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勘误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任乃强先生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该书不仅使东晋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详细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翻检该书，文字错误较多。本文列举勘误数则，以补缺憾。

关键词：《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勘误；任乃强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的代表著作之一。是书对我国第一部方志、晋代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整理，不仅使东晋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详细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其中的许多论述解决了历史上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为学界公认的定论。正因其重要的学术贡献和突出的文化价值，该书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后，一举斩获首届国家图书奖。但因年代久远和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今天看来，该书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字上的错误。本文列举数则，以补缺憾。

一、李弈与李奕

在任乃强先生为说明本书研究时限而制订的年表中，在公元346年条，有“李弈自晋寿叛，寻败死”的记载。按，“李弈”当作“李奕”。《晋书》卷一百二十一《载记第二十一·李势传》载：“李奕自晋寿举兵反之，蜀人多有从奕者，众至数万。势登城距战。奕单骑突门，门者射而杀之，众乃溃散。势既诛奕，大赦境内，改年嘉宁。”《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记十九》“穆帝永和二年”条载：“冬，汉太保李奕自晋寿举兵反，蜀人多从之，众至数万。汉主势登城拒战，奕单骑突门，门者射而杀之，其众皆溃。势大赦境内，改元嘉宁。”据此，“李弈”当作“李奕”，原版形近而误。

二、季王与季玉

本书卷七《刘后主志》五正文有“季王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按，据文义，“季王”当作“季玉”。据《三国志》卷三十一《蜀书一·刘二牧传第一》，刘焉是汉鲁恭王后裔。因侍中董扶“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之言，谋领益州牧。其权势鼎盛时，子刘范为左中郎将，刘诞为治书御史，刘璋（字季玉）为奉车都尉，皆从献帝在长安。“季玉父子”，即指刘焉与刘璋而言，作“季王”则不通。刘璋袭益州牧后，因忌惮曹操攻势，听从张松建议，交好刘备，最终迎刘备入益州。刘备攻刘璋，刘璋出城投降，刘备得入成都。

三、永州与永川

本书卷一《巴志》十一注18中，任乃强先生对乐城废县址进行了考证，其中有“今璧山、永州、江津，皆当是故乐城县地”的记载。按，“永州”当作“永川”。柳宗元《捕蛇者说》开篇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这个永州在湖南南部，今为湖南省辖地级市，而前“璧山”、后“江津”今皆为重庆市辖区。永州距离璧山约870公里，距离江津约843公里，显然故乐城县地不可能覆盖如此大的区域。而与“永州”形近的“永川”，今恰为重庆市辖区，距离璧山约53公里，距离江津约65公里，三个地区的地理位置连线呈三角形，符合县地的要求。

四、水精字与水精子

本书卷二《汉中志》二注2中，任乃强先生对从西域传进中原的14种珍贵特产进行了解释。其中提到，“昔人妄谓雪山坚冰所化，故或作‘水精字’”。这个“水精字”是什么呢？明代曹昭、王佐在《新增格古要论》里说：“古语云千年冰化为水晶，其性坚而脆，刀刮不动，色白如泉，清明而莹，无丝毫瑕玷击痕者为佳。”两处说法一对比，似乎“水精字”就是“水晶”。那么，“精”“晶”二字可以通用吗？答案是肯定的，依据就是《康熙字典》辰集上“日部”的两则引文：一为《通雅》曰“古精、晶通”，二为《读书通》曰“水精，即水晶”。

既然“水精”即为“水晶”，那么就可以确定“水精字”的问题了。乾隆皇帝曾作有《水精子》一诗，首句“老冰化石为水精”，即指水晶而言，而这句诗的意思恰与关于水晶的传说一致。据此，“水精字”误，当作“水精子”。

五、於与于

本书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三正文末句为：“自是，守藩供职，自建武至乎中平，垂二百载，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矣。”在“乎”字下，有小字夹注曰：“吴本作於。”

此处涉及《三国志》的版本问题。《三国志》的传世本以百衲本、殿本、金陵活字本、局本为主，中华书局在点校时，不但以这四种版本互校，而且利用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卢弼《三国志集解》及蒋杲、翁同书、吴承仕的诸家之说。任乃强先生所说的“吴本”，即指吴承仕的版本。笔者未见吴本，但按文义，既然本段小字夹注针对的是《公孙述刘二牧志》正文中的“乎”字，按照形近原则，吴本作“于”更合乎任先生的看法。此处很可能是在繁简转换中，直接把“于”改作“於”所致。本文将这一猜想权且提出，敬请读过吴本的读者为笔者解惑。

六、贵築与贵筑

本书卷四《南中志》七注13，任乃强先生考证了且兰国的地理演变，其中有“黄平州西南，贵築县东北，皆故且兰县地”的记载。“贵築”误，当作“贵筑”。“筑”主要有三种释义：1.在作建筑解时，繁体字为“築”，读4声zhù；2.在作乐器解时，旧读2声zhú，繁体字仍为“筑”，如《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所载高渐离击筑即是；3.“筑”还是贵阳的别称，旧读2声zhú，繁体字仍为“筑”。具体到“贵筑”，清代在此置县，因古代贵阳盛产竹子，以制作乐器“筑”而得名“贵筑”。因此“筑”字应不变，作“築”误。

七、李重夔与李朝夔

在本书《前言》的第十部分“校勘述例”中，为方便表述，任乃强先生将《校记》中所举版本，每种只以一个字代替，其中有“函——清乾隆通州李调元刻《函海》本。道光绵州李重夔重镌本同”条。按，“李重夔”误，当作“李朝夔”。在“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出身于绵州李氏的李调元赫然在列。李调元是清代“蜀中三子”之一，著述丰富，其中就包括《函海》。《函海》收录有150余种著作，是清代著名的私刻丛书。李调元有四子，李朝础、李朝隆、李朝夔、李朝尧，李朝夔为其第三子。《函海》现存最常见的版本有两个，一为嘉庆十四年李鼎元重修本，一为道光五年李朝夔增补本。

八、处（處）与虞

本书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论》二注3论及“李、处、陆、杨四家书”，“处”（處）为“虞”之误。其一是不知“李、虞、陆、杨四家书”之意，其二是“处”的繁体字“處”与“虞”形近。“李、虞、陆、杨四家书”，指为扬雄《太玄》做注的四人及其作品，他们分别是三国蜀李譔（四川绵阳人，著名经学家）的《太玄指归》、三国吴虞翻（浙江宁波人，曾任骑都尉）的《太玄注》、三国吴陆凯（江苏苏州人，吴国重臣）的《太玄注》以及西晋杨泉（河南睢阳人，哲学家）的《太玄经》。

九、《益郡耆旧传》《益都耆旧传》与《益部耆旧传》

本书卷四《南中志》二正文“霸为中郎将”后有小字夹注，对何霸其人进行了考证。其中两引常璩《益部耆旧传》，第一处作“《益郡耆旧传》”，第二处作“《益都耆旧传》”，皆误。此处的问题，一是知识性错误，不知道常璩所写为《益部耆旧传》；二是录入不严谨，前后间隔仅有一行字，却出现了两种错法，殊为不当。

十、纪年错误

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存在大量纪年有误现象。如卷一《巴志》四注3，将《左传》昭公十三年注为公元前577年，应为公元前529年；卷二《汉中志》一注2，将《春秋》哀公十八年注为公元前476年，应为公元前477年；卷四《南中志》十五注3，将宝鼎元年注为公元268年，应为公元266年，等等。

十一、卷次错误

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存在大量引用卷次有误的现象。如李郃、李固父子，《后汉书》卷八十二上、卷六十三并有传，任先生作卷一百十二与卷九十三（见卷二《汉中志》二注5）；任文公，《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有传，任先生作卷七十二（见卷三《蜀志》三注12）；赵典，《后汉书》卷二十七有传，任先生作卷五十七（见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论》二注13）；张俊，《后汉书》卷四十五有传，任先生作卷七十五（见卷十下《汉中士女》十三注3），等等。由于此现象的普遍性，推测任乃强先生所据底本与当前通行本不同，但先生所据具体是哪一版本，尚待进一步考证。

十二、引文错误

此种情况也比较常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由手稿进行电子化时，个别字辨认不清；二是任先生所据底本与通行本不同。如卷一《巴志》三注2引《史记》言黄帝“治五气，艺五种”，“藝”（艺的繁体）当作“蓺”；同卷《巴志》五注7引《晋书·乐志》言《巴渝舞》“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王歌曲意”，“王”当作“玉”；卷二《汉中志》十二注3引《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莋都最大”，“莋”当作“筰”，等等。通观全书，引文类错误在200处以上。

有关该书的问题还有很多，但不可否认，该书难度大、学术价值高，其问世居功至伟，瑕不掩瑜。

作者：巴蜀书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