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菜：跟父亲一起腌火腿

文 / 鲁引弓

那只火腿挂在记忆里，在43年前的阳光下泛着宛若珍宝的微红光泽，散发着悠悠的咸香。

四周是矿区连绵的青山，衣衫褴褛的工人邻居，煤渣铺地的小院。那只自制的火腿就挂在晾衣架上，在一片贫瘠的冬日风景中，像一道意味深长的符号。

盯着火腿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1972年时的父亲。

那时候父亲在浙江长广煤矿当医生，母亲在外地一家医院工作。父亲带着4岁的我，母亲带着6岁的姐姐。一家人的相逢相聚，是难得的节日。

那只火腿就是为了节日而备。

我不知道，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份，身处偏僻群山深坳的矿区，父亲是从哪儿搞来了这么一只猪后腿。

在我童年的视线里，它是那么硕大，皮白肉嫩，粉里带红，光鲜水灵。父亲用外科医生修长的手指撮着一把把盐，一层层抹上去，就像他平日里在做手术。那些盐使猪腿泛出晶莹的亮光。然后父亲把它扛到门外，挂在晾衣架上。

父亲说，等过年了，我们把它带回家。

那时候，我可不知道过年还需等多久，也没感觉这被腌着的猪腿会有多么美味。我像一只小猫一样每天在晾衣架下看着它，只是因为它的质地在渐渐变化，在山区的阳光和冬风中，它在变干变硬，皮层在逐渐透明，而肉层却红艳起来。

父亲每天傍晚把它扛回屋子里，然后再把一层盐细细地抹在上面。第二天，继续把它扛出门，继续让它经受阳光和风。

日出扛出，日落扛进。仿佛仪式，最初的几天，父亲连续地抹盐。再然后，是持续地晾晒。

我对它的密切关注，与父亲对它的郑重其事有关。

父亲说，等做好了火腿，就过年了。

这么一腿肥美的猪肉挂在清苦的煤矿宿舍区，牵动众人的视线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工人说：鲁医师，你真的会做火腿？火腿是这么做的？

换了以我今天的理解，在这青壮年矿工云集的宿舍区，每一个肚子都缺乏油水，每一只胃里都在饥饿，如若哪位搞到了这么肥壮的吃食，得赶紧煮了让大家分享才是，哪还能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每天把它晾在人前，这不是拉仇恨吗？

但好像谁都没被拉出仇恨，因为他们知道这医生得带着它、带着小儿子回家过年。

父亲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火腿，但这么腌着应该没错。

于是，父亲每天将它扛进扛出，像是一出为了过年回家的仪式，一丝不苟，小心伺候。

在晾衣架下注视着它的，除了我，还有一只邻居家养的小花猫。我看见它在滴油，皮色越来越透明，艳红的肉层开始泛出紫色、玫色等层次，空气中是奇怪的芬香。

父亲用手指轻弹着它，说，越来越像火腿了。

宿舍区所有的人都注意到它越来越像火腿了，因为那丝丝缕缕的香，是属于经历阳光的干爽味道，而不是咸肉的气息。

1972年父亲腌制的火腿，就像一道众目睽睽之下对于家、对于温情的公开实验，晾在那一年灰蒙蒙的矿区。开始时所有半信半疑这医生会不会做火腿的人，现在都越来越相信这腌出来的真的会是一只火腿。

原来做火腿这么简单呀。搓几把盐，晒晒太阳就行了。

到后来，那只自制的火腿在阳光下越来越香气十足，越来越生辉悦目。外层的皮色已透似琥珀，内层的肉色像透红的玉层。父亲已在想象过年把它带回家时，好久没见的妻子和女儿会多么吃惊。呵，居然是一只火腿。他对我说，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会做火腿了。

原来做火腿是这么容易啊。我听见那些矿工师傅看着它在说。

现在想来，其实也没这么容易。首先是要搞到猪腿，这在那个年代不容易。其次要有意志，要从自己饥饿的嘴里省下来，留待自己珍视的人和日子。还有就是耐心，一点点地抺盐，一天天都晒晾，不急不躁，这样它才会被渗入阳光的味道。

这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哪一点都不容易。而如果兼备了，它自然被酿成了人间的美味，因为它已融进了情感。

在清苦的煤矿宿舍区，这晾衣架上悬挂的火腿，像人间生活荒谬而倔强的旗帜飘摇在那个年月里，与四处墙上的大字报、领袖语录、矿区广播里的铿锵之声相呼应。

那个年月，大人们白天干革命工作，晚上也被召拢来政治学习。父亲怕我一个人留在宿舍里孤单，常常带我去开会。我坐在一群脸色凝重的大人中间，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一遍遍地看我唯一的一本连环画《对虾》，那些硕大的虾遨游在海底深处，闪烁着动人的鳞光，可惜我不知道它们有多美味。大人们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想我是多么幸福。

坐在父亲怀里的我，是多么幸福。

瞅着晾衣架上父亲做的火腿的我，是多么幸福。

如果彼时，从地球这颗星球的高处注视这片土地，注视这些微小者的眼神，注视他们事实上被藐视的生命，注视带着他们往前走的那些人的低等心思，你会为晾衣架上的那只火腿而心生温情悯意。 故事晾衣架美食火腿父亲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