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輶轩之使”与汉代蜀地文人的学术自觉

摘 要：

“輶轩之使”被概括为一种自周秦以来负责搜求全国各地方言、风俗、歌谣的职官。秦亡以后，此类官职不复存在。蜀地文人严君平、林闾翁孺和扬雄，以个人身份承担起“輶轩之使”的部分职责。三人中以扬雄的成就最高。他通过撰著诸如《方言》之类的小学书籍，参与到注解汉代官方经典的基础性工作中。此举不仅为汉代主流学术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还代表蜀人完成了自身文化形象的转变。

关键词：

輶轩之使；蜀地文人；《方言》；小学；文化形象

一、“輶轩之使”的来源

“輶轩之使”通常被概括为一种自周秦以来负责搜求全国各地方言、风俗和歌谣的职官。但以《周礼》为代表的早期官制著作并未记载“輶轩之使”这一名词，仅见孙怡让在《周礼正义》中提到“大行人或谓之輶轩使者”[1]，认为“大行人”一职包括了“輶轩之使”的职能。《风俗通义》和《华阳国志》都沿用并阐释了这一说法，使“輶轩之使”一词在历史中被固定下来。

文献可考的“輶轩之使”一词，最早源于附在《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之后的刘歆与扬雄的往返书信。约在天凤四年（公元17年）刘向、刘歆在编纂《七略》时，听闻扬雄在着手写作《方言》一书，刘歆便致信扬雄：

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欲颇得其最目……会成帝未以为意，先君又不能独集。至于歆身，修轨不暇，何偟更创？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箓，令圣朝留明明之典。[2]

刘歆在信中提到周秦以来便有访求“代语、僮谣、歌戏”的“轩车使者”与“遒人使者”，但汉成帝不重视，刘歆及其父也没有精力完成“共集训诂”之事。在得知扬雄独自完成了一部十五卷的采集前代绝言、异国殊语的著作，因而“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箓”[3]，希望扬雄能提供给他具体篇目，以便收录进《七略》。扬雄回信道：

常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4]

扬雄在此首次将刘歆所说的“轩车使者”与“遒人使者”合为一谈，变“遒”为“輶”，将其合称为“輶轩之使”。此后，包括《风俗通义》《周礼》和《华阳国志》都沿用了这一称呼，或简称“輶轩使”或“輶轩使者”。

二、“深好训诂”的蜀地文人

正如扬雄给刘歆的回信所指出的，周秦时“輶轩之使”留下的文本已无人得见，独有“深好训诂”的成都人严君平和临邛人林闾翁孺二人见过“輶轩之使”的奏言内容。借助于这一有利条件，扬雄从严君平处获得“千言”，又从林闾翁孺处获得“梗概之法”，担当起了承续“輶轩之使”的重任。《风俗通义》有如下记载：

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5]

应劭未提及扬雄和严君平及林闾翁孺的师生关系以及扬雄和林闾翁孺的亲戚关系，仅以“扬雄好之”一句话，便关联起“风俗训诂之学”在这几位蜀地文人间的流传顺序。这段叙事在总体上延续了扬雄构建起的輶轩之使与蜀地地域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周秦时代輶轩之使的著述虽然不再可见，但访求异代方言的传统被蜀人传承，并借扬雄的《方言》延续至汉末。《风俗通义》的写作承袭了这一学术源流，使輶轩之使的职能得以延续。扬雄在到达京师之后，凭借“天下孝廉卫卒”络绎不绝、荟萃京师的天然优势，“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在回家以后“以铅摘次之于椠”[6]。如此坚持搜集方言长达二十七年，最后完成达九千字的《方言》。

在《华阳国志》卷十《先贤士女总赞》的开头部分，常璩就将严君平、扬雄和林闾翁孺视为蜀人的文化代表并加以介绍。常璩盛赞三人“严平恬泊，皓然沉冥”“子云玄达，焕乎弘圣”“林生清寂，莫得而名”，并详细论述了三人的师承关系，扬雄“少师之（严遵），称其德”“闻而师之（林闾），因此作《方言》”。在林闾翁孺的小传中，常璩为“輶轩之使”一职增添了不少前人未曾提及的信息：

林闾，字翁孺，临邛人也。善古学。古者，天子有輶车之使。自汉兴以来，刘向之徒但闻其官，不详其职，惟闾与严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扬雄闻而师之，因此作《方言》。闾隐遁，世莫闻也。[7]

据常璩所述，林闾翁孺所善之“古学”即“天子有輶车之使”所负责的训诂，其最终目的是让“人主”居于高堂之上就能遍知天下风俗，具体的内容则包括考察全国不同地区的歌谣、民俗异同、方言音韵。

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正文列举蜀地“风雅英伟之士”时，也非常重视扬雄师徒的文化成就：

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杨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隽，李仲元湛然岳立，林翁孺训诂玄远。[8]

此处将司马相如列在首位，估计是考虑到他在历史中的名气。但完全未留下具体著作的林闾翁孺竟然也居于其中，可见常璩相当看重林闾翁孺在训诂学上作出的贡献。经过常璩在《华阳国志》不同部分对严君平、林闾翁孺、扬雄这一条“学脉”的叙述和强调，最终塑造出一种蜀地文人“深好训诂”的印象。

这样的印象也体现在其他地方。考诸《汉书·艺文志》“小学”部分记录的十家四十五卷著述，其中除扬雄所作《方言》与《训纂》，以及基于《训纂》的两篇杜林所作增补著作《仓颉训纂》《仓颉故》外，另有司马相如所作《凡将》。由此观之，《汉志》所录小学十家中竟有一半都与蜀人有关。

三、从“莫同书轨”到“服膺六艺”

蜀地作为一个中原视角下的边陲地区，为什么在汉代的部分文本中却产生了蜀地文人独续“輶轩之使”使命的文化形象，并且训诂学还成为这些文人的学术旨趣？可以归纳为以下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巴蜀地区进入中原政治力量的实际控制时间是在秦张仪与司马错伐蜀（公元前316年）以后。此前，巴蜀的语言与中原地区迥异，且是否使用中原文字也未可知。虽然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制造技术的角度分析，成都平原的早期文明早在商代便与中原文明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交流，但蜀地与中原语言文字的相异乃是蜀人自己在撰述中也并不讳言之事。《蜀王本纪》云：“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亦言蜀地与中原“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可知蜀地的语言和文字都与中原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蜀人在秦以前的早期文本中被视为蛮夷。秦惠文王伐蜀之前，张仪和司马错在辩论中依然将蜀称为“戎翟之长”。然而，到秦汉时期，为把新征服的地区纳入统一的政治地理空间，相关的书写便发生了视角的转变。如《史记·六国年表》称“蜀王，黄帝后世也”，便明确表现出将蜀地纳入中原祖源传说的意识。[9]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史记》与《汉书》关于“西南夷”的叙事中。巴蜀地区原先被视为“西南夷”，而在二书的叙事中，“西南夷”则在“巴蜀西南外”[10]。这说明巴蜀地区在汉代已被自然地纳入到中华视野中。

秦在平定六国的过程中不断将六国贵族、豪强、富商大贾和俘获的居民迁入巴蜀，此外还有被流放至此地的朝廷罪犯。[11]《华阳国志》也记载了秦灭蜀后移民一万家充实蜀郡之事。汉初还陆续颁布诏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12]，“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13]。这些政策进一步刺激了蜀地人口的增长。

以上政策、措施的实施，势必使巴蜀地区出现复杂的语言环境（类似的情况却并未出现在其他地区），遂使严君平、林闾翁孺等蜀地文人产生了对九州风俗、海内音韵问题展开相关探索的需要和兴趣。如果不是因为本地丰富的语言环境，便很难解释他俩一生从未踏足蜀郡之外，何以对训诂之学颇有积累，甚至能形成“颇有梗概”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树。以上是客观上的原因。

而主观层面，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自汉以来，蜀地文人便一直通过各种努力，参与到汉文化的书写中。他们创作了华丽的辞赋文章享誉京师，以寻求主流知识界的认可。惜乎蜀地文人在官方文本叙事中的印象还只是“辞赋冠天下”。

《汉书·地理志》特别选取了四位代表性的蜀地文人，从中可以把握到主流叙事中蜀地文人的学术风格：

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14]

蜀地文人在文化上的共性主要体现为“文章冠天下”。其中司马相如以《子虚赋》《上林赋》显名当世，王褒借《洞箫赋》及诸歌诗为帝所善，扬雄则凭借《甘泉赋》《羽猎赋》升至秘阁。概括起来，上述诸人均以辞赋之才名重当时。严君平乃其中特例，他的名声全靠扬雄得以传播，其本业在成都卜筮，专研《老》《庄》，著有《老子指归》传世。

在《汉书》的叙事中，扬雄之所以在后世的文本里脱颖而出，被视为蜀地文人中最受认可的代表性人物，关键就在于他将辞赋之学“辍不复为”，转而“归之于正”。

《汉书·扬雄传》记载：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15]

扬雄认为辞赋不过雕虫小技，本想以之讽劝帝王、时政，无奈“劝而不止”，于是决定“辍不复为”，从此“归之于正”，“服膺六艺”，并写出受到主流知识界认可的著作《法言》《太玄》。《汉书》未提及《方言》，是因为当时此书并未完成，未被《七略》收录。但《方言》一书，在未完成前就受到作为官方代表的刘歆的重视。该书所寄托的不仅仅是训诂学本身的价值，还承载着自严君平、林闾翁孺再到扬雄这一蜀人“深好训诂”的学术脉络，表现出蜀人主动介入主流学术话语的姿态。同时，从“文章辞赋”转变为“服膺六艺”，反映出蜀地知识群体在官方历史书写中发生了文化形象的转变：蜀地文人不再局限于创造华丽的文章辞赋，甚至还能通过撰著《方言》一类的小学书籍，参与到注解汉代官方经典的基础性工作中。

四、结语

正如前面的论述所体现出来的，扬雄是这条学术脉络上的重要人物。以往对扬雄的评价往往局限在对他生平的梳理、著作的介绍，或者思想的论证，都未经反思地将他放置在主流知识体系中加以审视。殊不知从司马相如经王褒至扬雄，蜀地文人的文化形象不仅增添了一副新的面貌，文化视角也产生了从辞赋之丽到“归之于正”的重要变化，扬雄写作《方言》正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点。

《方言》作为一部充满雄心的“验考四方之事”的著作，其终极目标绝不仅仅是记录各地方言。根据扬雄自己的说法，《方言》一书“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帷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最终是要实现“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汉籍”这一终极目标。扬雄将这个目标概括为“诚雄心所绝极，至精之所想构也”[16]，可见他对此书的地位和成书后产生的学术影响寄予了相当大的期望。刘歆对这本书同样寄予了“功列于汉室，名流乎无穷”的厚望，将扬雄作《方言》比为“萧何造律，张苍推历”，认为书成之后可以为汉室留下“明明之典”。张竦称赞《方言》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应劭在《风俗通义》中也重复这句称赞。

《方言》的意义在于统治者能够通过輶轩之使的视角，把握到全国不同地区的风俗、语言，凭借“知识”划分出的不同人群的空间边界，以建立和实现一种更为合理的秩序和更加有效的统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方言》一书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表面上为“五经”作训诂的功能效用。

从传承了“輶轩之使”职责的严君平、林闾翁孺，到动笔写作《方言》的扬雄，蜀地文人不仅为汉代主流学术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还成功完成了自身文化形象的更新。扬雄《方言》所包含的“輶轩之使”的使命，则意味着蜀人的学术由被动变为主动，以颇为强势的姿态参与汉代学术基础内容的构建。《方言》对全国风俗方言的宏观把握，还寄托着蜀中学人参与建立汉王朝“天下秩序”的愿景。

注释：

[1]（清）孙诒让著，汪少华整理《周礼正义》卷五十三《春官》，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643页。

[2][3][4][6][16]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附录《戴疏刘歆扬雄往返书》，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33—1034页，第1034页，第1035页，第1035页，第1040页。

[5]（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7][8]（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33页，第146页。

[9]张勇：《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迁——巴蜀祖源传说的历史人类学解读》，《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10]（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91页。

[11]吴寰、刘力：《秦汉巴蜀移民与巴蜀的华夏化》，《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2][13][14][15]（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一下《高帝纪》第73页，第78页，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1646页，卷八十七上《扬雄传》第3575页。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