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我的脆弱保护了我

1月出版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是王朔在复出一年间出的第4本书，写的是未来30年后，方言的女儿咪咪方从美国回来，和爸爸的好友老王打听父亲生前的故事。平和的开头带着他早年矫情小说的味道，大量老王和咪咪方的对话，用的是这些年他出来玩时捕捉到的新北京口语。三个主要人物都是作者的分身，咪咪方扮演一个灵魂拷问者的角色，方言是王朔理想化的自己。他写到身边很多熟悉的人和事情，贫劲儿跟着岁数一起增长。不仅是好玩儿，说是私人化写作，也不尽然，他把这些年觉悟的一些道理，低调地散布在字里行间，一点点把你从小时候就被灌输的常识、道德观，从潜意识中剥离出来，他写到他身体力行追寻真理所经历的巨大美好与痛苦，带你走进通过方言之口交代的王朔本人很矛盾去面对的侵扰他多年的幻觉。自然亲切的聊天反衬着宇宙之熵和生命的无常必然带来的哀伤——30年后，我们在哪里啊？救世思想和殉道主义在他身上滋长，也使得生命越发显得悲壮，在第一部的最后，他暂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我走不出我的时代。人，从蒙昧状态走出来比一生要长。死也要趁年轻，到我这个年纪，做什么都太费力气。我能为善良的人们做的是，闭嘴。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遗憾，我要说我早来了一个时代，人们还没准备好。”

一个月前出版的《新狂人日记》是王朔的博客文集外加短篇小说《骇思想》和《死后的日子》。王朔的大部分博客都写得很短小，在去年的一段时期，他尝试把脑子里迸发的思想火花随时记录在网上。出版社按照现实指向归类为“我、悟、人、生、死”，他的博客都是情绪很强烈的时候写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金丽红说看重他的博文“爆炸力强，很犀利，很睿智，只言片语也有很多闪亮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4本书给了3家不同的出版社？

王朔:原来我就没打算出这些书。我这东西写的，说实在的，出书有点不合适。路金波最早开始说，我给你出文集得了。那时候好多人说给我出文集，我老说不出书了，出书不挣什么钱，出文集都是出旧书，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也是。他本来说继续出《看上去很美》，老让人出旧书，时间长了，我总觉得对不起人家。当然我也太虚荣，被人将了一军，去年年初出来瞎聊天，人家说，你没书呀。我这么虚荣，那我让你瞧瞧。其实我全都是写一半，没写完的。《新狂人日记》大部分都是网上的，老金（丽红）看了《死后的日子》和《跃出本质谓之骇》，说你这是小说呀，一起附上吧。《致女儿书》和《和谈话》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我说我就冲你宣传不好给的你们，我不愿意把不相干的人忽悠来看。《致女儿书》对我来说稍微特别一点，出那书我有点不好意思，涉嫌卖我女儿的隐私，我再瞎煽乎，我觉得特别不地道，所以就悄悄出这本书，有兴趣的人看就行了。

三联生活周刊:方言作为你的另一个自我，和你有什么不同？

(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 )

王朔:他比我更理想化一些。至少他能自杀，我自杀不了。我不自杀，就变成一个生活流水账，就好像一部小说，它没有中心事件，谈起来就容易谈得漫无边际，实际上我的《致女儿书》都有这个问题。而《和谈话》，我可以随时回到这个核心事件上来。另外有一些我羞于启齿的，我在描写我正面品质的时候，其实挺不好意思聊的。我老说我负面，也挺装的，显得好像你为了掩盖一面而谈另一面。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女性的爱都在你女儿身上吗？

( 2007 年 4 月 1 日，王朔在上海参加新书《我的千岁寒》首发 )

王朔:当然不是。但由此及彼我才知道什么是爱，才摆脱了以前的观念。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往往把女的看做是性对象，一点都不高尚。后来，我女儿当然是个奇迹。我在很长时间意识到，爱和性是分不开的，所谓狭义的爱情，但是爱不加情，是从我女儿身上感受到的。而这个爱后来蔓延到对别人，乃至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强调女性呢，我喜欢弱小，我不喜欢那些粗犷的刚劲的男性，我知道那是有限的，是个假象，特别做作。每个人的能量都不是以外观决定的，女性在我这儿代表着柔弱，代表寄托着一种美好，我觉得扩展了我的情感。我不觉得我拥有爱，我懂爱，但通过这个，我比较理解耶稣基督讲的爱是什么了，那是一种悲天悯人，爱敌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女儿近况如何？

王朔:她在伯克利上大学，那是美国一个左派的大学，嬉皮士的大本营。我女儿在学校学了《共产主义宣言》，跟我说:“我觉得我能当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不一定是共产党。”她觉得马克思说得有道理，我觉得特别好。我也不指望她为世界做太多事，但希望她有同情心，对世界上那些被资本控制的东西有抵抗力，不要变成势利眼。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你再写爱情小说，就不会写成《一半是火焰》那样，好像人都被一件事情左右，今天你对爱情小说的理解是什么？

王朔:爱情是一系列的事情造成的，甚至是非都很模糊，有些宿命。你把一段爱情放到一生中来看，它必将凋零，谁也逃不过时间。一般人都认为恋爱是永恒的，一旦变质，就都无法接受现实，所以会反目成仇，这是错误观念造成的。你不能和必然发生的事较劲，所谓道法自然。如果不明白这个，爱情一变质就打架，视对方为陈世美，那就叫不明智了。我们过去经常批评水性杨花的女人，也是错的。我再写爱情，就想写爱情由绚烂流于平淡的过程，乃至无可奈何花落去那种情怀。过去我们把女性束缚在一个道德观中，整个社会暗示她们——婚姻失败、从一不终，就是人生失败，造成女性反应特别激烈。今天女性走强，男性会消失的，最悲观的在12.5万年就会消失，最乐观的也是1500万年就会消失。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些说法都是从哪儿扫听来的？

王朔:我很爱看《新发现》杂志。你不希望男性消失是吧？美好愿望代表不了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金刚经》你看懂的是什么？

王朔:我看《金刚经》时特别感动，释迦牟尼这么个人能把自己给了。他就说我什么都不是，这世上若有福德，我就不提福德。《涅经》里，大师说我吃拉肚子了，明儿就圆寂了，所有人都哭着说您可不能走，我们跟着您还以为会长生不老。大师当时就拧了，说：“菩萨们，你们什么情况？聊半天合着你们不明白？”又重新讲经，这事大师没法跟别人说，他只能跟须菩提说。须菩提他是明白的，因为“福德”是他们吃饭的家伙，蒙人钱，保饭碗，全指着这“福德”二字呢，但他把这个全给破了。那你就知道他是非常真诚的。你可以发菩提心，但和福德没关系，不能保证你下辈子幸福，子孙无灾。梁武帝问达摩，说我修了那么多庙，我有功德吗？达摩说你没功德。你做这些事情，和您的觉悟没关系。功德我认为是符合阿基米德定律的，你排除物质的重力的话，获得一个灵魂上升的过程，佛是觉悟者，你要看破世界，就能发现这一切的无常，无常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它有个大规律，不以人间利害为关系。我们只要放下一个错误观念，认为人是高级生命。人只是一个原子塔，是临时组合而成的，我们每个人组成大脑的原子都是宇宙诞生时就有的。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人有智慧呀？

王朔:各种“鸡贼”所谓智。因为你看在食物链顶端的三种动物——熊科动物、猫科动物、灵长类动物，谁最符合相对论啊，质量最大、速度最快的，我们灵长类动物都不挨着，为什么我们在进化中脱颖而出啊。甚至把别的动物都给了？因为我们生活在树上，我们有视野，看得远，在树上荡来荡去，知道利用树梢的韧性和弹力，所以我们人，humen——猴儿们（英文“人类”与汉语“猴儿们”发音相近，王朔故意将其等同——记者注），怎么狩猎？使用诈术。需要组织，不是以力取胜的，我们说的“智”，也就是“诈”。智是什么？就是掩埋真相么，制造虚假的东西，然后使对方上当，所以我们价值观从这上就颠倒了。这个“智慧”和佛教讲的般若还不是一回事儿，他们讲的般若是先天的智慧，不是社会经验的累积。

三联生活周刊:慧能的那种？

王朔:我觉得慧能特别有意思，好多学者不喜欢聊慧能，因为他是个文盲。我就写《六祖坛经》他上山前这一段，后面按说就不该写了，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慧能天生明白的是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很明白。他没受过教育，我们的教育都是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在社会上好好混，而他们讲的佛之见，是先天的般若才能引出来的。当然还有很多种修行方式，我只能从我设身处地想，我也没上过学，怎么能看破这些？当然自然是老师。

三联生活周刊:记得你写慧能一个人在月光下的深山老林里走，一般写法肯定会带出孤独感或恐惧感，但你不是，好像周围的万物都是他朋友。

王朔:人和自然世界对立就是现代以来的事。你看我们古代的笔记小说，人和万物是不分的。甚至人畜住一屋，包括少数民族的丧葬方式，这是原始的万物有灵的思想，不是一个进步的结果。古代人是明白的，而大师证了他，说你这是对的。慧能恰恰生活在唐朝那个蛮荒之地，他们留长发，和动物生活在一起，生病都知道找什么药草。南方地区漫山遍野都是药草，我本来是想让他沿着井冈山脉走下来，一路上嗨得乱七八糟，捡着这个我写完。我特别不喜欢写他上山，弄到一个庙里，那儿就是社会。自古佛与佛都是心与心相传，有了庙产以后，到那儿成了传地位了，大家成了利益共同体了。他不跟社会接触，在一个人人明白的地方，不明白的人就不受欢迎，你一外人来夺这个，几百人追杀人家，这是什么情况？太有辱佛门了。那就变成人间的东西，所以他上山跟老头一聊，老头就惊了。而在世俗社会中，如果他不是一个书香门第，就被等级社会压着了，成贱民了。“士”之流又特别喜欢吹牛，如果你不把佛教和儒家搞一起，他就不愿意听这个，全成了统治术。而现代社会就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让你集中在怎么过日子上，从历史上看，这是个精神下降的过程。文艺复兴以来，工业进步带来什么，就是生产力的提高，我们生活得好了，享受更文明的生活，就是更干净，野蛮的斗争少了，就是追逐更大的利益。但你看，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发生在现代化之后。

三联生活周刊:假如世上没有福德，如何平衡做事的标准？

王朔:觉悟的人能够了悟因果，不会去做让内心挣扎的事情。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真的魔鬼？因为有道德标准。道德是个相对标准，你知道最高和最低标准后，做人不可能百分之百不着调。我做人的最低标准是不侵害别人的利益。你看我们文过饰非的一种方式，就是在讨论一件事的是与非的时候，他一说我们是人，所有人性本能的东西都变成合理的，放在讨论之外了。比如我们刚才讨论“智”，他就把这个放在道德标准之外了。我们称赞一个人说这个人很有智慧，其实你看诸葛亮，多会使诈。在绝对标准上，他不是道德的。我的社会责任就在这儿，谁冒充圣人，就指出你不是圣人。

三联生活周刊:《和谈话》中你有意探讨上帝和魔鬼妥协的可能，但你在《日记》序言里说，你向最后的诱惑低头了。

王朔:没看我不吭声了么。最后的诱惑就是老老实实地过日子，追求世俗的成功，大家的交口称赞，变成一个受欢迎的人。但是核心的真话不能讲，我在这里认识到一个什么东西？生命本身是罪恶的，道德是用来平衡这个东西的。但我不是永远地放弃，我有些世俗的责任没尽完。比如我的家人和朋友，关心我的人不愿意我那样，我那样会伤很多人的心。老实说，我并不留恋世俗生活中的那些所谓的快乐，原来我热衷于追名逐利，对那些东西是好奇的，就是我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历过的我都希望经历。当然也犯了很多错误，我现在完全不好奇了，因为我觉得它是个有限度的东西，你完全被满足以后，就剩下蠢了。而且获得那些东西，对我来说也太容易了。我不觉得物质享受有什么乐趣了，世界各地的风景没兴趣了，所有的饭没兴趣了，所有阴暗的纵欲的快乐我也没兴趣了，我还是一个很可悲的人（大笑）。

三联生活周刊:你骨子里的什么东西让你能进能退？

王朔:我自己分析，一个是我比较顺，再一个和那些欲望无止境的人比，我的欲望是有限的，我对很多东西都浅尝辄止，我其实是一个很算计的人。有一天，我突然有了罪恶感。当然这个罪恶感是自己造成的，原来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推给社会和环境，说价值观缺失是社会转型造成的。但我不太同意“动机效果一致论”，你效果好，动机就是好的？别胡扯了。手段卑鄙的话，效果一定是坏的，也许仅仅一时是好的，别人不知道。别人才了解我多少？在很多时候我是主动的。包括很多东西我不该得的，而我向它伸手的时候我是明白的。我也不是多坚强的一个人，我很脆弱，这个脆弱保护了我。我是一看到危险的征兆，我就住手了。比如我们一起玩的，我都及时退了，我不退就折。因为出事前有个很大的征兆，就是你玩得特别开，畅行无阻，这时候我首先就厌倦了。我一退别人就出事了，净这事儿。该是我的，都被别人挡了，我知道，心里明镜似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写作上的变化怎么来的？

王朔:就玩的方面，我真的没有偷懒，不可能坐在屋子里脑子就闪电般地出现所有新语言，就是来自北京我这个生活圈子。像“拧巴”、“不靠谱”这些词，我知道它在什么情景下产生，每个新词都伴随着一个新状态出现。不过纯语言更新是没有用的，你还必须有新认识。今天我有我自己的世界观，有我自己对这个世界可以自圆其说的认识。别人可能不同意，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有一权力，写起来特别自信。我还是知道什么叫寒碜，我不犯明臭儿。当然在我自己的世界观框架范围内，把一件事写得煞有介事，一般人就批不倒我了。你要是看明白我，过去的我无非就是怀疑一切正统的东西而已，那我今天就觉得我会有力量得多。特别是这个认识彻底告一段落后，我等于又可以脱离这样子写下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还会自我怀疑吗？

王朔:当然会。因为我始终在一个认识的过程中，比如出现逻辑上的漏洞，认识的偏差，就像对幻觉的误读，对上帝的认识，问题都是在喋喋不休的重复中发现的。但我有个特别大的态度和自信，错了我一定认账。因为我觉得，没有比纠正错误更让我觉得光荣的事了。当然我看了《金刚经》，认识就更深一步。就想到现在的人积累点小名声，特别怕玷污了，做人特别累。我觉得自我颠覆对我来说太不算什么了，甚至我有时候，过分地自我颠覆，炫耀过分颠覆。给我更大优越感的是，今天竟没有一个人特别地敢自我反省，我都反省得这么过了，就没有第二个了。认错的全是被透明的，文过饰非的。那我就做自我解剖第一人，我坚信我没有什么大奸大恶，我内心是美好的，只是在认识上出现过问题，有偏见，有无知，不是说纠正完，我就变成一个全知了。这让我保持一个清醒的态度，不走大偏，这个认识让我永远不会当邪教教主。 王朔保护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