1991年苏联解体，亚美尼亚几乎没有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存在过。

今天亚美尼亚人口300多万，98%为亚美尼亚族，是个相当纯粹的民族国家。共和国的国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还不到北京的两倍，几乎是孤岛般的存在。从北京到埃里温，或乘飞机中转莫斯科，或借道伊朗、格鲁吉亚。1990年，苏联濒临解体，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直接在战火中展开了独立进程，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简称“纳卡”）的归属权大打出手。亚美尼亚与阿接壤的整个东部国境线一直处于封闭之中。而在西面，奥斯曼帝国末期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争议悬而未决。土亚边境自纳卡之战后也全面关闭。亚美尼亚陆上只有北面格鲁吉亚、南面伊朗两个极为狭窄的出口。

我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坐火车到埃里温。两个国家的不同氛围给了我强烈的冲击：格鲁吉亚似乎打定了主意，甩开步子向未来而去了。在那儿，人们谈论的核心问题是格鲁吉亚如何做欧洲的门户。从历史和地理来看，亚美尼亚似乎更有资格抢这顶帽子。但人们不谈这些。“亚美尼亚人是诺亚的后代，也就是说，亚拉腊山，亚美尼亚人才是文明的原点。我们为什么要去攀附其他文明？”艺术家麦克托里奇·托诺扬对我说。他16岁参加纳卡战争，在4年里“见识了战争所有可怕的死亡和废墟，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自己也受了伤”。他话锋一转：“格鲁吉亚人喜欢热闹，他们更快乐，更有野心。我们为什么不？亚美尼亚历史上有多少值得快乐的事呢？从现实情况来看，要说亚美尼亚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努力在大国之中保持平衡，这是亚美尼亚的生存之道。”

在亚美尼亚各地，到处可以看到蓝色、黄色的明线管道沿着村落的围墙延伸，那是从格鲁吉亚借道而来的俄罗斯天然气。在塞凡湖边上，我远远眺望了俄军军事基地。亚美尼亚人坦率地说：“我们不知道那儿有多少人，但我们的边境防卫基本依靠俄罗斯。”在亚阿边境的乡村，村民叶赛扬一家向我展示了大女儿的结婚照：帅气的新郎是一位美国和平队的援亚志愿者。上世纪90年代，亚美尼亚是人均接受美国援助额排第三位的国家，被称作“高加索的以色列”。在埃里温，唯一的清真寺是伊朗捐资维护的产物，里面陈列着德黑兰的手工艺品。

但这种“平衡”并没有带来安全感。多年来，托诺扬受邀到世界各地做展览和演说，令他尴尬的是：“总是如此，人们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亚美尼亚。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的默默无闻并非因为它无甚骄傲的资本。7世纪，亚美尼亚科学家希拉加西就说世界是圆形的，并非由三头象扛着。他甚至提出，当世界的一半是白天的时候，另一半是黑夜；月亮发光是来自太阳的反射；银河是一群星球的集合。这些观念比伽利略早了800年。20世纪初，奥地利艺术历史学者史卓戈斯基（Strzgowski）探访10世纪旧都阿尼的废墟。他大为吃惊，认为自己站在西方建筑进化史的伟大联结点上，“只有建造希腊圣索菲亚神殿和意大利圣彼得大教堂的天才，才能真正了解亚美尼亚人先驱的重要”。在威尼斯，亚美尼亚人安东·苏利安以建造船只闻名。16世纪末，欧洲基督教联军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地中海的控制权。在决一胜负的勒班陀海战中，苏利安设计的三帆独木舟是欧洲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熟悉苏联历史的中国人会知晓两个人物：曾到西柏坡与毛泽东会面、在苏联政界最高层雄踞各种要职达55年之久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的弟弟阿尔乔姆·米高扬则是米格系列战斗机的设计者。

人们遗忘亚美尼亚，是因为这些辉煌从未以亚美尼亚国家之名记录下来。那些杰出的人物或隶属于某一庞大帝国的身份之下，或干脆是远离故土的流民。托诺扬正在进行一项地图整理研究工作，他说：“我在英国出版物上看到一张描绘公元前1世纪西亚高加索地区的地图。在大亚美尼亚国的版图上赫然写着土耳其的名字。我从此留意，陆续发现了许多类似错漏。若干年后，亚美尼亚的历史会从地图上被抹去吗？”

托诺扬所指的大亚美尼亚是公元前1世纪提格兰二世建立的古国。大亚美尼亚成为当时西亚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被称为三湖之国，指今天位于土耳其境内的凡湖、亚美尼亚的塞凡湖和伊朗的乌尔米耶湖。其文明中心地带乃是今天土耳其的亚拉腊平原和凡湖盆地。大亚美尼亚灭亡后，故地在东西帝国之间的鏖战中被碾得支离破碎。今天的亚美尼亚只是故国的偏远一隅。

在埃里温，我看到亚美尼亚人用亚拉腊山为一切命名：报纸、酒店、白兰地酒厂、足球队、研究机构……每个家庭都有以亚拉腊山为主题的装饰品。从格鲁吉亚过境时，边境官员到车厢来给我的护照盖了入境戳：那是一幅简笔画——一辆小火车在亚拉腊山下驶过。但实际上，1923年，苏联和土耳其签订“卡尔斯条约”，决定苏土的边界以阿拉斯河为界。距离埃里温不到60公里的亚拉腊山早已在土耳其境内。我的年轻女向导赫拉努什和我说了个故事：上世纪70年代，土耳其和苏联的亚美尼亚外交官在一次国际会晤中相遇。土耳其人提出：别再用亚拉腊这个名字了，它不属于亚美尼亚领土。“我们的外交官回答说：星星和月亮也不在土耳其境内，请把它们从国旗上拿下来！”这个扬眉吐气的故事，何尝不是一把辛酸泪？

埃里温是我亚美尼亚之行的起点。埃里温海拔1000米左右，三面环山，城南的地势依贺拉兹丹河的流向逐渐下降。埃里温从1936年起成为首都，是历史上的第13座都城。整个中心城区都是斯大林式建筑。宏大的广场、政府大楼、歌剧院、立在山上的“亚美尼亚之母”雕塑，典型的苏联加盟共和国样板。那种古城所独有的历史叠加感呢？早在公元前782年，埃里温即成为军事要塞。市郊遗址出土的石碑清晰地记载了城市的建立缘由和过程。我在亚美尼亚历史博物馆见到它，全文由楔形文字雕刻而成。它的存在证明，埃里温是世界上有确切建成年份记载的最古老的城市，比罗马早29年。

那么，过去的那个埃里温去哪儿了？一是毁于地震——亚美尼亚高原位于世界12块地壳板块中6块板块交汇的地点，火山活动频繁。二是毁于战火。埃里温自古是东西交通要道。我住在共和广场附近，靠着中央银行大楼。酒店的工作人员说，这里从前就是丝路上的一个大集市。而正因为如此，埃里温历经蒙古人、突厥人和波斯人的连续征服。1828年，沙皇俄国与波斯签订《土库曼恰伊条约》，埃里温最终成了沙俄的领地。俄国人攻下城池时颇为失望，这座传说中的都市只是一个“破院子”。事实上，自从14世纪突厥人入侵亚美尼亚开始，亚美尼亚人不断外迁移民，流落各地。到波斯萨法维王朝统治后期，在今天的共和国范围内，居民以突厥语穆斯林占优势。根据1828年的俄波协议，两国以阿拉斯河为界，南岸基督徒有权自由迁至北岸。直到20世纪初，埃里温一带的亚美尼亚人才占了大多数。

在埃里温待了两天，经当地人指点，我心里的疑惑得到解释：为什么这座城市如此苏联化，细看却又绝不同于一般的苏联城市？事实上，亚美尼亚人正以此为傲。埃里温新城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设计师是亚美尼亚人、沙俄帝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亚历山大·塔曼尼扬。在苏联加盟共和国首都的建筑模版上，塔曼尼扬巧妙融入了民族个性。这片土地盛产赭石偏粉色的凝灰岩。包括教堂在内的传统建筑多以方形凝灰岩石材堆砌而成。塔曼尼扬将这种传统的建筑材料用在了整个新城的建设上。阳光照射在石墙上，泛起微微的玫瑰色，它让埃里温获得了“玫瑰之城”的美誉。原名列宁广场的共和广场是城市中心，广场四周环绕着总理府、博物馆、邮电局等部门的气派大楼。塔曼尼扬为这些严峻工整的大楼设计了装饰性的浮雕，包括葡萄藤在内的图案都是亚美尼亚教堂的传统样式。新城圆形的环线道路，象征亚美尼亚远古即来的太阳崇拜。而城中的几条大道自北向南逐渐聚拢，它们延长线的交汇之处，正是亚拉腊山的所在。

到访埃里温的第一天，我还探访了导演帕拉杰诺夫（Serguei Parad-janov）的故居。他与塔可夫斯基齐名，被誉为苏联“最后一位天才导演”。帕拉杰诺夫的故居在城南，外表普通的两层小楼自有其妙处：由于帕拉杰诺夫与苏联电影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在很长一段时间被禁止拍片，他把自己的创作热情用于绘画，用各种生活用品制作装置和剪贴画。这些充满隐喻和象征性的作品布满了所有房间，让整栋房子都散发着魔幻色彩。

坦率地说，我被帕拉杰诺夫的奇思妙想弄晕了头。我的兴趣在于，为什么亚美尼亚人会认为他是民族精神的代言人？故居里有许多自制玩偶：带翅膀的天使，裹着头巾侧卧的波斯男子。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用毛刷做成的大胡须——它们都是帕拉杰诺夫的“自画像”。那么，亚美尼亚在哪里？

《石榴的颜色》被人们公认为帕氏最杰出的作品。该片的主人公是18世纪的亚美尼亚民族诗人萨亚·诺瓦（Sayat Nova）。萨亚·诺瓦极受推崇。在埃里温，有他的雕塑，有以他命名的街道和音乐学院。他出生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同时用波斯语、突厥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创作，一度极受格鲁吉亚国王赏识，担当外交官，参与政事和远征。但后来，他与公主相恋，被逐出宫廷。1795年，萨亚·诺瓦死于波斯征服者的第比利斯屠城。我在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教堂看到了他的墓冢。

帕拉杰诺夫与萨亚·诺瓦一样出生于第比利斯，他一生绝大多数时光和创作也都是在那里完成的。甚至，他们的爱情也有些许相似：1950年，帕拉杰诺夫与第一任妻子科里莫娃在莫斯科结婚。科里莫娃来自鞑靼穆斯林家庭。为了嫁给帕拉杰诺夫，她皈依了东正教，因此被亲属谋杀。

在埃里温看到的一切让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在这文明的交汇之处，在千年的辗转流离中，失去故国亦流亡于故土之外的亚美尼亚人如何与历史潮流对抗与和解？他们又何以保持民族的卓然独立与生生不息？这或许是理解文明“界点”的起点。

皈依与救赎

埃里温城北依山而建了一个阶梯式广场。广场名叫“瀑布”（Cascade），拾级而上，每一层都是一个艺术展览中心，算是埃里温的潮流之地。我在这里瞻仰了格里戈尔·汉吉扬（Grigor Khanjyan）的壁画。1992年，汉吉扬68岁时开始在这里绘制三幅巨型壁画，分别代表历史上的三个关键事件。他的最后一幅作品是“独立”：面容柔和的民族之母怀抱婴儿处于画面的中央。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亚美尼亚时曾在这幅画前发表过演讲。古稀之年的格里戈尔·汉吉扬在脚手架上画了8年。2000年，他大功告成，搁下画笔，几小时后就与世长辞，手上还沾染着颜料的色彩。

“独立”左侧的两幅壁画分别展现的是4世纪时的两个事件：亚美尼亚文字的诞生和451年贵族圣华坦·马米科尼扬领导的反抗波斯人的大战。第一幅画里，教士梅斯罗普·马许托茨在画面中心展示他所创造的字母；第二幅画里，马米科尼扬披挂驰骋在马上，立于他马前的是一位挥舞左臂、右手持剑的白袍教士。那次大战没有让亚美尼亚获得独立，但却让它争取到了信仰自由的权利。

在埃里温的第一天，我在一间教堂围观了一场仪式。接受祝祷的男子看上十六七岁的年纪，小小的厅堂里挤满了他的亲戚和朋友。我碍于语言不通，看得不明就里。后来多方打听才知道，那是场成年人的受洗：“一些人出生在苏联时期，无法在出生时接受洗礼，会在成年时将它补上。”基督教之于亚美尼亚人何等重要？亚美尼亚驻梵蒂冈大使米卡耶尔·米纳相曾解释说：“没有不是基督信徒的亚美尼亚人，你若不是基督信徒，也就不是亚美尼亚人。我们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可是我们经常生活在纵横交叉的路口上。保持我们身份的唯一方式就是依恋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现在所称的基督信仰价值。”

“我们的国家很小，但我们有很厚的历史。”每个亚美尼亚人听说我从中国来，几乎都会这么说。亚美尼亚民族的文明远比基督教文明久远。国家历史博物馆占据了共和广场最显要的位置。其外表气势恢弘，展厅里的陈设延续了苏联时代的老派风格。木地板踩上去咯吱作响，令人不免担忧展品们会被震倒下来。

对于习惯了以中华文明时间尺度丈量历史的我来说，这是一次十分震撼的巡礼：亚美尼亚是两河文明的覆盖范围。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当地人就掌握了非常精湛的冶炼技术，其器形和制作水准与我国汉代十分相似。博物馆最有名的展品是一只37码大小的皮鞋。它有一条皮革鞋带。两排鞋孔位于鞋面中央。其中一个鞋孔开裂，鞋主人为修补它还割了一个新洞。放射性碳测定显示，这只鞋制于公元前3500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鞋子。后来，我在亚阿边界的阿雷尼（Areni）地区，路过了这只鞋的发掘现场：那是一个位于半山的洞穴，插着一面国旗。同一个洞穴里还出土了世界最早的葡萄酒酿造工具，制于公元前4100年。

就民族而言，亚美尼亚人的先民是高加索的土著居民，先后吸收了迁入该地区的金梅利亚人、斯基泰人、安息人等成分。公元前7到前6世纪，亚美尼亚民族基本形成。“亚美尼亚”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一块石碑上。它记载了当时波斯君主大流士一世征服亚美尼亚的故事。

亚美尼亚人缅怀公元前1世纪建立的大亚美尼亚古国。但实际上，亚美尼亚人生存的区域早在此之前已经沦为帝国的战场。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击败波斯，亚美尼亚从波斯的一省变成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随着亚历山大的逝世，马其顿帝国被瓜分成三块，亚美尼亚落入塞琉古帝国。前198年，塞琉古帝国又被罗马所击败。大亚美尼亚的建立实际是帝国征战间隙的产物。

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当时亚美尼亚的真正困境在哪？我以为加尼神庙或许是个明证。加尼神庙位于阿扎特河谷的一片僻静之所。原物毁于1679年的大地震，现在存在的庙宇是苏联时代根据残砖断瓦复原重建的。加尼的价值在哪里？其实一眼就能明白：它和后来所建的亚美尼亚教堂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围柱式的大殿，24根爱奥尼亚式石柱围成一个长方形的殿堂。额枋、上楣、爱奥尼亚式柱头、男像柱及饰有蔓形饰、卷草纹等图案的檐壁都证明，这是典型罗马帝国艺术的产物。根据墙壁的铭文，以及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著述，加尼是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一世在公元1世纪修建的，可能收到了罗马帝国皇帝尼禄的资助。神庙边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罗马浴室。地面上留有3世纪时的彩色马赛克装饰画，表现的是海洋女神忒提丝、涅瑞伊得斯这些希腊罗马神话里的人物。可神庙里供奉的是谁呢？是波斯拜火教神祇光明和正义之神密特拉。加尼隐喻着那个时代的处境：亚美尼亚处于罗马和波斯萨珊帝国的夹缝之中。以希腊罗马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来服务波斯信仰，亚美尼亚民族的位置在哪儿？

11月，天气已经寒冷。乡村里的人们开始劈柴生火取暖，亚美尼亚全国的空气能见度不高。我唯一一次瞻仰亚拉腊山的机会就是在距离土耳其边境8公里的深坑修道院（Khor Virap）。赭石色的石头修道院脚踩一大片葡萄园，映衬在亚拉腊的雪色前，神圣异常。修道院的前身是个监狱。3世纪，自亚述、希腊、罗马等地的基督教传教者已经在疆土内活跃起来。贵族格雷戈里·鲁萨瓦里奇在希腊基督教徒开设的学校接受教育，成了统治阶层内部推广基督教的先锋。在一次宗教集会上，国王梯里达底三世命令他祭祀罗马神，他以基督教信仰为由拒绝，被投入这个监狱。托旅游淡季的福，我有机会爬到关押格雷戈里·鲁萨瓦里奇的地牢下去看一看。7世纪时，人们在地牢上建了一间教堂。祭坛边一个不到1米见方的洞口就是地牢的入口，沿着垂直的铁梯爬下去，深达6米。地牢底部大概有4米见方，在一盏微光的照耀下，四壁空无一物。传说，梯里达底三世本想任由鲁萨瓦里奇饿死其中。但13年后，他突患恶疾，其姐姐梦见鲁萨瓦里奇尚存活人世，能救国王一命。梯里达底三世命人打开地牢，鲁萨瓦里奇果然健在。他告诉国王，只有皈依基督教，才能得救。

现实当然不如传说这样神奇。当地信仰基督教的妇女常通过一个小洞为鲁萨瓦里奇递送食物。国王的皈依原因也十分现实。美籍亚美尼亚历史学家西蒙·帕亚斯利安指出，外交政策是梯里达底三世皈依的主要因素之一。梯里达底三世在罗马生活了10年，在那里接受教育和政治训练。罗马承认他的王位，换取亚美尼亚的顺从。对梯里达底三世来说，在地理上，罗马是遥远的，萨珊就盘踞家门口。臣服罗马意味着有机会保持相对的独立。基督教信仰实际是一种表态，意味着与信仰拜火教的萨珊帝国势不两立。事实证明，虽然当时的罗马并不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但依然接受了梯里达底三世的选择，而萨珊帝国则直接将其视为威胁。

国内的政治环境亦是考虑之一。基督教作为一神论宗教能够为王室的集权化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在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的转变中，依附于宗教的旧有结构打破，财富和权力在贵族中又进行了新一轮分配。亚美尼亚皈依史上的另一件重要事件是451年，亚美尼亚教会拒绝接受罗马教廷确认基督的兼具神人二性的教义，坚持奉行基督一性论，成立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民族教会性质就此确立。

教堂意味着什么

埃里温向西大约半小时车程就能到达古城埃其米亚津（Echmiadzin）。埃其米亚津之于亚美尼亚恰如梵蒂冈之于罗马。梯里达底三世皈依后，格雷戈里·鲁萨瓦里奇被尊为圣格雷戈里（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据说，圣格雷戈里看到基督降临，用一把金色的锤子敲击地面以指示修建教堂的地点，于是在此建立埃其米亚津大教堂。埃其米亚津的意思既为“神之独子降世处”。

论规模和气势，埃其米亚津难与任何欧洲的大教堂相提并论。但若论资历，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官修教堂。教堂的博物馆藏可见两件圣物：传说中诺亚方舟的残片和刺死基督的长枪枪头。

大教堂最早建于301～303年，随后屡次翻修。今天呈现的等臂十字、上面建有鼓座和穹顶的教堂是现存亚美尼亚教堂的基本结构。一般来说，亚美尼亚教堂的内部装饰都极尽简朴。一方面，人们相信简朴祈祷空间更有利于与神的交流。另一方面，这恐怕也是常年应付战乱的结果。但埃其米亚津不同。走进它时，我恍惚进入了一间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四壁都是富丽的圣像壁画。从1712年开始，亚美尼亚绘画世家霍夫纳坦（Hovnatan）家族开始了壁画的绘制工作，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那正是亚美尼亚受到沙俄影响的时期。

教堂里有两个事物最为重要。一是大厅中央的一尊华盖，不少人都匍匐在地上亲吻华盖下方的基座。它伫立的位置就是基督敲下金锤之处。另一件则是装圣油的巨大银罐。圣油由数种香料混合橄榄油调制而成。据说，这里的圣油用刺死基督的长枪枪头搅拌过。从301年开始，每隔7年，全世界亚美尼亚教堂的祭司们都要到埃其米亚津来。在这里，新调制的圣油和旧圣油混合在一起，被分装给每一位祭司。根据传统，他们必须亲手捧着盛装圣油的容器回到自己的教区，用它完成每一位亚美尼亚人的洗礼。

公元4世纪之后，亚美尼亚一直保持着贵族体系和分散的国家权力系统。贵族家庭实行封地自治，拥有自己的领土、经济来源和政治基础。这样松散的社会结构应运现实而生：它能在外来侵略的政治大动荡中灵活地生存下来，随时分散成数个小亚美尼亚，并保有联合的可能性。以埃其米亚津为核心，贵族们修建教堂和修道院，甚至于他们自己就是神父和修士。从那时起，亚美尼亚的精髓似乎都封存在了教堂里。

亚美尼亚人以建筑才能著称。突厥人的塞柱尔王朝、奥斯曼帝国都曾驱使亚美尼亚人到自己民族的土地上建设城市。亚美尼亚教堂似貌不惊人，却有极为丰富的抗震设计。容易观察到的是：空间尽可能的紧凑。较大的高宽比是为了将重心控制在更低的位置。人们在等臂十字结构的四角添加狭小的祈祷室，成为四个三角支撑。建筑内部多使用承重墙而非柱子。教堂虽由方形石块堆砌而成，但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异形石块上下相互卡住。外墙上还会设计三角立柱形状的刻面。

我到格加尔德寺院（Geghard Monastery）参观时已近黄昏。这是全高加索地区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处于峭壁林立的山谷深处。现存的修道院建于13世纪初。主教堂正面加盖的方形大厅称作“Gavit”，是亚美尼亚教堂的常见形式。大厅穹顶的上方留有一个圆形的窗口。窗口用于采光，太阳光通过窗口照射在室内的不同位置还可以用于标记时间。最妙的是，在它侧面，有上下错开的两层宽敞的大殿。上层大殿有四根柱子支撑起穹顶，顶上有圆窗。大厅的声学效果极佳。可想见，僧侣在穹顶的光线下诵读经文，声音由墙角的另一个圆洞传到下层去，恍若来自天堂。经由向导提醒我才发现，这两间建筑构造完整的大殿竟完全是在岩壁上开凿出来的，而起点就是穹顶那个采光孔。

在亚美尼亚各地我参观了差不多20个教堂，看得越多，我越能明白亚美尼亚人为何会花费这么多心思在教堂和修道院上。

临近阿塞拜疆边界的塞凡湖（Sevan）是高加索地区最大的湖泊。高尔基称它是“放置在群山之中的太阳”。英国旅行作家科林·萨布伦说它是“幻境之水”、“大地之眼”。马可·波罗说它是世界上在四旬斋之前能钓到最好鱼类的地方。西蒙·波伏娃和萨特在苏联旅行时，描述他们吃到的塞凡湖里的“伊叙坎鱼”（Ishkhan）：“修长如手臂，粉红如鲑，极其鲜美。”为此，身为社会批判者的萨特甚至以基督徒的方式举杯祝福。而我眼前的塞凡湖风雨变幻：在氤氲的天幕下仿佛墨色深潭：这也是它名称的来由：黑色的凡湖——依旧是对故土的留恋。

从苏联时期起，塞凡湖就是亚美尼亚最重要的避暑胜地。亚总统和总理的夏日别墅都在湖边。沿湖公路总有人冲着来往车辆比画手势。“他们是卖鱼人，在比画鱼的大小。”向导赫拉努什告诉我，“其实他们卖的都不是野生鱼，现在湖里的野生鱼要卖到每公斤100美元的天价。”

历史上的塞凡湖可不是这样活色生香的地方。我去了塞凡湖东岸诺拉杜斯（Noratus）镇上的公墓。墓地7公顷大，是目前保存亚美尼亚十字石碑（Khachkars）最多的地方。十字石碑是亚美尼亚的标识之一。石碑中央雕刻十字，连接碑顶的天堂和底部的人间，四周环绕着类似中国结样式的延绵不断的花纹，象征永恒。所有石碑都巍巍然地立在一块山坡上，面朝基督降临地西面。传说13世纪，蒙古人杀到塞凡湖，居民给石碑都戴上帽盔，把长剑斜靠在碑上，使敌军误以为镇上驻扎了大量军队。蒙古人发现后，将大量石碑拦腰砍断。墓地里还有一些石碑细细雕刻了图案，讲述墓冢主人的故事。一块碑上刻有一男一女，一把剪刀，一张宴饮的餐桌，一名扎辫子的骑手。这意味着石碑下葬着一对夫妇，丈夫是位裁缝，在新婚的晚宴上，双双被蒙古士兵杀害。

诺拉杜斯北面，塞凡湖修道院高高坐落伸向湖心的一座半岛上，俯瞰整个塞凡湖。斯大林时代抽湖水灌溉，令湖面下降了20米。那以前，修道院就是一座湖心岛。9世纪中期，亚美尼亚巴格拉图尼（Bagratuni）王朝的国王阿什托一世看中修道院地势高、易守难攻的地形特点，在此修建军事要塞。从阿什托一世抵御阿拉伯人开始，僧侣们始终是军事任务的执行者和民间抵抗的指挥者。塞凡湖修道院南面的“神父”（Hayravank）修道院有一个故事。14世纪末，帖木儿的突厥军队打到修道院前。修道院的一名僧侣不忍目睹屠杀，跳崖坠入塞凡湖中，但他并没有死，而是漂浮在了湖面上。突厥人认为看到了神的旨意，许诺僧侣说能够满足他的一个愿望。僧侣的要求是：他将让附近的村民进入教堂躲避灾难，凡进入教堂者不得遭到屠杀。教堂的空间十分狭窄，突厥人欣然同意了这个要求。结果，全村的人都得以进入了教堂。当突厥人打开大门时，里面却空无一人。根据当时主教的说法，所有亚美尼亚人都化作白鸽，从窗户里飞走了。这个故事同样有个现实主义版本的结局。向导赫拉努什带我看了屋角一个已经封闭的洞穴：“教堂里有一条地下通道，连接北面的湖岸。”

在入侵者的铁骑面前，教会保护人们肉身的能力终究有限。更重要的是，近2000年来，它是创造、保存延续着亚美尼亚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最重要载体。

在埃其米亚津，赫拉努什就提醒我留意亚美尼亚教堂与众不同的结构：教堂大厅一共分三个区域。靠近门口的区域最大。中间的区域较小，略高一台阶，大些的教堂会专门加护栏隔离开来。然后就是祭台。赫拉努什告诉我：“诺亚方舟里有三层，第一层住的是动物，第二层住诺亚和他的家人，第三层是鸟类，它们是离上帝最近的族群。我们的教堂也是这样安排。靠近门口的第一层向所有人开放，最高的祭台专属神职人员，而中间的区域只有亚美尼亚人才能进入，因为我们是诺亚的后代。”此后，我每到一处教堂都会留意，或繁或简，果不其然。在充满征服和屈辱的历史里，亚美尼亚人在日复一日的祷告中，尽是这样将民族的自尊倔强地保存了下来！

失去了语言，民族还存在吗？昆德拉曾这样质疑。今天的亚美尼亚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在埃其米亚津大教堂北面墙上有两块浮雕，刻有一段希腊文。考古学家由此判断，这些浮雕是教堂建立的最早期302～325年留存下来的。396年，梅斯罗普·马许托茨就创造出了沿用至今的36个亚美尼亚字母。马许托茨出身贵族，也是一位神职人员。据说，他从十字架上得到灵感，每个字母的笔画都是绕着十字架的四周打转而成。历史学家西蒙·帕亚斯利安说：文字的发明来源于国王和教会共同的危机感。亚美尼亚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司法和主权。口口相传的传统将不再足以维持民族的文化身份。由于波斯拜火教的威胁，教会的危机感尤其强烈。梅斯罗普·马许托茨发明字母后，教会迅速将希腊文、叙利亚文撰写的基督教经典翻译成亚美尼亚文，并借由教会的文化和教育系统推广开去。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教会始终是亚美尼亚的文化中心。亚美尼亚教堂内没什么装饰，却常有大片大片的亚美尼亚文雕刻，那是关于地区历史的记载。刻在石头上的历史不那么容易被战火毁灭。我在“高什修道院”看到了教会的藏书阁，就是厅堂四角的落地壁龛，毫不起眼。在12到13世纪，这里是亚美尼亚的宗教和教育中心。教士米西塔·高什（Mkhitar Gosh）撰写了古代亚美尼亚的第一部法典汇编，并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法律图书馆。壁龛漆黑的烟渍也是历史的一部分：13世纪，帖木儿的军队烧毁了1.5万件手抄本。

亚美尼亚人极其珍视自己的文字。他们用同样的文字谱写乐曲，建立了精密的数字系统。在各地旅行，人们听说我去了埃里温，大多都用极庄重的眼神看着我：“去马特纳达兰图书馆了吗？一定要去看看！”“马特纳达兰”一词原指埃其米亚津大教堂的藏书室。亚美尼亚1945年开始修建马特纳达兰图书馆，共花费了12年时间。这栋玄武岩建筑位于埃里温市区北面山丘上。正门口就是一尊巨大的梅斯罗普·马许托茨石雕像。现在这座图书馆被视为亚美尼亚语言神殿，收藏了大约1.7万件亚美尼亚语手稿，大多是从各地的教堂搜集而来。其最出名的展品是一套1200年的手稿《穆西布道》。20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驱逐屠杀亚美尼亚人时，两名亚美尼亚女子决意保护它。这本书长70.5厘米，厚55.3厘米，由603页小牛皮组成，重达27.5公斤。逃亡时两人不得不将其分成两半，一半裹入衣物中埋入地下，另一半被带到了格鲁吉亚。几年后，一位波兰官员在土耳其发现了埋入地下的手稿。几经易手，两半手稿居然得以重逢了。

当时的另一则故事是：在逃亡途中，妇女们仍在沙地上写字，教孩子学习。损坏的手稿皆按照礼仪下葬，备极哀荣。

丝路上的亚美尼亚人

文明的冲撞和交融在亚美尼亚留下了难以消磨的痕迹。今天的亚美尼亚语中，依然保留着一些与波斯语言十分相似的词汇，如智慧、公正、自由。亚美尼亚的许多传统食物拥有突厥语名称，比如最具代表性的被称作“dolma”的葡萄叶肉卷。不少教堂还设有献祭台，这是拜火教留下的传统。在包括塞凡湖修道院在内的不少地方，石刻上的基督常拥有狭长的双眼，留有辫子，那是蒙古人的形象。蒙古统治时期，不少亚美尼亚贵族与其通婚，令他们皈依自己的信仰。很难说，这究竟是一种武力下的被迫，还是民族求以生存的主动选择。

地理和历史挤压着这个民族，但亚美尼亚人说：“英雄的品质是能够忍耐更多一刻。”他们在地缘的夹缝中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早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大流士统治时期，帝国就将亚美尼亚作为东西贸易的要道，在其范围内修建了长达1500英里的皇家道路。在罗马统治时期，亚美尼亚人的阿尔塔沙特是唯一被允许交易东方丝绸的地方。

和犹太人一样，亚美尼亚人在政治上难有作为，便投注更多的精力在商业和知识的追求上。他们发现了希腊、罗马和波斯数字的限制，于是将自己的字母改编成数字。36个字母精巧地归纳至4个部分：个位、十位、百位和千位。这个系统可以加和乘并用，轻易地书写和计算大数，当然是经商的好工具。亚美尼亚人堪称千年丝路上最成功的贸易商。高加索有俗语说：“一个亚美尼亚人抵得上三个犹太人。”中国唐代陶俑中即有亚美尼亚商人的形象。他们蹲在地上，抱着装有葡萄酒的羊皮袋。

在现在的亚美尼亚境内，与古丝路相关的遗迹寥寥无几。从塞凡湖向南，瓦登亚特山上有条道路，恰与“塞林古道”（Selim Pass）重合。“塞林古道”连接着伊朗。我在沿途看到两位大妈摆着摊售卖果酱、鸡蛋等土特产，长桌上还放着一溜儿旧饮料瓶，里面装着颜色各异的液体。“伊朗人会开车路过这里，”她们告诉我，“那些饮料瓶是为他们准备的。里面装是葡萄酒、石榴酒、杏仁味白兰地之类的东西。他们的国家不许喝酒，只能用这种办法蒙骗边境检查站。”

“塞林古道”在小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间蜿蜒，大雪时就无法通过了。在海拔2410米的地方，我终于见到了全亚美尼亚保存最完整的商队旅馆。这座玄武岩建筑北靠瓦登亚特山，俯视着南面铺满积雪和荒芜草甸的山谷。入口处模糊的铭文显示，它是由当地贵族在1326年斥资建造的。商队旅馆有两部分组成。入口处是门厅，有小型的祈祷壁龛，往里走是一个26米长、13米宽的大厅。大厅走道两边用拱券结构隔离出了若干间。两个是商旅客房，其余用于安置牲口。大厅中央的拱顶上开了几个天窗，用于采光、在生火时排烟。可以想见，曾经这里是多么热闹的所在。只是如今，旅馆里空无一人，寂静无声，只剩阳光透过天窗，冷冷地洒在石板上，隐隐绰绰地映出拱券的弧线。

这家商队旅馆建立时，亚美尼亚尚在蒙古治下。蒙古虽对亚美尼亚课以重税外，但大体实行宗教上的兼容并蓄。蒙古人视亚美尼亚人的经商才干为帝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横跨东西的庞大帝国下，亚美尼亚人的国际贸易做得有声有色。他们采购和贩卖东方的香料、丝绸、珠宝、药品、奢侈品，西方的皮革、羊毛衣物、亚麻布和手工制品。从意大利到中国、印度，亚美尼亚商人几乎活跃在东西商路的所有重要城市，甚至使用蒙古官员做他们的快递员和邮递员。1271年，游历过泉州的意大利犹太人雅各·德安科纳在其《光明之城》手稿里谈到，在刺桐城（泉州）里可以见到信仰基督的亚美尼亚人群体。1318和1326年，泉州天主教主教两次在书信中提到，一位亚美尼亚妇女捐资修建了十分华丽的总教堂。在埃其米亚津大教堂的博物馆里，我还看到了几件从中国定制的主教长袍，长袍上刺绣的基督教人物都是一副东方面孔。

13世纪，当法国国王首次派人出使蒙古王朝、与东方接触时，他们寻求了亚美尼亚人的帮助。1602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本笃·德·吉沃斯前往远东，把自己装扮成亚美尼亚商人，并在巴基斯坦招募了一个熟知亚洲的道路和语言的亚美尼亚人当随从。法兰西学院院士让－皮埃尔·马埃说，在通往亚洲的路上，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服饰犹如一张“非官方护照”。“从穆斯林世界到中国的南海，作为波斯萨菲王朝或奥斯曼土耳其臣民的亚美尼亚人，始终被视为真正的东方人。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况且他们的教会也脱离罗马和其他基督教教派。无论是谁，只要被认为是亚美尼亚人，就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可能遇到的最糟糕处境，就是被迫擦去地上的痰迹，或遭受石块和谩骂的攻击，但从来不会被判间谍罪、遭逮捕和处决。”

或是因为经商、战乱，或是因为外来统治者的政治安排，亚美尼亚人在世界各地散布开来。我在埃里温蓝色清真寺里遇上了管理员纳提亚。老太太是亚美尼亚人，基督教徒，但出生在伊朗，1982年迁居回国。“你的家族什么时候移居去伊朗的呢？”我问。“很久以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在今天的伊朗名城伊斯法罕，有一块区域叫“新朱尔法”（New Julfa）。老“朱尔法”在今天的阿塞拜疆境内，由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一世初建。到13世纪，位于国际商道上的这个城镇已经是亚美尼亚人最重要的居住地之一。1603年，波斯萨菲王朝的阿巴斯大帝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老朱尔法。他亲自到那儿访问了3天，决意掌控那里的丝绸市场。为避免奥斯曼人的反攻，他在1605年将朱尔法的所有人口都迁至伊斯法罕，将老城彻底焚毁

阿巴斯大帝允诺亚美尼亚人信仰自由。在埃其米亚津大教堂，赫拉努什指给我看外侧穹顶尖角上的石头，上面刻着一个裹着头巾有两撇翘胡子的男人。据说，迁至伊斯法罕的亚美尼亚人连年请求回埃其米亚津朝圣。阿巴斯大帝一怒之下派军队来捣毁大教堂。亚美尼亚人报信回来，人们连夜在这块砖上刻了阿巴斯大帝的头像，方才使教堂得以保存。

而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新朱尔法确实成为贸易网络中最重要的结点。今天的伊斯法罕有大约13座亚美尼亚基督徒的教堂和公墓。新朱尔法区里的亚美尼亚人遵循伊朗法律对着装的要求，但仍然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

新朱尔法是全世界无数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的缩影。无论在哪儿，他们修建自己的教堂，用来自埃其米亚津的圣油做洗礼，传承语言和文化。埃里温的旅游纪念品店里有一种热门商品，一个小罐子，装着亚美尼亚的水和土壤。赫拉努什告诉我，还有一种易拉罐，里面是亚美尼亚的空气。“有些荒谬，但是很受国外侨民的喜爱。”

今天的亚美尼亚族国内人口只有300余万，但海外人口有700万到800万之众，主要生活在俄罗斯、美国、法国、中东的伊朗和黎巴嫩等地。“每个家庭都有亲属生活在国外。”今天的埃里温虽然还是苏联时代的老格局，但中心城区店铺林立，看上去去相当时髦。亚美尼亚近些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10%。但据我所见，其经济主要是依赖农业，工业基础薄弱。当地人告诉我，经济增长全依赖于国外侨民的投资。拿近两年来说，由于叙利亚局势动荡，许多叙利亚侨民都迁居回国了。

海外亚美尼亚人同时也是这个国家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卡战争爆发后，美国和法国的亚美尼亚人捐赠资金和生活用品，甚至为政府提供了官员，为军队提供志愿兵。亨廷顿指出，在美国，亚美尼亚裔居住在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和新泽西这样的重要州内，大多富裕而有影响力。90年代，正是他们致使美国国会禁止向阿塞拜疆提供任何外援。独立后，亚美尼亚一直在推动国际社会将奥斯曼帝国大量杀害亚美尼亚人的事件定性为“种族屠杀”。4年前，亚美尼亚裔游说团体就推动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相关议案。

从17世纪开始，亚美尼亚被奥斯曼土耳其和波斯瓜分。同时，在欧洲民族主义的启蒙下，亚美尼亚人开始追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经商的侨民看到了沙俄扩张的野心和能力，希望借此令亚美尼亚摆脱两个伊斯兰国家的统治。1660年，他们向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进献了一把奢华至极的王座。作为回报，沙皇授权他们垄断波斯与沙俄间包括丝绸在内的部分商品贸易，在伏尔加河建造码头，允许他们修建教堂，进入政府工作。到了18世纪，随着沙俄逐步逼近高加索，亚美尼亚人的打算似乎越来越可行。他们甚至向俄国提出了两份倡议，希望建立在俄国保护之下的自治的亚美尼亚。但是，国际关系的规则和玩家已经改变。此时英国、法国的力量已经介入了俄罗斯、波斯和奥斯曼之间在高加索的竞争。

埃其米亚津大教堂前有一尊主教克里姆扬的塑像，它记录着亚美尼亚人又一段伤心的故事。当俄国人夺取波斯占领的东亚美尼亚，逼近奥斯曼境内的西亚美尼亚时，1878年，欧洲强国与奥斯曼帝国召开柏林会议。克里姆扬率亚美尼亚代表团怀着满心憧憬而去。在会上，保加利亚与数个主要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国家脱离奥斯曼帝国成为独立民族国家。但由于英法不愿让俄国的势力过分强大，亚美尼亚人的要求完全被忽略了。克里姆扬悲愤地回到国内，对他的教民们发表了名为“纸汤勺”的著名演讲，号召亚美尼亚人不要再寄希望于他人，用自己的头脑和拳头自我拯救。悲剧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亚美尼亚被钉上叛徒的标签。民族主义者很快就和穆斯林发生冲突。从1895年开始，屠杀席卷了亚美尼亚人聚居的省份。

“一战”结束后的1915年，奥斯曼帝国议会通过《特西尔法》，容许政府及军方驱逐任何被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人，亚美尼亚人当然是驱逐对象。1918年，光是埃其米亚津教堂就收纳了7万难民。中东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在解释这场悲剧时说：“在被征服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等地方，不管土耳其人怎样不愿意，他们倒还能从那里后退，还能够放弃远方的省份，把帝国的边疆缩短到离本土更近的地方。但是，亚美尼亚人生活区域由高加索边疆直到地中海沿岸，横贯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正好重合于土耳其人故土的心脏地带，如果宣布放弃这些地方，那就不仅仅意味着缩小版图，而是瓦解这个国家。因此，当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威胁到帝国的完整时，奥斯曼帝国就必然进行坚决镇压。”

塔乌什之行

在见惯许多教堂之后，我决定放下历史，去亚美尼亚东北地区塔乌什省（Tavush）看看普通城镇和乡村的生活。据说那里风光却不甚为游人所知。从埃里温往塔乌什省会经过第利江（Dilijan）。第利江被称作亚美尼亚的小瑞士。神奇的是，一条5公里的第利江隧道，一头是层层叠叠的高山草甸，一头就是繁茂的森林。亚美尼亚努力把第利江打造成旅游胜地，修了不少旅游度假村式的建筑。这个季节，城里看上去相当萧条。但周围的山林确实秀色可餐。林木茂密，掩映有许多溪流。只可惜我们到访的季节不凑巧，森林的叶子已经落光了。

塔乌什省首府伊杰凡（Ijevan）自古是链接西亚中东黎凡特地区和北高加索的重镇，其名字就是“客栈”的意思。现在，第比利斯到埃里温的高速路也从这儿通过。这个两万人的小城沿着一条山间的主干道在山坡两侧铺陈开去。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一个贩卖蔬菜水果和各种生活用品的小市场。午后，我在安娜希特老太太家喝了茶，晒了会儿太阳。安娜希特家处在半山上，能看到大半个城市。院子里种了亚美尼亚人常吃的水果柿子、石榴，常用来做果酱的温柏，养了蜂蜜，还有四只大火鸡，日子看起来相当舒适。但老太太忧心忡忡。她告诉我，伊杰凡人的失业率很高，当地人都在为未来担心。在苏联时期，伊杰凡工业兴盛，拥有高加索第一大、全苏第三大的地毯编织厂。但自苏联解体后，企业基本都关了门，只有一家石榴酒厂算是大企业。安娜希特让我们尝了自产的蜂蜜，很是香甜，但这种自给自足似乎也难以为继。城里安装了许多信号塔以后，蜜蜂都找不到归路了。“我们大家觉得，还是要开工厂，”安娜希特说，“可是我们并没有资源啊！”

我的落脚点在距离埃格霍维特不远的村庄钦钦（Chin Chin）。这个500人的小村子四周有很美的风光。天边是雪山，眼前是层层叠叠铺满农田的山峦。叶赛扬一家为我准备了晚饭。先上桌的必须是面包和盐。在亚美尼亚，“吃面包”即是吃饭。面包和盐有无上的地位。即便是总统造访新开的学校等机构，进门前，也需将主人家提供的面包蘸着盐吃下去。“新媳妇在公婆家第一次摆桌，若不知先摆上面包和盐，就会被认为缺乏教养。”

大家围坐在餐桌前，分享了土豆牛肉汤、风干牛肉、羊奶酪、炖茄子、胡萝卜沙拉等满满一桌子亚美尼亚家常菜，喝的是家酿葡萄酒、伏特加和樱桃汁。这本是一个宁静的乡村的夜晚，但我想绕过亚美尼亚历史的努力是徒劳的。电视里连篇累牍地播放着同一条新闻：11月12日，阿塞拜疆在停火线附近击落了亚空军一架米格-24武装直升机。这是餐桌上的唯一话题。

在来钦钦的路上，我路过了邻近的村庄埃格霍维特（Aygehovit）村，看见村里的孩子正在泥地操场上上体育课。学校不远，一条道路被拦了起来。我知道往前1公里即是阿塞拜疆。我所不知道的是，埃格霍维特村建于1803年，居民都是当时从纳卡地区回归亚美尼亚的难民。1990年纳卡战争爆发时，这里是最先遭遇激烈交火的地方。钦钦几乎也是最前线，村里的许多人都参加了战斗，包括我眼前的叶赛扬大叔。

纳卡是大国力量给外高加索留下的经久不愈的伤口。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占80%，1923年以前，该地区属亚美尼亚管辖。后来，在苏联的安排下，纳卡成立自治州，被划归了阿塞拜疆。在餐桌上，叶赛扬大叔批评亚美尼亚总统的强硬表态华而不实，但究竟应该怎么做，没人知道。“我只是担心，我们过分依赖大国支持，又将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餐桌边上，叶赛尼大婶已经开始辅导小女儿做功课。这个普通农户家庭的最大骄傲，是已经供大女儿和二女儿在埃里温最好的大学完成教育。赫拉努什告诉我，在亚美尼亚，大学每年的平均学费大约为1000美元。医学院和法学院等就业较好的专业则高达2000～3000美元。而在埃里温，普通人的平均月收入只有250美元左右。“重视教育是亚美尼亚人的传统。许多亚美尼亚家庭的父亲都在俄罗斯打工，目的就是供子女在国内上大学。”

赫拉努什说起自己的故事。她的母亲是一名工程师。苏联解体后，亚美尼亚经济陷入困境，一家人举家迁居到东德。赫拉努什和弟弟都是德国出生的，会说德语。到了1998年，亚美尼亚国内情况好转，父母决定举家回国，“为了让我和弟弟受到亚美尼亚教育”。赫拉努什学会了俄语、英语，6年前，她考入最好的大学，又学习了第五种语言——土耳其语。“我在大学里的专业是土耳其研究，当时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关系好转，我认为当我毕业时，边境或许已经开放，或将大有可为。不过你也看到了，我仍在等待我的机会。” 苏联亚美尼亚基督教基督教教义伊朗伊斯兰革命波斯罗马市伊朗政治伊朗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