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忧患

一

重读谢冕先生《1898：百年忧患》，已是十多年之后。初读这部著作，印象尤深的，是作者进入历史的特别方式。如今重读，这种印象依然是值得回味的。在第一章，作者用了相当长篇幅描写位于颐和园内的昆明湖的两处风景，仿佛作者试图完成的，不是一部文学史著作，而是一部长篇小说。一处风景或许在你游览颐和园时遇见过——清晏舫。这是一座位于昆明湖西北部的水上建筑，造形仿船体，基座用巨石雕成。舫上舱楼原为中式古建筑，在英法联军入侵时被焚毁。光绪十九年（1893），舱楼重建，由中式改成西式。这里不妨留意一下舱楼重建这个细节。透过细节，我们隐约可见折叠在历史深处的一项欲望工程。1886年，总理海军衙门事务的奕環，给慈禧太后上了一道折子，奏请恢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所谓水操旧制，始于乾隆时期，名义上操练水师，实质上是皇家娱乐项目。恢复旧制正合太后心意，当即获得批准。在此之前，太后企图动用海军军费修建皇家园林，但是遭到合理抵制。而今以恢复水操旧制为名义，便有了大兴土木的理由。重建清晏舫舱楼，不过是这项欲望工程的极小部分。数年后，也就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昆明湖也不再举行水师操练，唯有清晏舫静静伫立在那里。回到1898年历史现场，谢冕先生首先看到了这座于废墟处无声哭泣的石舫。此时，有情的感受重新召回了无情的历史。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影响历史大走向的政治事件——戊戌变法及其失败。慈禧太后大开杀戒，喋血京城。支持变法图新的光绪皇帝也在这一年被囚禁在昆明湖畔的玉澜堂。这便是谢冕先生在第一章中描述的另一处风景。事实上，谢冕先生对昆明湖风景的书写，就是从玉澜堂这里开始的，然后才将目光落在清晏舫身上。如果我们只是将昆明湖当作一个景区，这种书写秩序反映了游客视角的自然转移。但是，如果我们将昆明湖视为一种历史景观，情况或许就变得复杂一些。尽管谢冕先生以同样笔法书写两处风景，赋予它们的意义层次却大不相同。我们不难从其笔下看出这种区别——玉澜堂是历史事件的承载体，而清晏舫则是历史意义的象征体。前者是历史，后者是对历史的某种形式的超越。这样，两处风景不只是游客视角的客观转移，而且隐含了史家重构历史的双重目光。我们沿着这双重目光去看书名，一切都可解了。1898是一个具体年份，由稍纵即逝的众多政治事件构成，呈现给我们的，是短时段历史。百年忧患则是一种情感波段，如野马尘埃归寂后，天地间长久充盈着的某种气息。这是一种长时段历史。

二

由昆明湖上的清晏舫，谢冕先生联想到了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描述的那只破船，虽岌岌可危，却也丝毫没有影响船上人们的生活惯性。谢冕由此获得了某种问题意识。在他看来，在两个世纪之交的中国，船是一种极富意味的象征。在昆明湖水的拍打中，清晏舫静默不语，象征着历史创伤的难以诉说。而在刘鹗笔下，破船千疮百孔，象征着近代中国的危机四伏。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位文学家，当谢冕先生试图与历史展开对话的时候，他多少也具备了现代史学家的某种品质。这种品质不同于传统的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书写，而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能力。然而严格上讲，谢冕先生虽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但揭示历史问题的手法，不是一种科学分析，而是一种诗性描述。这里面自然牵涉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不仅会让我们联想到韦克勒之问——文学史究竟是文学的还是历史的，而且触及现代史学发展的一些敏感话题。关于后者，亦非我无中生有。《1898：百年忧患》是谢冕先生长久酝酿策划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其中一册。从体例上看，这套丛书中的每一册都是从某个具体年份入手，通过一个时间横截面的具体人物和事件，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根据孟繁华回忆，这个操作思路受到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影响。《万历十五年》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恰逢法国年鉴学派开始反思现代史学困境的时候。在此之前，年鉴学派在西方现代史学界占据主流地位近六十年之久，史学理论界谓其为新史学。在年鉴学派的推动下，现代史学完成了社会科学化转型，在研究对象上从政治转向社会，在表现形式上从叙事转向分析，在阐释模式上从定性转向定量。通过这种转型，现代史学走出了一人一事的传统叙事模式，在规模化分析中构建总体性视野，在总体性视野中提取问题意识。然而正如人类文明发展常常隐含着对自身的反动，现代史学发展亦不例外。因为过度强调规模化分析，最后只剩一地数不清的鸡毛。因为忽略了对人物和事件的深度关注，历史往往变成了空洞无情的存在。诸如此类问题，引发了年鉴学派的自我反思，也推动了现代史学新思潮的发生，诸如意大利微观史学、德国日常生活史学和美国新文化史学，均是年鉴学派式微之后的新兴潮流。恰逢其时，《万历十五年》也在美国问世了。作者黄仁宇借助中国史传传统，重塑了不同于年鉴学派的现代史学面目。其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者重启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传统。然而，这也不意味着黄仁宇背离了现代史学的主流追求。在《万历十五年》附录文章中，黄仁宇提出了大历史观，实与年鉴学派追求的总体性视野和长时段史观不谋而合。但在文本实践层面，《万历十五年》从短时段入手，所及多为平淡人事，活脱脱的都是小历史。平淡人事微不足道，但是借助叙事张力，作者在小与大之间完成了意义转换和沟通。谢冕先生多少受到了这种张力的召唤，由此启发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百年文学史叙述模式。回到先生大作中来，如果追溯方法论源头，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部渊源有自的史学著作。

三

公元1898年，推算成王朝纪年，时值清光绪二十四年。从政治史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借用谢冕先生说法，历史在这一年留下了一道石碑。当然，这只是个比喻性说法。回到历史本事中来，实指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在近代史视野中，这个政治事件产生了摧毁性后果，意味着晚清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遭遇根本性挫折。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的学者，无法忽略这个事件。从史学方法论层面来说，把焦点集中在1898年，也是完全可行的。在年鉴学派看来，一年是短时段，这个时间尺度适用于政治事件史研究。我们由此推测，谢冕先生对百年中国文学的讲述，首先是从政治史角度切入的。因此，在本书第二章，作者转入对戊戌变法及其前后中国政局动荡的描述。考虑到这是一部文学史著作，通常我们会将这部分与文学无关的内容视为背景交代。但是如果将第一章和第二章联系起来，我们就会明白，世纪末政治事件不是背景，而是理解百年中国文学的逻辑起点。谢冕先生认为，由于民族危机日渐深重，中国文学自觉地拒绝了休息和愉悦，转而承担起社会改造的责任。这是谢冕先生阐述百年中国文学的一个底层逻辑，在全书开头和结尾，给予了前后呼应的揭示。熟悉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读者，对此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是对这个判断稍作反刍，依然有未尽之深意值得我们玩味。深意之一，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政治属性的再认识。我们往往置身于这样一种假设之中：相比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与政治贴得太近，因而丧失了自主性和自由度。这个假设是否成立，暂且不论。但是通过谢冕先生关于百年中国文学逻辑起点的阐述，我们就会明白一点，文学与政治的深度结合，从根源上讲，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它的一切积极效用和消极后果，也不是产生于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现当代，而是缘于晚清的无可选择的历史产物。由此引申出来的第二层深意，则是关于百年中国文学的时间判断。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学界就已展开了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广泛讨论，在文学思想界影响深远。谢冕先生也是在场讨论者之一，且随着话语迁移和思考深入，又在八十年代末提出百年中国文学这一说法。无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是百年中国文学，背后均有大历史观做支撑，从而赋予现当代文学整体性视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说法的提出，首先修正了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时间节点的断裂史观，强调始于晚清的现代化进程与现当代文学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二十世纪亦非实指物理时间，而是约指世纪之交。这就留下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既然二十世纪不是指物理时间，那么二十世纪文学当从哪里算起？谢冕先生提出百年中国文学一说，有意或无意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以1898年作为百年中国文学的起始年份，看似有些随意，实则深意在焉。在此之前，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开启了以救亡图存为动力的现代化探索和实践，但是文学尚未卷入其中。在此之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文学与政治实已难分难解，察者可谓后知后觉。事实上，文学与政治汇合，在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已悄然发生了。

四

从文学与政治发生关系的角度看问题，1898年是一个醒目的时间节点。这是一个具有惊蛰般启示效果的年份，众多蠢蠢欲动的文化生命被唤醒，随后纷纷探出头来。然而谢冕先生同样没有将1898年看成一个物理时间，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意义空间的生成。在本书倒数第二章，谢冕先生说到，1898年是一个总结性年份。所谓总结，按我理解，就是水到渠成。借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现实社会苦难占领了中国文士的情感和理性的全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众多历史人物和事物汇聚在一起：发起“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对新小说做出超前探索的刘鹗，输入域外思想与文艺的严复、林纾和苏曼殊，为新文体的诞生提供土壤和气候的晚清报业，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发祥地和新文学摇篮的京师大学堂。以上这些人物和事物，面目各异，影响分殊。但在1898年的意义空间里，他们殊途同归。谢冕先生称这个意义空间为百年忧患。在这里，百年亦非实指物理时间，而是代指漫长的缓慢的历史运动。而百年忧患，仅从字面上理解，属于心态史范畴。我以为，借心态史眼光看百年中国文学，是先生大著最可称道之处。在年鉴学派那里，心态史生成于日常实践，是一种长时段史。借助心态史眼光，谢冕先生抽象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的母题——忧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创见。自李泽厚1986年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以来，文学思想界大抵上接受了这样一种定论——启蒙与救亡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双重主题。这是借思想史眼光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得出的结论，至今也还是成立的。谢冕先生在大作中亦多次征引启蒙与救亡的提法。说到底，从李泽厚到谢冕，他们属于同代人，也共享着相似的问题意识。他们对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事实判断，也是大致相同的。不过，我也看到了其中的细微区别。启蒙是一个新式词语，源自欧洲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具有现代理性主义色彩。救亡是在中华民族面对外来力量冲击时，有识之士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出的反应。仅从概念史层面考察，启蒙和救亡实已隐含了一种断裂史观，是对现代知识分子构建新世界的期许。在革旧立新的近现代，乃至当代一段时期，用启蒙和救亡来界定中国文学的主题，自然也是极为贴切的。但我们依然心有疑虑——启蒙和救亡的主体力量是如何在近现代史上凭空出现的？通过谢冕先生对1898年的意义空间的阐释，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什么凭空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凭空出现的新文化和新文学。近现代中国在古今中外多种力量碰撞中发生剧烈错动，但是传统始终在场，从传统中走来的历史主体，也从未缺席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从黄遵宪到刘鹗，从谭嗣同到梁启超，从严复到林纾，从鲁迅到胡适，这些被谢冕先生放置在1898年的意义空间中的人物，哪个不是从传统中走来的呢？正是在这些人物身上，谢冕先生看到，一种根源于传统深处的忧患意识，在中国特定阶段的现代化语境中生成了百年中国文学的母题。

五

将百年中国文学置于忧患母题之下，实则重新连接了中国文学的古老传统。尽管新文学在经验表达上和语言形式上有别于旧文学，但在忧患气质上，新旧文学有其相通之处。谢冕先生也意识到了这种相通性，看到了新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悠远传统的接续。他说，中国文人和作家提起笔来，便是万家忧乐的注入和传示。我们从先生的话里获得启示——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之外，还有一种绵绵若存的忧患意识，可让百年中国文学重新疏通历史来处，在面对自身内在差异时，亦可显得更加从容。事实上，在百年中国文学中，并非每个作家都可被纳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视野中考察。比如沈从文上半生，很难说是为启蒙与救亡而写作的。然而细考沈从文下半生写下的文字，却常与忧患相伴。忧而思，患而痛。这种因忧患而思痛的基调延续到新时期文学，依然是清晰可见的。我冒昧揣测，谢冕先生将忧患确认为百年中国文学的母题，不唯智识归纳，更有切身感受。他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迄今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思潮中，他是一位声名卓著的领潮人。那是一个重新召唤“五四”精神的年代，百年忧患之余绪依然感染着当时的文学气氛。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中，文学思想界开始了整合性工作，试图重建在时代动荡中变得支离破碎的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相比同时代研究者，谢冕先生在这项工作中显示出极为感性的气质。他对百年中国文学总体性问题的判断，既不是基于理论推演，也不是基于实证测量，而是基于对时代氛围微妙变化的细腻感受。当先生着手写作此书时，距离1898年已过近一个世纪了。此时，先生置身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革命和斗争正渐行渐远，商业和抚摸成为主流时尚，国人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中开始讲述春天的故事。也许是一种巧合，文学与现实的百年契约似乎正在走向尽头，百年忧患也渐次烟消云散了。在本书最后一章，谢冕先生展开了春天的眺望。在这里，春天既是自然节令，也是时代隐喻。站在这个春天里，先生有所思——当文学与政治松绑，卸下百年苦难重负之后，我们将如何面对走向又一个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失重之轻呢？此情此景，先生已然无法从百年忧患的历史沉思中抽身出来。他看到的，依然是忧患。但已不是面对外部世界的忧患，而是面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忧患。在这里，我看到了从百年忧患中走来的一代人的最后挣扎。当然不止谢冕先生一人。现在回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文思想界的种种动态，从人文精神大讨论到新自由主义之争，无不是这种挣扎的表现。此间千头万绪，皆可从百年忧患说起。由此我想到了汪晖的一个判断。他说，漫长的九十年代就是一个短二十世纪。这是主观之论。但我以为，此论自有道理。所有挣扎都是告别，所有告别都是总结。就这样，百年忧患带着世纪末的悲怆味儿，走向历史大终结。跨过世纪之交的门槛，中国文学已然不再纠缠于百年忧患，而是朝着后人类的崭新命题直奔而去了。

六

重返第一章，你会发现，谢冕先生其实谈到了三只船。一只是昆明湖的石舫，一只是刘鹗小说里的破船，还有一只则是梁启超预言的中国之舟。借助前两只船，我已探访了谢冕先生论述百年忧患的形式和内容。最后，我还想借助第三只船，谈谈先生著述的风格问题。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一文中说到，中国数千年来皆处于停顿时代，而今进入过渡时代，如一叶扁舟逐中流，于惊涛骇浪中两岸不靠也。梁启超是戊戌变法主策划人之一，变法失败之后，一度流离海外，可谓百年忧患的形象代表。但是谢冕引用梁启超的过渡时代论，着眼点却不是忧患，而是希望。他说，梁启超预言的中国之舟，生机昂扬，因此不同于刘鹗小说里那只将沉未沉的破船。谢冕先生进而引述梁启超观点，指出过渡时代是人世间最可贵的际遇。联想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们足以相信，谢冕先生对梁启超的乐观精神的理解，也是准确的。当然，这种乐观精神不唯梁启超独有。在反复遭遇挫折的百年进程中，无数个梁启超们为历史试错探路，用青春激情燃烧自己，在百年忧患的夜空中留下一条希望的星河。谢冕先生大著的主题是百年忧患，但他一直在用心捕捉忧患背后的希望。如果说百年忧患来自世纪老人的沧桑，那么也可以说，一切希望来自年轻人的生命能量：朝气、单纯、热情、勇敢。这里我再次冒昧揣测——比起忧患，谢冕先生更愿意拥抱希望。也可以说，百年忧患是谢冕先生需要面对的文学史主题，但就潜藏在身体里的精神密码来说，他充满了年轻人的希望。这种精神密码也决定了他的文体实践，以及由此带来的文本风貌。我们已经很难用今天的学术作品的书写标准去看待谢冕先生这部著作了。它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典型产物，辞采飞扬，激情洋溢，在有限的材料里注入大量的思想性言说。然而先生完成此著，已是在九十年代。此时，中国人文思想界已悄然发生了话语方式的巨大转型——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以学术替代思想，意味着工具理性的胜利，若是落实到个体生命，则意味着完成了从单纯热情到成熟理性的中年变法。不仅在人文思想界，这是一个趋势，在整个社会领域都是如此。但是谢冕先生拒绝走向成熟。他让自己冻龄在衣袂飘飘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然而，仅仅将先生的写作风格看作八十年代的特定产物，似乎显得草率了。八十年代的青春激情，近接革命实践，远承五四运动，如果追溯到源头，却是发生在晚清的梁启超这一代人的生命苏醒里。这是一条风格的河流，沿河而上，隐约可见一个与百年忧患并行存在的写作传统。如前所述，这个传统不是忧患，而是照亮忧患夜空的星河之光。谢冕先生是在夜空下仰望星光的那个人。望着望着，他也成了别人眼里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