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注释中的“成都建城史”

摘 要：什么时候有“成都”这个名称和成都城？学术界有争论。文史大家任乃强先生详细考订，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注释中，论证古蜀时期的统治中心在“沱江北”，并不在岷江流域；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修建了成都城；这座成都城在那个时期已经是“周秦间”“可比咸阳”的“大城”了。任先生对成都城修建以及与此有关事迹、遗迹的考证非常详尽，清楚地说明了这些事迹、遗址的来源及其演变。这些考证，既是对成都建城史的补充说明，也是对成都胜迹来龙去脉的最好解说。

关键词：任乃强；成都建城史；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而又基本完整的一部地方志书，是由东晋著名史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常璩编纂的。常璩本人生长在蜀地，为官在蜀地，见闻广博，熟悉资料。他认真吸收了前人修史书成果，首创将历史、地理、人物综合编定方志的体例，一扫方志“述而不作”“史地人分家”等弊端，对以后历代地方志的编修，影响极为深远。历代史学家都认为《华阳国志》是地方史志之佳作。直到今天，《华阳国志》仍是我们了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历史最重要的典籍。

近年来，研究、出版《华阳国志》者不少。在《华阳国志》的众多整理本中，由任乃强先生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尤为精妙。其于1992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奖。

任乃强先生为文史大家，尤擅长西南民族史、巴蜀地方史及地理史。《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是他积40年研究之功撰成的鸿篇巨著。《华阳国志》原本仅10万字，而经过任先生整理、撰述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竟达到150万字。

任先生对《华阳国志》的校、点和补，均反复斟酌，极见功力。因任先生谙熟西南地区的地理、历史，又能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方法，其所考订，每能贯通历史文献、出土材料和实地情形，娓娓而谈，既纠驳了前人诸多谬说，又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令人信服并给人以启迪。《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注释中对成都建城史的论述即是如此。

一、古蜀时期没有成都城

因为古蜀时期的统治中心在“沱江北”，并不在岷江流域，当然也就不会有成都城。虽然，《蜀王本纪》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之说，但是《华阳国志》没有采纳此说，看来常璩是研究了这个问题的。金沙遗址发掘后，一些学者认为在开明五世或九世，就有了成都。不过，此前任乃强先生就认为：《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所记载的古蜀历史不完全可信，今成都所在地在古蜀时期不宜建立城镇。他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写道：“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

关于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尚属大泽”，任先生指出：

成都平原本为四川白垩纪内海之最后遗迹。由龙泉山脉横阻江、湔、雒、绵诸水，蓄积为内湖。大约在地质史新生代开始，浸蚀山脉，成两缺口。西端由于江水浩大，使今新津天社山与牧马山之间成大缺口，以泄外江之水。而华阳牧马山与龙泉山间之缺口，与金堂之龙泉山与云顶山间之缺口（即金堂峡）犹未畅通，故成都平原东部内江地区，每当江、湔、雒、绵水大至时，即成水灾。[1]

考古材料证明，任先生认为在秦灭蜀以前没有成都城当然也就没有“成都”这个名称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位于成都市西郊的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21世纪即2001年的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但是，它确实不能证明在秦灭蜀以前就有成都城。

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大型建筑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最大的一个建筑群。它是古蜀人的一个大型聚居地，很可能就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成都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是，因为没有发现城墙，还不足以说明它是古蜀人的一个“城”。

退一万步说，就算今后在金沙遗址发掘出了更大型的建筑遗址甚至有城墙遗址证明它有“城”，也只能证明蜀人迁移到了今天“成都”的这个地区并且使之成为较大的聚集地，甚至有了“城”；但是，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个“城”就一定会被称为“成都”呢？

二、成都城的修建过程

成都有真正的“城”，按目前的资料，只能认为是秦灭古蜀后所筑之城，有夯土城墙，且在规模、布局上都照搬了中原传统。《华阳国志·蜀志》说：“（周）赧王五年，（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3]

上文的周“赧王五年”，有误。任先生为此作了详细考订。他说：

（赧王五年）上已叙至赧王七年，此乃回述五年，明是分章另起矣。当补王名。（惠王二十七年）此六字，是传写者用下文旁注，宋椠误入正文。当删。廖本此下有长注云：“按，此有误也。考《史记》，赧王二年，公子繇通封蜀。四年，蜀相杀蜀侯。五年，诛蜀相。秦惠王立十三年，明年更元。又十二年。凡二十五年而为赧之二年。是赧三年当惠二十六年也。赧四年，当惠二十七年也。是年惠王卒。赧五年当秦武王元年也。必经宋人改窜遂不可通耳。”今按：廖注谓《常志》与《史记》每差谬一年耳。秦汉世历法未精，各家推算方法不同，纪用年度每异。谯周、常璩之书与《史记》所纪年度固恒差异一年。《通鉴》于始皇元年，始具干支，确定年度之标识。始皇元年以前各书纪年皆纷歧不一，与干支不合，难定孰是故也。[4]

可知这里的周“赧王五年”当为“赧王四年”，即秦“惠王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311年。即是说，公元前316年，秦军征服了古蜀国；之后，为了维持统治，要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需要城垣了，所以秦统治者在公元前311年兴建了成都、郫、临邛三座城市并设立了相应的“县”。关于张仪、张若修建的成都城及其郫城、临邛城，任先生指出：

秦之成都城，在今城北郭下。今城，明代修筑，号“九里三分”，谓纵横各达此度。秦城“周回十二里”，则纵横径三里，仅当今城面积九分之一而已。然在周秦间，已为大城，可比咸阳矣。

秦筑之郫城，盖即唐人所称之“小郫”，在沱江（毗河）之北，蜀王故邑。非今郫县。其时“二江”未开，沃野未启。今郫县只如成都近郊，非二张筑城处。惟旧郫为蜀王旧都，宜筑城。周回仅七里，在当时已为大城矣。

秦临邛城，为蜀与西南邛、笮、夜郎市易中枢。奴隶商之最大市场。周回六里，仅一里半而已。在当时亦非小城。[5]

也就是说，公元前311年，是成都建城的确切日期。张仪、张若修建的成都城在那个时期，已经是“周秦间”“可比咸阳”的“大城”了。事实上，成都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南方的大都市。

关于张仪、张若修建成都城的布局，任先生指出：

秦成都城，有大城与少城。少城，《寰宇记》引李膺《益州记》云：“与大城俱筑，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今考“大城”，张仪在灭蜀时所筑，“少城”，张若在作蜀守后所筑，非秦惠王二十七年同时筑也。《张仪传》：“武王自为太子时不悦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惧诛……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秦本纪》武王二年，张仪死于魏（《六国表》作武王元年），武王二年即周赧王六年（前三○九）。是仪甫讨诛陈壮，即返咸阳，未更入蜀。其筑成都城，在灭蜀之初，非周赧王五年。又少城如亦同时作，即不至与大城隔为二城。又王羲之帖，向周益州询张仪城楼遗址，即大城西北之宣明门。故知大城为张仪所筑，即所谓龟城也。张仪所筑大城，门可考者：北曰咸阳门，南曰江桥门；西墉与少城间二门，南曰阳城门、北曰宣明门；东墉相当二门失名。城盖微狭长，六门如龟之有首、尾、四脚，故有“龟城”之称。后人因傅会为仪依神龟行迹筑之之说。《寰宇记》引《周地图记》云：“仪筑城，城屡坏不能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巫言依龟行处筑之。城乃得立。”《周地图》隋人所作，汉魏六朝时无此说也。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记少城内有成都县署。郡府舍与盐官、铁官、市官、长、丞衙署皆在内城（大城）。少城唯民居，而以商业繁盛见称。晋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郁郁少城中，岌岌百族居。街术纷绮错，高甍夹长衢。”左思《蜀都赋》云：“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盖张仪初筑大城，仅以捍卫官寺。商贾集市于西墉之外。民户缘之繁兴。张若乃迁成都县府而筑少城以卫商户。其时间当在陈壮乱后，与张仪筑大城并非同时。常璩很可能将两者混为一谈。[6]

对成都城内的下仓、观楼，任先生作出了解释：

“下仓”，谓各县仓。古谓国都以外之邑曰“下邑”。下邑之仓则曰“下仓”。秦时，各县不尽有城。惟县邑所在皆有仓，以储民赋之谷。仓皆绕垣墙似城，故曰“仓城”（见《公孙述传》）。此谓自成都、郫、临邛三县有城者，固皆有仓在城内；其他县邑无城者，亦皆先有仓城。秦地乏雨，仓囷多露立。蜀中多雨，故仓上皆“有屋”，谓椽盖也。[7]

此谓各城门上亦皆作屋。特称“观楼”，今云城楼是也。楼以望敌，兼驻守卫者，设有砲机、弩具，以制御寇贼。射阑，以屏蔽射者。[8]

众所周知，成都“龟城”这一别称，虽然源自神话传说，但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神话也和别的艺术一样，在本质上是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的，是产生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一种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所以，关于“龟城”的神话传说并不能完全否定，因为，它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说明成都建城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川西平原是由岷江、沱江冲击而成的扇形平原。在李冰没有“开二江”排涝之前，川西平原几乎就是土质松软的湿地，那时的川西平原并不适合建城垣。所以，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故郫本在九陇。”[9]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因而任先生又说：“蜀王世，成都平原之冲积土部分犹洳湿，故营邑皆在赤土浅丘上，郫、新都、广都、成都皆然。”[10]

史书记载，张仪修成都城时很不容易，因为当地低洼潮湿，土质松软，需要取土填埋，《华阳国志·蜀志》对此记载说：“（成都）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城北又有龙坝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平阳山亦有池泽，蜀之渔畋之地也。”[11]

尽管取土填埋，仍然因为当时的土质太松软，故而修建中的成都城屡筑屡颓，花了不少时间。后来因地形而宜，立基础于高亢之处。本来不得已而为之，历时9年才最后完成，结果还造成了成都城不仅分为大小城，而且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一个乌龟，故而成都古代被称为“龟城”，民间还流传“神龟示迹”的传说。这样的传说，其实客观反映了成都建城所经历的艰难过程。《搜神记》关于“成都”得名“龟城”的记载，或许就是这样来的。

成都城修建几十年后，懂“天文、地理”的李冰治蜀。他在修都江堰的同时“穿二江成都之中”，抓到了排涝的关键，所以在几十年后的汉代，“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12]不仅方便修筑城堡了，而且使成都平原低洼潮湿的状况大为改善，良好的农田充分显现出都江堰的灌溉作用，“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13]。

三、与修建成都城有关的遗迹

成都城的修建十分艰难，修成之后，新修的城墙屡次垮塌，不得不重新规划，重新取土，在这一过程中留下了与修建成都城有关的许多遗迹。任乃强先生在对《华阳国志》的“校补图注”中，对古蜀遗迹和成都城修建遗迹，也有阐说。

《华阳国志》记载：“（蜀王）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这里涉及了武都、石镜、武担山这几处著名的古蜀遗迹。任先生指出：

此武都，旧说为武都郡山。武都郡，汉武帝元鼎六年所置也，惠文王时无此郡县名。则此说之为汉世人所编造可知。……扬雄所传已有两说。常璩所取为或曰一说也。……所谓石镜者，盖石英钟乳之传于砂岩裂隙所成。蜀王截作圆镜，谯周犹及见之。常璩已未及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