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研究之梦

1977年，中国恢复了中考和高考。作为一名60后普通学生，我有幸赶上了这个时代，经历了诸多的酸甜苦辣、风霜雨雪，完成了人生的裂变和新生，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乃至推动者。从这样的维度来看，也许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也如一滴水折射着太阳的光辉一样，或多或少地反映着时代的轨迹。

中学：文学研究之梦的起点

新时期之初，我恰好赶上了读书改变命运的历史节点，并在读书的过程中逐渐地确立了人生梦想，即在高中时期产生的“弃理从文”的念头。这奠定了我后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1978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陈景润一时成为中学生仰慕乃至崇拜的对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像陈景润一样，成为一个数学家或者其他方面的科学家，成为许多中学生为未来设计的最美蓝图。我同样被徐迟的报告文学所吸引，甚至已经规划好了未来就走陈景润的道路，为此，我还在新华书店购买了高等代数之类的数学书。但是，这种情况在1981年上半年出现了变化。之前我不知道高考除了理科之外还有文科，恰在这时，我的高中语文老师高广权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大门。高老师在北京读高中时，与作家刘绍棠是同班同学，他给我们讲了刘绍棠当年代替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自己文章的事。这让我非常震惊和羡慕。我们这批学生的年龄比当年的刘绍棠大了许多，却连篇像样的作文还没有写出来，更不要说有什么文章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了。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对刘绍棠和当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亲近感。毕竟，我的语文老师便是刘绍棠的中学同学啊！后来，我通过网络查询获悉，这件事的确是真的，有一篇报道《初中写小说被编入高中教材！替老师讲解自己作品，被誉神童作家》，介绍了这一事情的来龙去脉。刘绍棠14岁时开始构思小说《青枝绿叶》，成文后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1952年叶圣陶主持编写高中教材时，相中了那篇小说，便把它编入了高二语文课本。高老师除了是刘绍棠的高中同学之外，还与我的外公是同村的本家，他在北京读书时曾经得到过我外公的帮助，对我便寄予了更高的期待，这也让原来处于边缘化位置的我感到了无限的温暖，更对高老师的语文课钟爱有加了。

高中时期，语文课本选取了鲁迅的《呐喊·自序》。这篇序言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我意识到，文学能够改变人的精神，起码能够深刻影响到人的情感。这让我觉得从事文学创作极有意义。我的这一想法与同学常增文不谋而合，我们像找到了知己一般，想象着我们也可以像鲁迅那样成就一番事业。于是，我对理科的兴趣开始消退，对文科兴趣大增。1981年下半年，我“弃理从文”了。

惠民一中是我人生蜕变的关键场所，也是我人生之船起航的母港。这所中学汇聚了惠民县的优秀学子。惠民一中有明确的学科定位，有理科也有文科，还有专门的文科老师。武绍禄老师毕业于山师地理系，他教过的学生在高考中曾经取得全省第一名的好成绩；教政治的刘明泉老师指点黑板激扬文字时总带有一种英雄气概；教历史的王丙辰老师总是不辞辛劳，把历史要点抄了一黑板又一黑板；从山东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徐汝贤，像普通劳工一样用地排车拉水之余，还可以抖擞精神，意气风发地讲解鲁迅的文章……这些老师，像拉开弓箭之弦的合力，把一批批学子之矢弹射到更为自由的天地。

惠民一中不仅让我接触了惠民县最优秀的中学教师，还让我结识了一批怀揣梦想的同道。同桌吴昀国，曾与我在熄灯之后依然在教室里秉烛向学，我们也曾在学校南边的护城河边，一边走一边谈论着人生，当我谈到自己的梦想是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以报效国家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犹如夜行的人找到了同路人一般激动！实践证明，中学结下的这一友谊的确超越了时空，我们成为彼此在人生道路上跋涉的同路人和加油者。1983年，他考入山东师范大学，给了正在小学担任代课教师的我以很大的鼓励和支持。至于其他几位喜欢文学的同学，也都在我迷茫的青春期给过我追求未来的信心，为我的远行提供了精神和情感的滋养。

1963年到1984年，我的人生场域主要被限定在惠民县，期间，我曾经有过三四次走出惠民的机会。六七岁时，我第一次来到济南，见识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齐家口和李庄镇的大世界。记得居住在济南的表哥曾对我开玩笑，说我居住的村庄厉害，因为村里有拖拉机；我则说你们这个村更厉害，还有火车。说起来也难怪，小时候，村庄是我审视世界的唯一的认知基准，我只有把城市纳入到我的村庄概念体系中，才能够确认城市的坐标。七八岁时，我坐着汽车走出惠民县，先到了沧州，然后换乘火车直达北京站，次日再在丰台坐火车到琉璃河站。我没有想到，在我居住的村落之外，竟然还有一个比济南大了这么多的世界。走在马路上，我总是被路边的繁华世界吸引，东张西望，忘了看路，结果还撞在了电线杆上。这两次经历使我对世界有了新的想象，让我有了走出村庄的目标。然而，对于走出村庄后到底可以干点什么，我是云里雾里的，一点也不明晰。

60后既是不幸的一代，又是幸运的一代。所谓不幸的一代，是指我们在中小学阶段便勤工俭学，没有机会真正坐下来认真读书，知识积累相对薄弱；所谓幸运的一代，是指我们在高中阶段恰好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高考为我们每个人敞开了一扇大门。那个时期，中学生把大学想象为人间的天堂，我为此还郑重其事地将上大学这一目标写在本子的扉页上，用来自勉。我的高考道路异常曲折，首次高考失利后，我曾经用蒲松龄落第后的自勉联来激励自己：“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 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值得庆幸的是，1984年，我的命运开始出现转机，我以惠民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令我深感孤独的是，这一年山东师范大学在惠民县仅招收了我这一名考生。

1984年9月的一天，因为下着毛毛细雨，农村的土路泥泞不堪，我的哥哥用小推车推着我的被褥和行李，艰难地走向距离我村三四里路的南北王村汽车站点。我乘车到达惠民县城的汽车站后，又转乘通往省城济南的长途汽车，开始了迥异于农村的另一种生活。我由此逸出了父辈和祖辈的生活轨道，在大学开始了艰难的人生蜕变。

大学：文学研究之梦的演进

在高考之后的专业规划中，我更倾向于学习哲学。受中学政治老师的影响，我认为哲学思维是最高级的思维形式，因而在填报志愿时报了山东大学哲学系。同时，因受鲁迅影响，我还给自己规划了第二条路，那就是从事文学研究，将来走文学之路。于是，我在填报志愿时又以定向培养方式报了山东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山师”）中文系。也许是山东大学的录取分数偏高，也许是被山东师范大学的定向培养优先录取，最终，我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缘分延续了40多年。

从进入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便想象着未来，告别那种在“广阔天地”里风雨兼程的生活方式，再也不需要为温饱而奔波——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将要开启。正是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我怀揣着无限憧憬跨进了山师的大门，开启了遨游知识海洋的学习生活。来到山师之后，那整齐划一的冬青、高耸入云的白杨、宽敞明亮的教室、气势恢宏的图书馆、知识渊博的老师，都使我产生了无限的幸福感。我甚至觉得比起农村的麻雀，大学里的麻雀也更有教养——生活在农村的麻雀似乎没有见过世面，一有风吹草动便惊慌失措，扑棱着翅膀急速地飞向远处；而大学校园里的麻雀总是旁若无人地叽叽喳喳，毫不在意来往的学生，自由自在，率性而为。值得欣慰的是，昔日的美好规划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烟消云散，反而如迎来了春天的幼苗，在老师丰富学养的滋润下，在每天的坚守中，开始茁壮成长。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第一学年便开设的基础课，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未来的大门，让我把过去朦胧的蓝图与具体的研究对象融合起来。我开始逐渐地把学术目标聚焦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老师的引领，尤其是姚健老师的引领。

确定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一目标之后，我还专门旁听了冯光廉老师给高年级开设的鲁迅研究选修课、查国华老师开设的茅盾研究选修课和夏之放老师开设的美学课，开始围绕着我规划的目标做知识积累。在这些选修课中，有两门课是需要特别提及的，那就是朱德发老师和蒋心焕老师开设的五四文学选修课和中国现代小说史。1986年前后，朱老师为我们年级开设了“五四”新文学选修课。朱老师的蓬莱口音较浓，起初我听起来非常吃力，后来基本上能够听懂朱老师的蓬莱普通话了。朱老师虽然普通话不标准，但文学功底极其深厚。这门课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现代思想的大门，我随着朱老师的讲解进入了五四文学的现场，切实地感受到五四新思想正激荡着我年轻的心——一个迟到了六十多年的青年学子的心。课后陪朱老师离开教室的路上，我表达了自己未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决心，并表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研究古今中外文学大融会的关键节点，由此出发可以深入探析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1987年，蒋心焕老师给高年级开设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门选修课，我虽然不符合选修条件，但经蒋老师允许，我自始至终旁听了这门课。在听课的过程中，我对研究中国现代小说产生了兴趣，并向蒋老师提出来年要报考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跟随他研究小说。蒋老师是一个极其严谨的人，他在表示欢迎的同时，要求我提交自己写的文章给他。我便把当时写的一篇关于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的文章交给蒋老师。过了一周，蒋老师把这篇文章还给了我，说我基础不错，可以全力准备考研。这让处于彷徨状态的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学习的劲头更大了。

20世纪80年代，学术交流变得频繁起来，这批学术研究的先行者的讲演对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86年春天王富仁来山师作的一场学术报告。王富仁早在聊城教中学时便得到过冯光廉老师的赏识，冯老师在中文系分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便邀请王富仁来山师给全校师生作了一次大型的演讲。当时，我怀着无限憧憬的心情聆听了王富仁的这场学术报告，并在不甚明亮的灯光中写下了十几页笔记，生怕错过一些精彩的论述。王富仁用平实的语言，站在从农村走出来的启蒙者的立场上所做的深入浅出的论述，让思想正处于嬗变期的我醍醐灌顶，从而初步寻觅到了未来的发展之路。除此之外，宋遂良老师还曾经请来上海的青年批评家宋耀良就新时期文学做报告，让学子们获得了瞭望更为广阔的外面世界的窗口，为我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路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再度回忆大学生活，让我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每一个学期紧张的学习生活，还有每一个假期寂寥的自习生活。每一个假期，我在家里小住一周多后，便返回学校，在空旷的校园里漫步，在寂静的教室或宿舍里读书。这时，大部分学生正沉潜于故乡的生活中，绝少有提前返校的，而我作为少数提前返校的学生，则享受着校园里静谧的学习环境。宿舍前后的核桃树偶尔掉下来早熟的核桃，让这种静谧的环境平添了不少的田园风光。我利用假期，细读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又研读了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著作。在读书的过程中，读到精彩的内容时，我不仅抄录下来，还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写下来。四年下来，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些读书笔记并不是简单地抄录书本上的片段，而是记录了我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启发。我把这些读书笔记称为“思想火花”。我后来写出的不少论文就是根源于这一时期因阅读而摩擦出来的火花，这也让我真切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学术能力固然与年龄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与一个人胸中所装下的世界大小有关系。一个人胸中所装下的世界越大，思考问题的基点便越高远，由此打开的世界自然就别有洞天。

蓝图很美丽，但实现蓝图的过程却异常艰辛，许多立下了远大志向的人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其根本原因就是在落实上出了问题。我确立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志愿，但真正实行起来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很难找到门路。为此，我专门订阅了《文学评论》进行研读，还模仿一些论文写作的外在格式。这种皮毛的模仿自然不是通向学术研究圣地的捷径，其结果是我经常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走出这段人生的沼泽地。为了对抗自己的这种消极思想，我经常为自己鼓劲打气，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自己没有放弃自己，就没有人能够放逐他。

正是凭借着这么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在大学这一人生的分水岭上，我总算是翻过了那道“水分两边”的山脊，从而把学习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大学四年之后，我考上了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山师接受更加深入的教育。考上硕士研究生，的确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遐想，情绪自然也为之提振了起来，颇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无限快意，这样一种无限快意也在全身弥漫开来。客观地讲，考研对一个大学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如果没考上研究生，也许会打道回府，在惠民师范学校谋一个教师岗位，然后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得其乐的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