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酒难消忧国泪

一

说起丛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我就想起本雅明用过的比喻——“它像一条路穿过了我”。人与书的这种相遇是如此深长，以至于真的像一条路一样贯穿了我的生活。

记得1992年去北大读谢冕老师的博士研究生，老师照例要给学生们推荐必读书目，当时谢老师推荐的就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记得与之相关的书还有来自美国的《流放者的归来》和《光荣与梦想》。这些书似乎要重新找到一种关于历史的写法，好像并不那么遵循编年史的惯例，文笔不那么老实和规矩。后来才明白，这才是谢老师推荐《万历十五年》和《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别有用心”。那就是，从这两本书开始，谢老师似乎是要让同学们从中找到一种文学史的写法，而这个文学史就是百年中国文学。

尼采说过类似于“真实即视野”的话，意思是说，并不存在绝对的真实，真实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视野看到的不同景象，视野对真实有决定意义。以此类推，当一种新的看法和写作出现后，文学史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真实、另外一种状态。想说的意图正在于此，由不同的写法引出的是不同的文学史，文学史并不就是绝对的。

为什么又要说到百年中国文学呢？我们读中文系的硕士和博士专业叫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看似现代和当代文学是连在一起的，是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而实际上它们之间完全是两个专业，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是中国当代文学，而且分属完全不同的教研室。但是，一个完整的百年中国文学的视野出现以后，现代和当代又再次被打通，并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作者为例，我和孟繁华等就属于当代文学研究方向，而钱理群、旷新年等就属于现代文学研究方向，但都共同置于百年中国文学的框架内。谢老师的目的，就是要结合起北大的相关老师和同学共同完成一项文学史工程，写作百年中国文学史。当然，百年中国文学的范畴的提出也与北大中文系有关。这就是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三位当时的年轻学者，所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三人谈就是要谈出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并力图以此带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全新视野。当然，到了谢老师这里，百年文学不仅仅是一个框架，也呈现为一个体系，并且将知付之于行，就此完成了一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文学史工程。

如果说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话，这套丛书的影响力不可估量，并逐步走向经典。但讲到丛书相关的两件事就必须提到，一是世纪末，一是批评家周末。

先说世纪末，这套丛书的出版是1998年，还有两年就进入所谓的千禧年了。世纪末的情绪深深地笼罩着二十世纪最后五年，很多人以世纪末为题，想要表达一种深长的忧虑和焦灼。谢老师在书中也反复提到这种近乎病态的世纪病。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要表达对新千年、新百年的期待外，更多的是想对过去的一个世纪进行总结，而这套丛书也就是对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份总结。

二是批评家周末，孟繁华在丛书的“序言”中也提到过批评家周末，他是我同级的师兄，他讲批评家周末的经历真是深有同感。记得我也曾在《中华读书报》上专门讲到这段旧事，题目就叫《北大有个批评家周末》。批评家周末是谢老师创办的文学研读沙龙，每期围绕一个主题，有一位学者主讲，然后其他做补充发言和讨论。谢老师说，我老了，教不了你们什么，就创造一些条件让你们互相学习。这是谢老师的自谦之词。但借助这个平台，大家广泛讨论，彼此切磋，确实打开了新的视野，找到了研学的新路径。而关于百年文学总系的讨论就是批评家周末研讨的重要内容，每期由每本书的作者做主持发言，大家进行讨论，提出批评与建议。而就是在这种发言和讨论中，每位作者初步形成了自己写作的基本理念和框架。

在参与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写作中，我大约定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选择的是1985年。为什么选择八十年代？大约是因为我个人对这个年代印象极为深刻。在这个年代上大学，完成思想启蒙，并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这种成长的经历使我主动选择这个时间来展开文学史的介入与思考，谢老师欣然同意并给予鼓励。书中写的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文化意识的形成、主体性的确立，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八十年代挥之不去的记忆，仿佛已经刻进生命的年轮。是否是1985年，其实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1985年形成的文化热，使一代人形成自己的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这种带有体验感的写法，也算是为文学史写作带来一种新的方式，当然，沉入其间是好处，出乎其外又是难处。记得在批评家周末我报告八十年代文学的主题时，大家既有对这个年代的同感，又深感把握这个年代的不易。虽然我后来博士毕业去南方工作了，但谢老师还是非常信任地把这份写作任务交给我，在南方湿热的天气中，一边写一边全是对谢老师、对北大时光潮水般的思念。

二

百年中国文学的起点在哪里？作为丛书主编和作者的谢老师，首先担当起“探源”的责任。丛书作者中，谢老师最年长，1932年生人，世纪感最强烈，百年中国的经验也最丰富。不仅如此，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二十世纪末影响中华文化转型和发展的重要人物中，就有严复、林琴南、林则徐等，都是他的家乡福建及福州人，这当中有很深的一份感情眷恋。另一个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与一所居功至伟的大学——北京大学是分不开的。谢老师1955年入北大，自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校园。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谢老师对北大、对北大与百年中国文学的发生，自是有一份更深切的体验。所以谢老师写第一本理在必然，也情在必然。

按照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写作惯例，照例要在每个时间段选择一年作为标志，而谢老师选择的就是1898年。为什么选择这一年？谢老师称，1898年是灾难的一年，主要原因就是光绪皇帝推动的百日维新走向失败，光绪被囚禁，康有为逃往海外，“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唯新希望破灭。谢老师形容1898年的焦虑是“两头不到岸”，靠传统靠不上，已经驶离传统；靠现代，现代又毫无着落。如果说1898年是古老中国的至暗时刻，恐怕也不为过。不仅仅是朝廷，就连像黄遵宪这样开风气之先的人，也不得不避居乡野，而刘鹗在经历一系列失败和不如意之后，最后只能以一部《老残游记》寄托剩余的梦想。

1898年又因此成为过渡之年。小说界革命、域外小说的翻译、创办报纸及写作社论，又开辟出另外一条路，政治维新失败了，但文学的改良开始了，政治走不通的路，文学开始了探索。不同的路径都是通向一个共同的衰败的帝国，目的只有一个，唤醒民众，拯救家国。就像谢老师在书中说的，人必须改善自身，而改善自身的工作依然是文学的责任。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文学效力于开启明智，重铸民魂，或者干脆叫改造国民性。到了现在，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题目。百年中国文学关于人的主题的确认，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路途。如果说百年中国文学不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意义概念的话，谢老师指出，贯穿其间的就是“以人为目标的现代性”，从继承人道关怀的传统到人性的觉醒，这都是百年中国文学争取人的实现的过程。1898年之后的文学形象，可怜的“人力车夫”、异端色彩的“狂人”、重视“自己对自己的责任”的娜拉，都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文学对人的主题的表达。从国家关怀转向人的关怀，这是1898年之后文学的又一个重要转折。如何定义1898年的文学，甚至如何定义百年中国文学，这是谢老师在书中所做的重要工作。谢老师的定义就是两个字——忧患。晚清以降，国势衰微，如何拯救家国？这几乎是有识之士共同的焦虑。谢老师在总序中引用的艾青的诗，可以说是代表：“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这无止境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忧患来自诗人的心，“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因为爱，所以忧患。谢老师讲的深沉的忧患就是这种对家国的关怀、对苦难的怜悯：“中国文学的忧患，在近代这一特定的时候，是真真确确的内忧与外患的激发和合成，它的社会性远远超越了个人性。”这种忧患来自社会，又感染于文学。所以以1898年为标志，百年中国文学不再是轻松的休闲文字，不再是浪漫的抒情风格，而是庄严的再现和沉重的表达，“忧患是一种传染，后来变成了遗传”。谢老师不仅为这本书定了调子，也就此为百年中国文学丛书定了调子。

前面讲到过，在书中，谢老师几乎是充满深情地与他的故乡福州和他的母校北京大学相遇。先说福州。谢老师在书中写道：“福州这地方很有趣，近代史上出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这其中就讲到严复和林纾。严复在1898年翻译了《天演论》，这可以看作是政治改革失败以后文化的成功突围。天演即进化，而进化的原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什么翻译这本书，就是因为严复认识到“强者后亡，弱者先亡”的道理。所以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必须从弱者奋起，通过唯新变革，才能一跃而成为强者，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所以谢老师讲，严复的翻译“就是从现实需要出发，为世所用的目的感非常鲜明”。也正是从严复开始，中国知识界纷纷引进和翻译西方的学术与文学著作，依此带入崭新的视野，以改变脆弱的现实。

而另一位备受关注的译家是同为福州人的林纾。1898年的著作，一是严复译的《天演论》的出版，一是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正在着手中。按谢老师所说：“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两颗启明星几乎同时在福州这座城市升起。”当然，与严复的急功近利有所不同，林纾似乎更有一份文学的洒脱，他用如此雅致的文字，几乎是在重写一遍西方的小说，其情感的感染力更是值得赞美。把抒情性带入文学，把爱情引入生生死死的视野，这恐怕是林纾带给文学的贡献，以至于胡适评价“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讲1898年，谢老师几乎是必然要讲到北京大学，也就是当年的京师大学堂。记得1992年刚到北大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有同学煽情地说，谢老师为北大百年校庆写的文章《永远的校园》太打动人了，以至于连食堂都贴上了谢老师的文字，“这真是一片圣地，这圣地绵延着不息的火种”。北大是谢老师的母校，谢老师自是有连着筋骨的血肉感情。但谢老师并不就学校说学校，他从北大魂中看见的是中国魂，而科学与民主就是“未经认可却是事实的北大校训”，北大的精神支柱就是科学与民主，而由科学与民主才带来了现代中国。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设，到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北大转向倡导新思想、新学术的现代大学，而蔡元培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更是为学术与思想的昌盛创造了极好的氛围。谢老师激赏蔡元培校长说的，北大学生研究高深学问，不要追求做官发财，即使放到今天也是振聋发聩的言论。书中还特别讲到两位感人的校长，一是胡适，北大能成为新文化的摇篮与堡垒，胡适功不可没。书中说，胡适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众多第一，第一个提倡白话取代文言，第一个用白话写诗，第一个撰写中国哲学史专著，等等，谢老师颇为遗憾的是，北大校园内未设胡适塑像，这与胡适在北大历史上的地位不相称。书中讲到的另外一位校长是马寅初，马寅初校长身上那种“虽斧钺加身而毫无顾忌”的精神是最令人尊敬的。而他以八十岁高龄发奋写出了百万字的《农书》，后来却不得不亲手焚烧，这又是最令人痛心的。当然，书中讲到马寅初校长，新年酒会微醺之际以兄弟之称给师生贺年，以及举办贺年的万人舞会，倒是难得的可爱与放松。

浊酒难消忧国泪。谢老师的《1898：百年忧患》一书，以一己之文字，感世纪之痛，咏家国之思，字里行间全是拳拳的赤子之心，这才是捧读之余最感动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