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栽的诗人

（文 / 柯逸）

《随园诗话》里提到一则故事，说有位太守看上了一株古松，打算伐来做木料，乡里的书生听说后，便写诗感叹：遥知此去栋梁材，无复清阴覆绿苔，只恐夜深秋月冷，误他千年鹤归来。太守见了此诗，便没有下令砍树。一首诗能得到地方官的直接反馈，显然是读书人之间惺惺相惜的结果，搁现在，别说区区28字，就是万言血书也阻挡不了社会进步的滚滚车轮。

封建时代虽然可恶，终究是个有共识的社会，大家都认为读书是人生问题的终级解决方案，能当官的基本是文化人，大家贺吊应酬、娶妻纳妾都要诗歌唱和，就跟现在过节互发祝福短信一样。不过大诗人一般很难做大官，屈原、杜甫就不用提了，李白好不容易博得皇帝喜欢，不到三年就被权贵们排挤不得不走人。反之，像王安石这样的权相，虽然文章千古，诗才也就一般，崇尚诗情性灵的袁枚说他“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虽然有失偏颇，也算道出了一部分事实。

官运与诗运此消彼长的还有苏东坡，悼亡妻的《江城子》和名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都写于他被贬黄州的时期，前者阴郁苍凉，是他当时心境，后者则有强作豪爽之嫌。说到底，这事还得怪他自己不识时务。据说，他有次拜访王安石，见人家书桌上放着半首赋秋景的诗，“黄昏风雨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后面空着，一时手痒，提笔便续：“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王安石也不说他，转眼就将他贬去黄州，在那儿苏轼才头回看见落枝的菊花，后悔不迭。其实，楚辞中早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句子，自己书没读到，乱批领导的诗，不整他整谁。

可见，彼时的诗歌就像园中的青菜，是人人可烹可食的平常玩意儿。现在，作诗几乎成了行为艺术，自我介绍说“我写诗”，对方的满脸稀奇就好像你说“我夜里接客”一样，诗歌也从家常菜变成了盆栽牡丹，文青们学着苏格兰腔的“my love's like a red，red rose”，自我感觉无比小众和精英。我的闺密大学读中文系，打算把它翻译成五言诗，头两句是：五月初相见，红露染香腮，并解释说原文的六月是西历，对应的中国农历应在五月。后面的译文却始终是谜。毕业后，她想以自由诗人或者大陆版席慕容的身份扬名立万，着实潦倒过一阵子，后来为果腹起见，进了房地产公司做文案，这才找到了工作与兴趣的结合点——现在的楼书都跟朦胧诗集差不多。唯一遗憾的是这姑娘系出乾嘉考据一派，写诗的态度如同写论文，让她眼望着浑浊的小河沟，写出“悠悠绿水，荡漾梦中的城池”这样的句子，着实不易。难怪几年不见，她头上华发早生。 读书盆栽诗人文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