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首本文集何以取名《坟》

鲁迅的第一本文集题名为《坟》，其编定的工作是在厦门大学集美楼上完成的；他并且在1926年10月30日、11月11日分别为文集写了《题记》和《写在〈坟〉后面》的序与跋。那么，鲁迅何以把文集取名为《坟》呢？这先得从其序、跋寻索。

《题记》是这样说的：“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往者已矣，逝者如斯，但精神生活的痕迹仍可由文字承载；若是“糟粕”，自然埋藏，即使是“坟”，却也寄托着留恋。

过了十天，鲁迅可能感到《题记》意犹未尽，或有点平白、简略，没写出自己当下独特的心境——“淡淡的哀愁”“孤独的悲哀”，所以“还要说几句话”，这就是《写在〈坟〉后面》。文中，鲁迅把自己比喻成做土工的：“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是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他写出自我生命的两种走向，或是“筑台”来提升自己，但最终仍是要跌下、老死；或是“掘坑”，即埋葬自己。

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谈到来厦大后的心态：“我自到此地以后，仿佛全感空虚，不再有什么意见，而且有时确也有莫明其妙的悲哀，曾经作了一篇我的杂文集的跋，就写着那时的心情，十二月末的《语丝》上可以发表，你一看就知道。自己也明知道这是应该改变的，但现在无法，明年从新来过罢。”这杂文集的跋，指的就是《写在〈坟〉后面》，这时的鲁迅正处在思想转变的酝酿期，“旧有”虽加埋葬，新路却正在寻索中，自然就带来转换期特有的“空虚”感。

鲁迅久久不能忘却在厦门时期的这一“悲哀”，它有时甚至浓重到如此地步：“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的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是隔年后鲁迅在广州的《怎么写》一文中，对厦门时期心态的回忆。

鲁迅住的集美楼北向相距数百米处是闽南佛教圣地——南普陀寺。在黑絮般的夜色中，白点的丛冢、深黄的灯火、与微茫的海天混溶一体，令人沉静下去，似乎进入寂灭状态。依佛典，世间的色、味、香等，“凡有所相，皆是虚妄”；夜色浓如药酒，其深处尽是无量的悲哀、苦恼、零落、死灭。佛学的“空”“无”观念“扑到心坎里”，让鲁迅听到“自己的心音”，沉默是充实，开口是空虚，一种渗透到骨髓里的“悲哀”，让人无语。但即使面对的是空虚、死灭，“我”仍“将开口”，不管它最终仍是“空”“无”，这是一个不屈的灵魂对“死”与“无”的回应。

这种悲哀、矛盾的心态，在《写在〈坟〉后面》收结处再度呈露：“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着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埋藏曾经活过的生命存在，随着时光的流逝，甚至连对它的纪念也将会从人间消失。鲁迅对“埋藏”旧有持一种坦然的心态，原因在于他很早就思考过人、事、物的“死亡”问题。

周作人回忆过鲁迅在教育部时的生活，那时鲁迅曾请陈师曾刻过印章，“其中刻‘俟堂’二字的白文石章最佳”。何以取此二字呢？周作人解释说：“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除了政治环境的险恶之外，也可看出当时鲁迅心境之悲寂，如此人生，犹如“待死”。

在与许广平热恋的1925年，他在通信中仍谈到“死”。尽管恋人“不高兴听这类话”，他还是要说：“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竞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地做。”一个人“不嫌恶死”，居然还到了想以“拼命做事”来故意“消磨”、缩短自我的生命期限，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呢？既然“死是必然的事”，那么作为生存过程阶段性的“埋藏”，只是这“必然”的插曲而已，“坟”的意象也就成为一相应的选择。

此时鲁迅方46岁，何以有如此悲哀、沉郁的心态呢？更深的问题在于“寻路”。鲁迅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是的，每一个体生命都在走向死亡，这是无法避免的自然法则；但这条路你却不得不走，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显然，鲁迅的“悲哀”不只是死亡，还有着反抗“空虚”、“反抗绝望”的内涵，是“向死而生”的人生道路的寻索问题，即在生命的有限存在，存在的偶然性的过程中，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前行之路。佛教当然有所过时或近于“寂灭”，那么是尼采，还是托尔斯泰，抑或马克思呢？但当时的鲁迅“不知那一条好”，也就是说，还没确切地找到！

这才是使鲁迅在“筑台”与“掘坑”这两种“存在”方式中，感到困惑的“悲哀”所在；而且还是“孤独的悲哀”，因为此时身在厦门的鲁迅找不到对话的朋友，即使扩展开来，当年国内文化界又有几人对死亡的思考，能和鲁迅达到同一层次呢？佛学中的“空”“无”，以及今天所说的存在主义“向死而生”的选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已经在拷问着鲁迅的灵魂。由此，你才可领会鲁迅的《野草》“题辞”：“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但以“坟”埋葬旧有，并非沉没于绝对的“空、无”。鲁迅《写在〈坟〉后面》最后引陆机《吊魏武帝文》末八句为结：“既晞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陆机对曹操既抛弃累赘，实行简礼、薄葬，却又牵挂遗物分配、妓乐上祭这些琐事，颇有感慨；但他也理解曹孟德之内心：“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人生凡可留恋的东西，即便是雄才大略之人，或圣哲超凡者也是无法忘怀的。而这正是生命之大爱的体现，生命存在之意义所在。鲁迅后来所写的《答客诮》一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莬。”不也正是这一意思吧？

鲁迅并未因“坟”而沉没，他跟许广平预定“明年重新来过罢”。他没有食言，隔年在《答有恒先生》信中写道：“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故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话语中透露出新的思想之芽已经萌生了。这就是《写在〈坟〉后面》中的“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这时的鲁迅，从原本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视“众数”为“庸众”的尼采超人哲学，逐步开始转换到劳动工农是“世界的创造者”的新的哲学基点上来。

文集《坟》的题名，如上所析，内含着深度的哲理，但理为抽象之思，它须附着于经验之象。也就是说，“坟”这一意象鲁迅从何获取呢？

若细加考证，一是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下简称《查》书）中的墓的意象有关。1925年左右，鲁迅处于人生低谷，“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突破精神的困境呢？他有这样的自述：“但我的‘徬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的余波。”是尼采的《查》书在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刻，成为其精神的支撑点之一。也可以说，《查》书已渗入了鲁迅的精神内里，其种种喻象与鲁迅当时创作中的意象不断叠合。

《查》书第二部有篇《坟墓之歌》：“那里是坟墓之岛，沉默的坟墓之岛；那里也是我的青春的坟墓。我要把一个常绿的生命花环带到那里去。……所有爱的目光，神性的瞬间！对我，你们消逝得多快啊！今天我想念你们，有如相信我的死者。”这种对已逝青春、神性等的留恋之感，同样出现在鲁迅的《坟·题记》中：生活的痕迹不能抹去，神魂的追蹑也不能决绝地放弃，“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

但在尼采的强力意志跟前，坟又是新的起点：“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损伤、不可掩埋的东西，一个能炸毁岩石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意志，它默然穿越岁月，丝毫不曾改变。……祝福你，我的意志！惟在有坟墓的地方才有复活。”这也就是鲁迅在《过客》中所塑造的“过客”形象的内涵，面对长着野百合、野蔷薇的无尽的“坟地”，他昂头奋然继续走下去。“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这一声音就是尼采的“意志”，在其跟前，“坟”成了“复活”的起点；同样，在鲁迅的心目中它也将成为新生命的始点。

此外，还是与当年厦大周边的实地环境有所关联。鲁迅到厦大时，学校刚成立五年，正如他后来所形容的，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荒岛海边竖起洋房，但洋房、校园之外则为荒郊野地，甚至是坟地。

对此，林语堂在《鲁迅》一文中描述得比较详细：“那地方的四周是中国人的公共坟地，并不是‘神圣之野’（CampoSanto——按即意大利国内的一公葬场），绝不是呵，不过是一些小山，山上面遍布一些土堆和一些张口于行人过道中的坟坑罢了，这正是普通的公共坟地之类，在那里有乞丐的和北兵的尸体腐烂着而且毫无遮拦地发出臭气来，而那知识界的空气呢，比起来也只好得一点。鲁迅在这种地方实在是‘令人担忧的’白象，与其说是一种敬礼，毋宁说是一种累物。”要感谢林语堂的记录，他在不经意间给鲁迅选择“坟”一词为文集之题名之缘由做了注释。

在厦大生活，鲁迅日常免不了要到厦门市区的中国银行办理汇款、领取存款，或是到大中路的商务印书馆买书，以及应酬赴宴等，但校旁沙坡尾小码头的小船不会随到随有，有时还得看潮水起落，那么就只能靠步行，从厦大经镇南关到市区。据陈梦韶《鲁迅在厦门》一书所述：“镇南关的城门内，有一古刹，是厦门八大胜景之一，叫做鸿山寺。从厦门大学到镇南关的鸿山寺，当时还没有马路，要走一条石砌的小路。这小路的前半段是山路，再进便是海航衙街，又再进便是荒塚，走完荒塚一段路，便到了镇南关的关门。”也就是说，鲁迅若进城就得从“荒塚”堆中经过，而林语堂所说的“张口的坟坑”也可能就对着他。坟的意象就在这不经意间进入眼际，而重复多次之后便有可能烙上心间，所以鲁迅给自己的第一本文集取名为《坟》，应该也和这一段生活经历有关联。

与文集取名《坟》相关联的还有这么一项史料。1927年1月2日《两地书·原信》，鲁迅给许广平的信末有这样一段话：“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不知照得好否，要后天才知道。”又是一座坟，还坐在坟前祭桌上入照，可见鲁迅于“坟”有种特殊的感应。鲁迅也把这张照片寄给川岛，上面还题了字：“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川岛评述道：“在这一句题辞上面，也表现了鲁迅先生当时的生活和性情，正是‘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还仿佛有无量的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见《三闲集》：《怎么写》）。”可以看出，厦门时期给鲁迅最强烈的一个意象便是“坟”。川岛后来还对照片中的坟做了考证：“后来我又知道，照相里鲁迅先生靠着的那座坟的坟主是姓许，可知当时鲁迅先生也并不是随便在丛冢中找一座坟坐下来就照相的，是有所选择的。”

这张照片刊于《鲁迅全集》第3卷，有人传其与《坟》文集出版有关，后经考证有误。这算是考论鲁迅首本文集何以取名《坟》的衍生文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