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文学史教材的锻造

关键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教材修订

《中国文学发展史》是刘大杰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上卷完成于1939年，1941年出版；下卷完成于1943年，1949年出版。1957—1958年，完成了首个修订版——这次修订，经历了从抗战的国难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新旧时代的跨越。而后便是1962—1963年，又推出一较大幅度的修订版。相对而言，这被认为是在完足性及各方面平衡做得最好的一个文本，也是流传最广、影响最为深入的一个版次。那么，同样在新社会，于不足五年的时间内，何以又要修订并重版？个中缘由以及修订的内容、特点，恐怕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我们的考察，希望尽可能还原刘先生当时身处的政治学术环境，在厘清相关事实与文本面貌递变的同时，亦窥测其作为知识主体的学术思想之变。

修订缘起及背景

事情还得从刘先生完成第一次修订的1957—1958年叙起。作为“大跃进”运动系列，1958年初掀起全国性群众运动——双反运动，在高教界的表现是大鸣大放，明辨是非，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展自我思想改造，并涉及教学整改，目标是拔白旗，呈现教育、学术领域的灭资兴无斗争。地处上海的复旦大学走在运动的前列，当时的中文系首先对刘大杰先生刚出版不久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表现的资产阶级观点进行严肃批判，刘先生也撰写了自我批评文章，诸多论文结集后在1958年底出版，题为《〈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这些批判文章主要围绕该著的文学史观（诸如批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发展观、胡适文学史观以及人性论而非阶级论）、文学批评标尺（诸如批形式主义或唯美主义、反现实主义、消极浪漫主义），以及诸多重要作家作品个案的论评（从《诗经》、庄子、汉赋到建安风骨、陶渊明、王维、李煜、苏轼、李清照、元杂剧及明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等），皆有专文，可谓是全方位的。刘先生自己所撰《批判〈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一文，亦力求抓其根本，从历史根源、主要错误、体会和方向三个方面做深刻检讨，将之归结为：1.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的思想。2.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问题。即不承认积极浪漫主义属于现实主义，不注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在反映现实的态度上是共同的。3.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而走到以人性论代替阶级论的错误道路。4.评价标准没有做到遵照“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对待那些思想内容不强和基本上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表现了显著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观点；对待某些代表作家，只是一味肯定其进步部分，对于他们由于阶级限制和时代局限而产生的消极因素，没有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必要的批判。文章承诺将来有力量改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定好好参考大家的意见。

另一修订动因，是1961年4月，由中宣部、高教部联合召开“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确定各学科组织编选教材的内容及工作，其中中文学科有34部，古代文学史方面如游国恩等与中科院文学所各自组织编写《中国文学史》，并委托刘大杰、朱东润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如果说，1956年1月高教部颁发《高等学校教材编写暂行办法》，更多是在要求学习苏联教材的基础上，编写适合中国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那么，这一次会议上周扬的讲话，基调已有微妙的变化，强调打破沿用欧美、苏联教材的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文艺理论及其他领域的中国化，“编出具有科学水平的教材”。这次会议作为国家文科教育、学术的风向标，在为刘先生指示文学批评史编撰方针与标准的同时，应该也是推动他再次修订《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触媒。尽管在其1957年修订版中已可看到运用人民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等话语，对初版原有的文学理论体系做出某种置换，也有因政治形势将那些征引的言论予以删改，然随着政治、学术环境的持续变动，无论是积极回应双反运动以来的专题批判，还是锻造标准文学史教材的向往，皆具进一步展开全面修订的充分理由。

在当时，要做到适合文科教材的写作标准，须“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来叙述和探究我国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给予各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评价”。除了正确的政治指导思想，还须从总体框架到具体叙论细节，服从文学史自身守正创新的学术要求，需要兼顾许多方面。何其芳1959年在中国作协和中科院文学所召开的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说得更实在些：“我们对于文学史著作的内容不外乎有这样几个要求：一、叙述历史事实准确；二、能够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三、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恰当。”至于写法上，他在组织文学所编写《中国文学史》时，也曾提出材料翔实、论点妥当、文字精练等要求。综而言之，作为标准文学史教材，应该具备明晰而稳定的理论体系、公允而统一的批评尺度，在准确、充分的史实基础上有详略得当的叙事，以及精练畅达之文字表述，以满足教学的实际需求。刘大杰先生在其1957年修订版中，已将《中国文学史》初版的上下两册，改成上中下三卷，并在1957年8月所撰“新序”中表示：“我早就计划，想把这部书重写一遍，增加内容，分为四卷，起于上古，止于一九四九年。”现在毕竟时间有限，难以即刻完成如此宏愿，故在1962年5月所撰“重版前记”中谦抑地说明，1962年修订版只是“在原有体系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改动”，“在旧的规模上略求平衡而已”。实际上在兼顾上述诸多方面的基础上，还是做出相当大幅度的充实、调整，先生思维之敏捷、周慎，行动力之强，实在令人感佩。该修订版果然于1983年被指定为教育部文科教材。

总体框架与评价尺度的更定

《中国文学发展史》1957年修订版虽已由两册分为三卷，相对而言，基本面貌仍与20世纪40年代的初版更相接近。初版的总体框架，可以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受朗宋文学史研究法、佛理契艺术社会学等影响，一种文艺主潮史的叙论模式，重点在于纯文学观念、求因明变的叙事法以及一代有一代之胜的演进构架，凸显发展盛期文体文类的衍化嬗替，以及文学思潮、流派的纷争递迁。而至五六十年代，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历史发展模式成为当时文学史撰作的主流。在这样一个模式中，时代、文体、代表作家作品交互构成坐标，更易于错综展示各阶段多歧的演变格局。作为标准文学史教材，对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有更高的要求。刘先生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全然调整其总体框架，将原来基于文艺主潮史的结构，纳入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坐标中，章节设置除均衡展示各时代诸文体演进外，以代表性作家、作品领衔，补全原有缺失的文体及作家作品，更为全面地展示了时代格局下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潮、活动、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代表作家在其间的作用地位，且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兼具。这也意味着原富有个性色彩的专著向讲求准确、平允、规范的标准教材脱胎换骨。

这样的调整工作1957年版已经开展，从章节标题上可以看到，如将初版第四章“南方的新兴文学”改为“屈原与楚辞”，第九章“魏晋诗人”改为“从曹植到陶渊明”，第十四章“浪漫诗的产生与全盛”改为“李白与盛唐诗人”，第十五章“社会诗的兴衰与唯美诗的复活”改为“杜甫与中晚唐诗人”，第十八章“北宋的词”改为“苏轼与北宋词人”，第十九章“南宋的词”改为“辛弃疾与南宋词人”，第二十三章“元代的杂剧”改为“关汉卿、王实甫与元代杂剧”，第二十六章“明代的小说”改为“水浒传与明代的小说”，第三十章“清代的小说”改为“红楼梦与清代小说”。1962年版的修订则继续推进，将这样的体例贯彻到节的设置。如1957年版第八章“汉代的诗歌”第五节“叙事诗”，改为“悲愤诗与孔雀东南飞”；第十一章“南北朝的文学趋势”第五节“小说”改为“世说新语及其他小说”等。

更为重要的是内容上的补充。如1957年版第九章第四节“魏晋的神怪小说”改为“魏晋小说”，所述除神怪小说外，在末尾加补多述人事的葛洪《西京杂记》，以拓展其时的小说类别。第十章第一节“曹植与建安诗人”，所述在曹氏父子中加详了曹丕，建安七子中加补了陈琳与应玚。其叙论完全以作家论结构，而非原来的从体裁与内容及精神勾勒建安诗风特色。第二节“正始到永嘉”亦然，在阮籍、嵇康与左思、刘琨、郭璞之间加补了陆机与潘岳。十六章第六节“李贺与李商隐，唐诗的结束”，除标题简化为“晚唐诗人”外，将李贺、杜牧、李商隐归为前期代表，标列“杜荀鹤及其他诗人”作为后期代表，加补于濆等现实主义诗人，与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相呼应，以新增司空图及其《诗品》做结。

就整部文学史而言，尤其元明清阶段，在此次修订中获得了较大充扩。原来据一代有一代之胜理念，更突出俗文学部分即小说戏曲的发展成就，现在则按照时代格局下诸文体演进并予观照的原则，补全相关内容叙述。如将原二十三章“元代的散曲”改为“元代的散曲与诗词”，增加第八节“元代的诗词”。二十四章“关汉卿与元代杂剧”，增加第三节“元杂剧的演出实况”。二十五章“明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想”，增加第三节“明初的诗文”，以作家论形式标列宋濂、刘基、高启；原第三节“拟古主义的极盛”改为“拟古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在论列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复古派领袖外，还举述李东阳、徐祯卿、谢榛和宗臣等先导与羽翼；第四节“反拟古主义的文学运动”被拆分为“唐宋派与归有光”与“公安派与反拟古的文学运动”两节，述论更为具体；第五节“晚明的散文”改为“晚明的散文与诗歌”，增论明末陈子龙、张煌言、夏完淳等的诗歌成就。二十六章“明代的戏曲”第五节“汤显祖与晚明戏曲”，被拆分为“沈璟与吴江派”“汤显祖的戏剧”两节。二十七章“水浒传与明代小说”，增加第三节“其他讲史小说”。二十九章“封建社会的末期与清代文学的特质”，增加第三节“清初的散文”，原第四节“清代散文与桐城派运动”，被拆分为“桐城派的古文”“散文的新变”两节，散文历程相对整全。三十章“清代的诗歌与词曲”，被拆分为“清代的诗歌”“清代的戏剧”“清代的词曲”三章。总之，对元明清文学有更为深细的展示，不但对诗词文诸体有显著增补，即便小说、戏曲也有进一步补充，诸如体类、流派以及演出状况等。

除求横向的结构完整外，在纵向的历史演变图景上，也尽量注重文学“发展”的过程性。为适应文学史的总体发展观念，原第五章“秦代文学”被整体删除，这是1962年版的较大改动处。原第三章“社会的变革与散文的勃兴”第一节“散文兴起的原因”，“兴起”改为“发达”，虽看上去仅改换一个词语，但在有限的修订空间内，还是颇有调整，且不说删略战国铁器例证及佛理契论意大利小说的一段，其末所加小结，将原偏于求因之引论，转换成针对散文本身：“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反映了社会上的诸般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黑暗，而在散文的体裁和语言上，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同样，十七章只是将章题“宋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想”之“思想”改作“发展”，却表现出某种观念上的变化。初版即此题，对应“文学思想”的，正是儒家道统文学思潮，包括承韩柳而起的古文运动以及理学家的文学观。此中隐含的悖论在于，衡诸“五四”以来的文学观念，它们皆不在纯文学之列，故以文学思想之名列于背景交代之中；而之后的认识，如唐宋古文运动显然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当然是文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像二十五章第四节“拟古主义的极盛”，“极盛”被改为“兴起与发展”，二十九章“封建社会的末期与清代文学的特质”，“文学的特质”被改为“文风的演变”，内里亦相应或将拟古主义演变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更为详具，或集中于描述清代散文的发展进程。

如果说，“发展”“连续性”等时间意义上运动、变化的意识支撑起文学史观，那么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则担负起文学史的文学批评一端。在这方面，1957年版也已有对初版的改写，如十五章李白，由“一个彻底的纵欲享乐者”“他那种酒徒色鬼的颓废生活”，改成“浪子”之评；十六章李商隐，“与杜牧同样，是一个才人，又是一个色鬼”，亦被删去，且有评价尺度的调整：由单论他们唯美文学的特色，转而承认杜牧“还有更好的富于现实意义的作品”，李商隐的作品“有许多是有讽刺意义的”。1962年版在将李白“浪子”形象又改回“酒徒”的同时，更突出其“狂”的“勇于反抗”；至于杜牧，正向推进至“又是一个有经世抱负的人”，李商隐，“他在生活上或许有些放荡，却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和正义感的人”。1957年版新增的第七章“司马迁与史传文学”，被改为“司马迁与汉代散文”，时代与文体皆更明确，引言中删去“人道的战士，爱国的文人”之评，将“圣洁严肃的艺术良心”改为“严肃的艺术态度”，“忍受苦痛的坚强意志”改为“坚持反抗黑暗现实的强烈意志”，多少显示出转向阶级论的意图。1939年即出版《魏晋思想论》的刘先生，对于魏晋风度有强烈的兴趣，1957年版文学史第九章“魏晋时代的文学思潮”，尚承袭初版的评论基调，突出儒学衰微、老庄哲学复活背景下文人新的人生观及文学自觉的意义；1962年版在“魏晋文学的社会环境”一节中将上述内容删并为“儒学的衰微与玄学的兴盛”，弱化对自由旷达人生观新意的标识，也删去蔡元培对魏晋思想的一大段分析，而突出他们“在消极方面，表示向封建统治者的反抗，和毁弃礼法的叛逆精神”一面；在最后小结不忘加上“特别是在晋代，文学呈现比较浓郁的玄虚倾向，不少作品还表现着神秘虚无的色彩和高蹈消极的情绪”之批判。同样，第三节中对陶渊明的整体评价亦明显做降调处理，原文“陶渊明是魏晋思想的净化者，他的哲学文艺以及他的生活，都是这种思想的最高表现”，被“陶渊明的思想是复杂的，儒、道的思想对他起过比较显著的影响”所取代；论其后期作品，更强调他的归隐“是对封建统治者不再存任何幻想，而具有消极的反抗意义”，强调“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最后仍以历来评论做结，却将原来萧统、钟嵘、苏轼于陶诗风格的评价替换成龚自珍和鲁迅之说，强调其有非平淡、静穆的复杂面向，并引沈德潜论唐人学陶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