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日记》中的学术和学人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后取《荀子》“积微成著”之义，以“积微”二字“名其居”。杨树达是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一生勤于治学，成就斐然。史学家陈寅恪赞誉杨树达：“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杨树达）为第一人。”202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9卷本《杨树达日记》（最后一卷为索引，颇便检索），共计300余万字。其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1907年至1908年的留日日记，第二部分为1920年至1956年的《旅京日记》《旅平日记》与《积微居日记》。此次出版的《杨树达日记》，全方位呈现了杨树达近40年的学思历程、社会交往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是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社会和时代变迁的一部珍贵文献。

杨树达一生跨越了晚清、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历史时期。其童年时代先后就读于长沙时务学堂、求实书院，后又曾在日本留学数年。归国之后，他长期任教于湖南第一、第四师范和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1955年6月毛泽东返湘之时，言及昔日在湖南第四师范就读时，曾旁听杨树达授课。此次出版的《杨树达日记》的整体内容，以杨氏的读书札记和学术交往为主，其中不乏论学评人的文字，最能感受贯穿杨树达一生的学人本色。一般而言，个人日记属于典型的“私人文字”，但从杨树达根据其日记编订而成的《积微翁回忆录》可知，其生前有着将日记公开“示人”的用意。因此，阅读这部卷帙浩繁的《杨树达日记》，或许更需要关注《杨树达日记》里的“私房话”与其公开言行之间的互补关系。同时，读者若能取张舜徽《壮议轩日记》《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桥川时雄《民国时期的学术界》等时人记录和《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等著述相互参阅印证，当更能深入全面地了解《杨树达日记》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味。

《杨树达日记》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晚清民初学术转型的历史状况。从日记中可以看到，杨树达早年学习新学，但立下的却是“有志于训诂之学”的学术志向。他后来虽留学日本，然而就其一生治学的方法论而言，基本仍是偏于旧式。因此，杨树达自陈，“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同时，他也坦陈“生平服膺高邮王氏，治学方法与清代大师相合”，并自信地说：“余学力愧不逮前人，然于文字之学却有独创突过前人处也。”（1952年2月3日日记）在20世纪初期现代学术日趋专业化的背景之下，从杨树达的著述（如《汉书补注补正》《词诠》《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可知，他已经表现出相当清晰的“专家”取向。在日记中，杨树达也乐于从音韵训诂的专业角度，评价当时的学术与学人。比如，他认为自己的治学取向与沈兼士接近，因为“国人于文字学偏治音韵，而兼士独治义诂。治义者海内止余与兼士而已”（《积微翁回忆录》，1947年8月4日）。他对于湖南学人曾星笠的评价甚高，认为“湘中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星笠一人而已”。而在“新文化”人物当中，在他眼中，陈独秀比胡适学养更佳，是因其“小学”功底更深。

从《杨树达日记》中不难看到，杨树达之所以成为20世纪的一代大家，与他身处的那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氛围密不可分。诚如钱穆所言，20世纪20—30年代，正是现代学术共同体（现代大学制度、学术社团、学术期刊、学术规范等）在中国初步形成并开始与国际接轨的时期。正是在1920年至1937年，杨树达任教于北京的多所著名高校，得天时地利与人和，其学术研究也在此期间突飞猛进。当年在京求学的湖南人张舜徽回忆，那时自己身边“以专门名家者，经学则有吴承仕；文字训诂则有沈兼士；音韵则有钱玄同；史学则有陈垣、邓之诚；诸子则有孙人和；金石则有马衡；文辞则有高步瀛”。同时，“吾湘前辈若杨树达、黎锦熙、骆鸿凯诸先生，咸任教各大学，舜徽以同乡后进，时往请教，往来尤密”。居京学界同行与前辈以及湘籍学人，也共同构成了杨树达在北京的“朋友圈”与学术网络。他们的名字也在《杨树达日记》中频频出现：梁启超、郭沫若、陈寅恪、钱玄同、胡适、黎锦熙、李肖聃、骆鸿凯、马宗霍、孙楷第、吴承仕、余嘉锡、曾星笠、谭戒甫、王啸苏、周秉钧、周德伟等。

在如此优质的学术环境之中，学术交往与同行评议显得尤为重要。当时，杨树达“交友求益之意颇殷”。然而，在他眼中，“湘人居京者，无一真读书人”，唯独“朴诚无华”的湖南常德人余嘉锡（季豫）是其心目中真正的“学人”（1929年7月3日日记）。余嘉锡后来成为辅仁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以精研目录学闻名于世，可见当日杨树达眼光不凡。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学术体制的日益确立，在传统的地方学术取向与现代国家学术体制之间、学人的自我期许与他人评价之间的碰撞也开始日益凸显。在《杨树达日记》当中，这种“公论”与“私议”之间的思想张力，主要表现为他对于时人关于“湘学”认知的评价、对于当日大学学风的记述，以及他与部分学人私人关系的暴露。日记中的这些细节既丰富了今人对于民国学术界的理解，也折射出民国学人思想的复杂与多歧。

从《积微翁回忆录》以及《杨树达日记》可知，其时部分浙派学人对于“湘学”其实颇有苛评。张孟劬（尔田）曾评论：“湘中学者自为风气，魏默深不免芜杂，王益梧未能尽除乡气。”章太炎的弟子吴承仕则讥讽，“湘人言经者多不明训诂，于音理尤茫然”。老师一辈的章太炎也认为，湘人不通小学，称“大抵湘中经学亦杂沓，然有一事则为诸家之病，盖于江、戴、段、孔古音之学实未得分毫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章氏甚至视湘学为“矿区”，认为湖南人无力“开采”，只有等浙江人“开采而后可用也”。面对学界的这类讥评，张舜徽曾愤然表态：“湖南人之矿，终待湖南人发掘之。”杨树达也与曾星笠相约，定要“雪太炎所言之耻”。加之20世纪30年代，北平教育界多为“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社会评价不佳。日记中涉及“浙派”人物（如朱希祖、马裕藻等人）的不端之处，杨树达亦不遗余力予以抨击。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家陈垣（援庵）与杨树达对于当日教育界的某些看法颇为一致。因此，杨树达写道：“于此知天下自有真是非，宵小之徒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也。”

虽然部分学界人士对于湘学屡有苛评，也引发了湘籍学人的不满，但这些浙派学人对于杨树达的学术评价甚高。张孟劬（尔田）认为：“两君（杨树达、余嘉锡）造诣之美，不类湘学。”钱玄同的评论更具体：“君（指杨树达）治学语必有证，不如湖南前辈之所为，而做人则完全湖南风度也。劭西（黎锦熙）做人尽脱湖南气，而为文字喜作大言，全是湖南派头也。”有趣的是，对于湘籍学人的治学水准，“不类湘学”竟是外人心目中佳评，不知身为湘人的杨树达听闻之后作何感想？细品钱玄同的表述，所谓“湖南风度”（“湖南气”）或指湖南人性格中的率直洒脱，所谓“湖南派头”则似指湘人的治学风格偏于浮泛。钱玄同等浙籍学人恣意评价“湖南前辈”的态度，也透露出其心目中浙学压过湘学的自负。此外，钱玄同径直以“湖南派头”“湖南风度”等熟语评点湘籍学人，可见在其他地域学人的舆论场中，似对于湘学湘人早有定见——杨树达、黎锦熙不过是钱玄同印证其心中定见的两则个案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浙籍学人在当日学界的影响力不可低估。作为学界前辈兼领军人物，章太炎甚为看重杨树达，杨树达也一度欲从太炎治学。章太炎曾称：“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寥寥数语，让杨树达听后，感觉“得宗匠一人之褒，信念益增”。（1932年4月3日日记）

值得注意的是，两造之外其余学人的评价，或许更为客观公允地表现出杨树达的学术成就。陈垣在读过杨树达《读王氏读书杂志献疑》一文后，认为“精核之至”，称“湘士多材，君（杨树达）今又继二王而起矣”。文字学家黄侃则表彰，“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余嘉锡）、杨（杨树达）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王先谦），而学问过之。《汉书补注》若成于遇夫之手，必当突过葵园也”。陈寅恪也说：“湖南前辈多业《汉书》，而君（杨树达）所得独多，过于前辈矣。”杨树达在日记与回忆录当中，对这些评价均予以详细记载，从中可见身处学术舞台的杨树达，相当敏感于学界同人对于自己的评价。日记中的这些记录，或可视为杨树达“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内心渴望，也可看作他对于自身工作的一种内在激励。他写道：“余于《汉书》治之颇勤，亦稍有自信……足见真实之业自有真赏音，益喜吾道之不孤。”

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杨树达在北京任教达十七年。根据杨树达后人杨逢彬的概括，这一时期杨树达的学术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1930年之前，以汉语语法研究为主；后一阶段是1930年之后，侧重于训诂学、文字学、语源学的研究，还兼及修辞学、古文献学及考古学。在京十余年，也是杨树达一生中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平均每年出版一部著作。不过，从《杨树达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清华大学内部的人事纠葛颇为复杂。这也让杨树达深感不适与不安，最终他做出回湘任教的决定，由此开启了他人生“下半场”的历程。

《杨树达日记》从其本人的立场与视角，对于这一曲折经过与心路历程留下了相当详细的记述。1932年5月11日，杨树达给系主任刘文典（叔雅）写信，表明下半年不愿再接受清华的聘任。而刘叔雅来信则称，学校不许辞职，但休假不成问题。“此次当教授皆续聘三年，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5月22日，文学院长冯友兰访杨树达，谈到他给刘文典的信，劝他打消辞职的念头。杨树达回答：“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冯听后，“唯唯而退”。

这是杨树达后来在《积微居回忆录》当中的公开记述，而在《杨树达日记》里，他对于主持此事的冯友兰、刘文典，当时即未尝假以辞色。杨树达写道：“此人（冯友兰）狡猾，已拟暗中与余为难，及见为公论所不许，乃又掉头转向，欲见好于余耳。”（1932年5月22日日记）在第二天的日记里，杨树达对于此事的描述与评价着墨更多，细节描摹之处，更见杨树达对于冯、刘二人的鄙视：“此次冯芝生（冯友兰）立意与余为难，叔雅颇亦附和。”他转引来自友人的信息，称“叔雅得余信后，即持示芝生，芝生云此甚好，即不必留，改为讲师可也”。后来，友人问刘叔雅：“遇夫（杨树达）信作复否？”叔雅云：“既已辞，无庸作复。”主事者两面三刀的态度，的确让杨树达寒心。他在日记中写到，近日两人之所以“改换面目，忽表殷勤”，是因为“梅月涵（梅贻琦）校长能持大体，对余极表好意之所致耳”。（1932年5月23日日记）

梅贻琦校长表态之后，当事人的态度似乎也为之一变。1934年10月的一天，杨树达由清华大学入城，车中恰遇刘叔雅。他“忽谓余云：‘我对于遇夫先生钦佩之至。’余颇讶其语唐突无因，则言：‘吾辈旧友，何为如此客气？’渠乃云：‘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乃知其为近著而发，却又无可置答”。杨树达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其语出人意外，错愕不知所答。在彼或出于至诚，而其态度之神妙，又不能不让人大吃一惊矣。”经历此“神妙”之事与“神妙”之言，杨树达对于前倨后恭的刘叔雅只能敬而远之：“此君最宜不相见，相见则苦楚殊甚，此后当设法避之耳。”（1934年10月22日日记）

杨树达曾坦承自己“性不喜谈政治”，但话锋一转，又指出“人在社会，决不能与政治绝缘”。在1920年前后，三十来岁的杨树达亦曾积极参与长沙健学会，响应新潮；在湖南“驱张（张敬尧）运动”期间，他作为代表入京请愿。凡此种种，皆尽显其儒者形象之外另有的“金刚怒目”一面。《杨树达日记》当中相当丰富的涉及政治人物和政治运动的观察与评论，足以让读者一窥20世纪激变时代之中，政治权力与读书人之间的力量博弈。翻读《杨树达日记》，最令人感佩之处，乃是无论时代风云如何诡谲翻覆，杨树达终其一生都保持着纯粹、简朴、自律的读书人生活，心无旁骛且自得其乐。1949年10月4日，正是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刻。那一天，杨树达的生活依然被持之以恒的阅读、思考和写作所环绕：“晨阅《仪礼正义》讫，续阅《乡饮酒礼》。饭后小寝。到侯哲葊处还书。读《朱子读书法》。晚出席新知学会，听罗仲言讲马列主义之发展，九时归寝。”或许正是这种执着淡泊、宁静致远的学人心性，成就了“一代儒宗”和“汉圣”的杨树达，也奠定了“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陈寅恪语）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