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的规范建设与学人情怀

关键词：陈平原《学人》《文学史》90年代学术规范学人情怀

近年陈平原在总结自家的治学经验时，多次将1991年视为学术道路和人生选择的“转捩点”或“关键时刻”。对陈平原个人而言，1991年诚然是“多事之年”——获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写出《学者的人间情怀》，家庭变故，转向学术史研究，参与主编的《学人》第一辑刊行——都是人生体验与学问境界的巨变。在更高位置着眼，20世纪90年代最初几年是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期，知识分子既面临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困境，又遭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不过，学者个体的命运波折既被大时代所笼罩，亦以独有的方式回应着时代转型。在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彷徨之际，由陈平原、汪晖、王守常共同主编的《学人》集刊在1991年奇迹般地崭露头角，集合学界力量，开始绵绵不断地发挥影响力，贯穿了整个90年代。《学人》所提倡的注重学术规则、号召进行学术史研究、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与纯粹、追求厚实持重的学术品格等理念，皆成为中国学术从“学术革命”走向“常规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学人》所坚守的学术园地与学术共同体，也被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艰难探寻的一条新路。1993年延续《学人》的办刊理念，陈平原、陈国球主编的《文学史》集刊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更坚定地捍卫文化理想，建立公共空间，继续推动学术转型，展现出学人的情怀与承担。以陈平原90年代参与主编的《学人》《文学史》为线索，不仅可以综合考察陈平原在办刊实践、论著写作、散文表达、丛书策划、高校授课之间的多方互动关系，全面生动地把握陈平原个人学术转向的共时语境，更可以为近年来学界“重返90年代”的学术倡议提供一个坚实有效的入口。

转型时代的前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规范反思

学界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年代叙事，曾长期袭用李泽厚在1994年的感叹，即“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并加以引申发挥，怀念文科学术在80年代“思想引领”的显学地位，感慨90年代以降学术专业化、规范化所带来的学问边缘化的命运。然而，将两个“十年”对立的认知框架作为学术反思的隐含前提，其实既剥离了李泽厚感性表达的具体语境，也过于粗放地斩断了两个“十年”间紧密承接的问题意识。已有研究者通过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印量变化、1988年第二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共同关注“重新寻找学科和研究主体的出路和位置”等表征，敏锐地指出现代文学学科的边缘化危机在80年代中后期已然发生。今人虽怀想80年代的文科学术的“众声喧哗”与“生气淋漓”，但也不能忽视其“泥沙俱下”的缺憾早已暴露。陈平原在80年代中后期就面向学科的边缘化命运，集中提出学者立场的反思与学术规范调整的设想。

有意味的是，陈平原本身便是8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具有突破性思想贡献的重要代表。1985年5月在第一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陈平原代表钱理群、黄子平在会上宣读《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引发学科内部的重大调整。趁热打铁，《读书》杂志在1985年第10期至1986年第3期连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更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走出现代文学学科，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打出了“燕园三剑客”的名号。在暴得大名之际，陈平原却赶紧抽身，沉下心来经营博士论文，自觉地保持着克制和冷静。这与陈平原个人的学术旨趣、研究对象的思想影响相关，但同样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学院内刚建立不久的博士培养制度。多年后谈及北大的博士培养，陈平原强调的正是“读书的心境”与“读书的技术”，推崇“理想的博士生训练，不只是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包括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具体而言，北大的博士培养落实在陈平原对导师王瑶学术取径与治学态度的继承上。早在博士招生考试前，王瑶阅毕陈平原的论文便有警戒：“第一句是表扬——‘才气横溢’；第二句则是警戒——‘有才气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开山祖”，王瑶将早年治古典文学的学术经验带入了现代文学学科之中。在学术取径上，王瑶在平日的聊天中要求陈平原借鉴古典文学的研究思路、立场及方法，理由是“现代文学根基浅，研究者大都倾向于现实关怀，在当下思想解放大潮中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但长远看，是个缺憾”；在治学态度上，王瑶的教导与学院体制的训练方向一致，陈平原自述“与同时代众多很有才情的同道相比，我的好处是及早受到学院体制的规训，强调沉潜与积累，不争一时之短长，因此能走得比较远”。在198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自序中，陈平原鲜明表达了自家学术与80年代治学风气的对话关系：“对于研究者来说，结论可能倒在其次，重要的是论证。强调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不满意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大批‘思想火花’式的轻率结论；而且因为精彩的结论往往是被大量的材料以及严肃认真的推论逼出来的，而不是研究者事先设计好的。”这些论述都彰显出一位文学博士反思时代学风的成熟思考。

在此背景下，重读陈平原集中写于1988年7月至8月、发表于《瞭望》与《人民日报》上的六篇学术随笔（收录到散文集《学者的人间情怀》时总题为《学术随感录》），不难感受到陈平原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坚定的学者立场。开头一篇便直入主题，交代社会变化，“学术正在贬值”，“学术研究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不再有‘雄文一出举国欢腾’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在学术边缘化中陈平原却心态平和，认为“很正常，既不可喜，亦不可悲”，必须接受“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已经过去，接下来“该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了”。《“文摘综合征”》和《“愤怒”与“穷”》清算学界风气，前者批判“故作惊人之论追求新闻效果”，后者提倡“政学分途”，要求“杜绝借学术阿世，借学术骂街，或者被迫放弃学术‘扛大包’之类的‘怪现状’”。最后三篇正面论述治学态度，《关于“学术语法”》强调学术规范是“思想火花”能否凝聚为有价值的“理论形态”的关键！4；《不靠拼命靠长命》推崇“专啃硬骨头，从艰苦细致乃至琐碎枯燥的基础研究工作做起”“不问一时得失，只求大器晚成”；《学问不等于人生》则提倡“不再在学问与人生之间画等号，而只把做学问作为一种职业工作”，重新定位学问与学人的位置。统观系列文章，不论是在治学上批判80年代的学术风气、强调学术规范、提倡整理前人和同代人的学术成果，还是涉及学者自身的职业定位、倡导学术独立，都显示出与时代对话的、完整自足的立论框架。此后《学者的人间情怀》等文章、《学人》《文学史》的办刊理念，都是由此基础继续阐发而来。难怪王瑶深深赏识这批文章，曾题赠“讵关一己扶持力，自是千锤百炼功”以勉励。考虑到如此成熟的思考产生于政局风平浪静的1988年，可见重新清理治学得失，追求更加坚实可靠的学术成果，本就是学术发展过程中从“不规范”转向“规范化”将面临的必然阶段。这种纠偏的动力本就来自学院内部，在第二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亦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若无外力推动，学术也必然会发生变动。

不过，80年代至90年代的社会转型还是加速了学术变动的过程，并决定了变动的某些方向。最直接的刺激便是将一批原本治学领域不同、学术思路各异的知识分子集合一处，形成共识要纠正80年代的浮躁学风，提倡学术规范，勤恳低调地在学术内部寻找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路径。这种共识最终推动了以陈平原、汪晖、王守常三人轮流做责任编辑的《学人》的创刊。汪晖的学术选择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80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天，汪晖与靳大成、陈燕谷等几位朋友已经确立了共识，一方面是深刻认识到知识界的力量终究有限，另一方面则以韦伯《作为学术的志业》作为自己工作的伦理基础，认为“当务之急，则是对近代思想和学术加以整理和检讨，试图以历史研究的方式来反省我们……遭遇的挫折”。这些思路虽在极为特殊的语境下发生，却正与陈平原在80年代中后期对学术规范、学人定位的思考殊途同归。因此当伊藤虎丸、丸山升、尾崎文昭等几位汉学家出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心，建议高筒光义和高桥信幸帮助中国的朋友们时，汪晖便主动提出民间办刊的建议。有了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长期资助办刊的决定，加上江苏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吴星飞的大力促成，最终《学人》在1991年奇迹般地正式问世。受《学人》成功创刊的影响，民间刊物不断涌现。1993年陈平原在《学人》成功的基础上，云集王宏志、陈国球、陈清侨、钱理群、葛兆光等重要学者，自费另外创刊《文学史》，尽管《文学史》只出三辑便因经济问题停刊，但两份刊物皆为90年代民间办刊实践的重要收获。

规范建设：作为“入门”之径的学术史研究

在《学人》同人汇聚之初，陈平原建议讨论会以学术史、学术规范等作为议题，得到了周围参与者的赞成。以“学术史”作为“学术规范”建设的抓手，是陈平原在1991年前后的重要学术思路。1988年起陈平原就追随王瑶承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课题，不幸王瑶于1989年离世，只能由陈平原协助完成《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初、续编，此举加快乃至促成了陈平原迈出转向学术史研究的步伐。可以说在这一阶段，陈平原对学术史和学术规范都已积累了相当扎实的学术基础，后来谈及办《学人》集刊以及发起学术史研究的动机，陈平原坦承“很大程度是在清理自己的思路，思考人文学的魅力、陷阱及突围方向，了解自己所研究的学科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观察我们这代人的长处及毛病到底何在，看还能走多远”。《学人》第一辑的“学术史研究笔谈”便以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随想》打头阵，此文虽短，却提供了许多日后继续发挥的关键话题，需要前后比照释读。此文首先点明学术史研究彰显学术规范之功，陈平原明确“学术史上‘传统’与‘变革’、‘规范’与‘失范’交替出现的周期性”，在更需要自我约束的90年代，“学术史可以提供某种入门的帮助”，“通过‘分源别流’，后学可以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鼓励和引导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而在学者“描述和评判某种学术进程”时，便凸显出学术规范。有研究者提醒“学术史”与“学术规范”之间存在的缝隙，在总结提炼“理想的学术样态”时，必须承认中国学术史可供参考的范例不多，最终取法的依然是较为成熟的西方学术体制。或许因此陈平原更强调规范建设具有动态变化特征的积极意义，在1992年发表的《超越规则》中他进一步发挥，提出“建立规范是为了超越规范。‘规范’在其方生未生之际最有魅力，一旦定型并建立起权威，对探索者又是一种压制”。“学术史研究”作为确立“学术规范”的一个入门或抓手，既是学人个体训练的入门，亦是重构学科规范的入门。其次，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和调整，学术史研究必须重视学者之人格，能带领学者“获得一种学术境界”。借学术史研究反省做学问的已有方法和根基，是为了摸索自己的路，让学者“亲手‘触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统’的东西”，从而在求知与职业之外，“体现了一种人生选择，一种价值追求”。因此陈平原提倡“学术史研究”“在学术流派的形成、概念术语的衍变、学科的崛起、方法的更新以及名著的产生等之外，还必须考察作为治学主体的学者之人格”，获得思想史意义。最后“治学术史者，当有此通达的眼光”，“多一点对不同学派不同治学风格的理解，减少无谓的意气之争”。陈平原后来多在中学西学之争的语境中强调此“通达眼光”，“值此西学蒸蒸日上之际，提醒世人读中国古书时多点理解与同情，谈论中国文化时多注意一下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

然而在讨论会上，“每一个人对于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进入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在如何于各门“学科史”上再造“学科史”，如何建立“学术史”内部的一般方法论，“学术史”研究与文化史、思想史研究有何区别，以今人受学之基础如何进行通博之“学术史”研究等问题上，与谈者显然各有观点。为低调行事，《学人》第一辑没有编后记或集中宣言，却使得《学人》的“学术史研究”倡议显得张力十足，更有百家争鸣之感。如主编之一王守常便认为以上关于学术史研究的问题在学理上皆不能妥善解决，于是“今日提倡学术史研究”，“只是一个象征意义”，“那即是在学术研究上提倡一极旧的新学风：认认真真读书、老老实实做学问”，“如果说学术史研究有其特殊性的话，那即是学术史研究主要不是关注学术思想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背景材料，而是从文献角度考订学术研究的事例，规范学术研究的术语”，“我赞成提倡学术史研究，其意在于朗现我们作为一个学人的‘良知’而已”。刘东更是“挑明了和准备严守家法的诸君的分歧”，他认为“学术史研究”真正的意趣必须是“探赜索隐，陟罚臧否”，必须体现出思想的力度，在这个意义上更需要“告别过去、开拓未来的热望，是充满超越可能的崭新研究纲领”。因此倘若如大多数《学人》同人所认可的重回复古的旗帜中去，可能会让“学术史研究”沦为“有术无学”式的“不通”之“家法”。《学人》集刊最终得以顺利创办，还是说明在各方意见中存在一个“最大公约数”，借用陈平原原本为《学人》第一辑撰写的“编后记”，是“认定学术比政治更永久”，“我们主张政学分途发展，反对借学术发牢骚或曲学阿世。学者的人间情怀可以体现在论题的选择和立论的根基，但不应该以政治上的好恶随意褒贬。如此沉重的学院派论述，时人或嫌其枯燥乏味，我们则以为有利于培养自己对学问的敬畏之心”，“至于以学术史研究为突破口，更体现了我们对学界现状的不满以及重新选择学术传统的决心”。不过，这些内部争鸣从始至终并没有也不必达成统一，《学人》第一辑“学术史研究笔谈”对理想的学术规范、学术史研究的讨论，因这种开放性而获得了更长久的活力，被后续的研究者一再重读与引用。这些分歧也并没有妨碍《学人》默默耕耘的学术史研究，更让《学人》彰显出与其他刊物不同的持重厚实的品质——“希望通过学术史研究来‘显示学术规范’，而不敢列出甲乙丙丁若干‘治学准则’，就是因为相信‘规范’的建立需要学界同人的共同参与，我们只是提供一己之见。走我们自己的路，做我们能做的事。”后起的《文学史》继续苦干，力求“言必有据，据必可稽”的“平正通达的研究”，通过自我要求“引文注释的规范化”，来“提倡一种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作文的学术风气”。《学人》和《文学史》的态度和行动虽只是一家之言，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历史现场中，陈平原等人对重建学术道德与学术规则的念兹在兹，还是引发了学界的共鸣和讨论。《中国文化》关于学术史与学术规则的讨论，《中国书评》《现代与传统》上关于规范化与本土化的争辩，都让中国学界对学术规范的反思与建设达到了新的高峰。陈平原曾计划搜罗此类文章编成《学术史与规范化》，虽然未能如愿出版，但从拟定好的序言与目录中，不难想象90年代规范化讨论的盛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