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一个叫刘鹗的人

一

大约是大学第二年的某个晌午，由于没课，我便一个人信步出江南大学青山湾校区大门，左转。夏日的阳光很烈，但通惠西路上年过半百的老树却傲然撑着自己的伞骨，交错的枝丫、婆娑的绿叶将日头挡住，似有若无地筛落些许阳光。地面有落叶和阴影，树干上有蝉鸣，树冠上有栖鸟，这条宽阔而车流汹涌的道路上偶尔也掀起一阵风。不远处即是古老的江南运河，时不时能听到货运拖船低沉的马达声。

当时并未刻意找寻方向，但现在想来，也许冥冥中有谁正向我招手。至惠山公园后，我仍旧左转，遵照某种习惯沿着公园的围墙继续向前，随后再左转进入一条小路，这便是惠山横街了。路口有座古朴的青石牌坊，上题“九峰翠嶂”，绿漆修饰，极其简陋，只构成一座“门”，高不过三米，石柱粗也就十几厘米。路两侧少树，左侧为惠山公园栅栏，右侧为沿街民房，房屋一律只有两三层，石灰水刷成，灰扑扑的，在夏日的照射下显出丝丝古韵，但行人匆匆而过，哪里会想到古色古香呢？就是在这条路上，历史悄然演化着，城市不断发展。几年后，一座惠山古镇横空出世——它就建在这处被我反复踏访过的故地。向前不过三百米，右拐可至菜场，左手为当街而立的汤圆店，店门口牌板上用毛笔写着“祖传秘制”，无论是酒酿汤圆还是桂花汤圆、花生汤圆，都色香味俱佳，因此我常一早来吃一碗，吃完再逛菜场及场外的古董摊位。古董摊位是我的挚爱，有卖古籍旧书的、卖字画的、卖瓷器古钱币的、卖古玩木雕的，也有卖老地图和民国老广告的……不一而足。作为穷学生，我能买的也就只剩下古籍旧书了。

那日，我照例直奔旧书摊。所谓旧书摊，其实只有两平方米左右，地上铺一张床单，然后将书按顺序摆放。书分三六九等，清末民初的归为一类，语录和理论归为一类，接下来便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二十世纪的由于簇新，所以侧码着，只露出书脊让人看名字。民国旧书少见好书，多数是谁的医书药方，但那一日我却发现了一套残破的线装书籍，共四本，翻开一看，竟是图绘版《老残游记》，除此之外，还有“中华民国四年何仲基题”等字样。那一刻，我似手中托举着九十年的光阴，隐约觉得缘分来之不易，我从未对一本古籍产生那么热切的渴望。纸张软塌，纸面灰黄，摩挲其上，有世事尘埃之感，轻轻合上，一股历史余风飘了出来，荡漾面颊之上，我闻到了蠹虫的味道。

作为老顾客，在几番讨价还价后，我最终以四十元买得这套《老残游记》，随后开启了一场与老残游历世间、探险人生的传奇之旅。每每想到老残这走方郎中游走于官场边缘，入世出世，直斥酷吏误国祸民昏庸无能，害民比酷吏贪吏更甚，便觉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老残游记》列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并留下“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十六字真言，实在不虚。然而遗憾的是，老家拆迁，这套古籍不知去向，直到自己落户南京，我才再次与刘鹗续上前缘。

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国掀起立宪请愿高潮。就在这连绵呼声中，一群身着棉麻质褂子的快班衙役不合时宜地出现在江宁府。六月江南，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距离燠热的三伏天仅剩一步之遥。

他们看上去气势汹汹，实则鬼鬼祟祟，怀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岁月动荡，谁又被他们盯上了？这是个谜。直到一个留着一小撮黑须的中年人出现在众人视野中，人们才恍然。不少人认识他。此人身份特殊，出身官宦家庭，如果要罗列他的履历，恐怕能用蝇头小楷写出厚厚一沓纸。他参与总理衙门考试，候补过知府一职；他参加过黄河治理，可谓治黄功臣；他崇尚实业救国，为铁路建设奔波辗转；他还以一己之力开仓放粮，拯救万民于水火；他悬壶济世，常免费为病患治病，且时有妙手回春之法；他慧眼识得甲骨，使得中国的甲骨文成为举世显学。如果再风趣一点，说他是南京历史上第一位炒地皮的大亨，恐怕也没人会反对。然而现在清廷容不下他了，要狠狠地教训一下他。在王朝的实际掌权者眼里，此人——刘鹗，罪恶滔天。

距离光绪帝、慈禧太后离世，只剩下4个月了。实际掌权者袁世凯对他心怀私愤。六月十七日，这个未来的窃国者为他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当日，道员杨文骏抵宁，谒见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面呈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袁世凯的意旨，嘱拿革员刘鹗解京。站在总统府门前，昔日肃静的两江总督衙门早已聚满了熙熙攘攘的游人。他们从天南海北麇集而至，带着某种兴奋，穿梭于偌大的古建筑群，偶尔也慨叹历史的兴衰。导游为了满足游客们的猎奇心理，搜罗了众多有趣的典故、传奇、绯闻，让游客看得开心的同时听得尽兴。不过，端方不是林则徐，也不是曾国藩、张之洞，人们并不关注端方，也就不关注端方在这座豪奢的衙门里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看，端方是孤独的。没有人在乎孤独的端方背后的文人气质。这样一位晚清煊赫人物，在这里待了三年，三年里留下多少痕迹，早已无人问津。好在，他一脚踏进历史，一脚跻身文化。

清末郑孝胥人品不佳，但颇为识人，他曾说：“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端方的才干由此可见一斑。同时，端方还是收藏大家，张謇为端方所写的挽联格外凸显其收藏之丰、之巨：“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陶斋录》；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半，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作为有着革新思想的清朝贵族，端方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有机会出访日本及欧美多国，总结考察成果，上书《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编著《欧美政治要义》，把国之振兴引为己任。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的三年，也是刘鹗活跃于此的三年，无形之中，他们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除了史实之外，人们更愿意相信某种深藏其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玄奥。刘鹗与端方之间，势必存在着这种不可言说的关系，哪怕只是一根蜘蛛丝。

来者不善。杨文骏曾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之一，此银行是盛宣怀的产业，盛宣怀与刘鹗曾在1896年卢汉铁路的承办权上大起纷争，故而杨文骏对刘鹗的态度也不会好到哪里。面对杨文骏，端方内心悄悄涌起波澜。但官场上，讲究计策，表面功夫还要做足，于是端方次日（十七日）发电，致“北京袁宫保”，极尽卑微地说自己已经承蒙杨文骏“面述尊谕”，而面对杨文骏提出的“刘鹗来宁具呈声明报效地亩事”，端方忍不住探寻“是否即行捕获，请示遵行”，如果刘鹗被捕，“应如何奏明起解，并解交何处，乞示”？端方有意为刘鹗争取出逃的时间，于是一面好好安顿杨文骏，吃好喝好玩好睡好，另一面紧急特召刘鹗好友王孝禹，有意透露消息，并故意拖延了捉捕时间，由白天改为夜间。

王孝禹不仅是端方的幕僚，也是晚清书法家，藏书亦丰，与刘鹗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能绘画，善鉴别，精篆刻，两人常有往来。

王孝禹立马写字条，叫专人送至刘鹗住处，可是却被刘府老管家李贵“挡驾”，坚持说老爷睡了。送信人只得将字条嚼碎吞下，致使刘鹗丧失了出逃时机。细细思来，这个说法未必靠谱。一来，人命要案，绝非儿戏，任谁听闻后都会火急火燎第一时间通知；二来，李贵既为老仆，当知王孝禹是刘鹗好友，绝没有让王孝禹派来的送信人吃闭门羹的道理。

六月十八日，袁世凯收到端方镍电后，将之归入外务部本日公文收档。

六月十九日，外务部发急电致端方，列述刘鹗罪状三条（一戊戌垄断晋滇矿利，二庚子盗卖仓米，三上年私运韩盐）；命端方“密饬查拿，先行看管；获后电复。俟酌定办法，再（由外务部）电达”。当日端方收到外务部此电。

这几封电文，出现了一些出入。端方在第一次电文里特别提到“提出刘鹗来宁具呈声明报效地亩事”，但到了六月十八日外务部的回电里却绝口不提。端方所言，是听了杨文骏的密令。这也就为刘鹗被捕的真正原因埋下了疑问，既然这三大罪状均为旧事，怎有旧事重提之理？必然是有不可言说的隐情，而这隐情或许只是个人恩怨，上不得台面。

总之，端方为刘鹗争取到了两天时间，而刘鹗仍旧错失了逃跑的机会。到了六月二十日，端方发号（廿日）电，致“北京外务部”：“革员刘鹗，已派巡警总监何道黻章带同委员许炳墩设法在宁拿获，交巡警局看管。”

端方后来有没有见过刘鹗？我们不得而知。

六月二十二日，外务部上奏折，附片专陈刘鹗罪状，“贪鄙谬妄，不止一端”，列举戊戌矿、庚子米、上年盐三款，谓“均系营私罔利，勾结外人，贻患民生，肆无忌惮，若任其逍遥法外，实不足以惩奸慝以儆效尤”。奏报“现接准南洋大臣端方电称，‘该革员因浦口议开商埠，来宁具呈报效地亩’。经臣等电复密饬查拿、先行看管”；请示“应如何惩办之处，伏候命下，即由臣部电知南洋大臣遵照施行”。刘鹗浦口囤地之罪，被袁世凯巧妙地抛给了端方，仿佛是端方有意捉拿刘鹗，欲治其罪。

刘鹗被捕后迅速由兵船押至汉口，随后由湖广总督派员押送北上，经河南、陕西、甘肃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按原计划刘鹗是要被押解至京城的，刘鹗在北京关系网庞杂，李鸿章、吴大澂、王文韶、徐郙等，都曾是他强大的政治资本，遗憾的是他们早在刘鹗出事之前纷纷离世。庆亲王奕劻在京，他是参与庚子赔款谈判的总理大臣，深知国之屈辱，国之衰颓，深爱刘鹗之才，也大力支持刘鹗的许多建设思路，曾阻止袁世凯对刘鹗的打击。袁世凯抓住了刘鹗炒地皮的把柄，知道刘鹗一旦进京，可能会有申诉的机会，因而刘鹗终究未能回京，而是直接被发配新疆。历史是波谲云诡的，人物的命运也是瞬息万变的。

三

在南京的第三个年头，我和朋友创业，将办公点搬至浦口，此举使我与刘鹗的距离更近一步。

彼时，长江大桥尚未大修，大桥的南北堡还设有公交站台。我常从大桥一侧步行至南堡或北堡，然后乘坐公交车，既锻炼身体，又能够感受大桥的雄伟和长江的风光。江风猎猎，卷起衣袖，颇长豪迈之情，而向东远眺，六合大厂地区的烟囱高耸林立，轰鸣的机器代表着工业文明；向西俯瞰，浦口码头如一块跳板突出江面，浦口火车站则掩映在稠密的树荫里，交通发展的力量孕育期间。这两处，我仿佛都看见了刘鹗的身影。

刘鹗罹难属于数罪并罚，“浦口囤地”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知道他沿江而上时有没有过后悔，有没有为自己一生既有草莽英雄的气概，又有百无一用书生的舛运而黯然神伤。当他再次路过湖北时，是否听到卢汉铁路上轰鸣而过的火车笛声？是否感叹过自己为何才大志大偏偏诸事无成？

刘鹗具有优于常人的预见性，他似乎预感到浦口这块沿江荒滩在不久之后将大有可为。

1902年，刘鹗与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等在南京创业，开办“三洲地皮公司”，合购浦口九袱洲地。九袱洲原名九洑洲，“洑”有涡旋之意。“九洑”则表示有多个涡旋，由泥沙淤积而成。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馆珍藏着一份《浦口港的开放》（1911年-1917年归档），其中一页手绘图上，紧挨浦口火车站、浦口码头的黄金地段，有三个地块用彩笔勾勒出来，并注有刘鹗的名字。其中一地块上标示，“刘鹗名下追出之一股，每一股均约一千三百七十亩”。实际上，据保守估计，三洲地皮公司名下土地应该有5000亩左右。这些土地于1905年正式领到购地执照。1908年，恰好清廷开建津浦铁路，刘鹗顺势而为，着手将九袱洲地块抢先一步开商通埠。孰料，当地劣绅陈浏仗着自己朝中有人，逼迫刘鹗以原价转让。《老残游记》中的老残有刘鹗的影子，从这部小说里面不难发现，刘鹗属于遇强则强的类型，陈浏没等到刘鹗低头，反而碰了一鼻子灰。然而强盗自有强盗理论和强盗手段，他通过京中御史吴文翰将禀帖投到清廷军机处、外务部、邮传部等，控告刘鹗“私集洋股，揽买土地”。袁世凯自此知道刘鹗在南京的事。

有一种说法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曜由河南布政使调任山东巡抚，恰逢黄河连年泛滥，张曜焦虑之际想到治水专家刘鹗，将其招至幕中担任黄河下游提调官，成为他日后治黄的力助手。据著名学者严薇青考证，在这期间，袁世凯也游幕于张曜府上，袁世凯眼见刘鹗大红大紫，自己却久不被重用，托刘鹗向张曜求情，借外放任职伺机寻求发家机会。而张曜目光犀利，本就知人善任，对袁的人品颇有不满，故而没有同意袁的要求，自此袁世凯便对刘鹗产生了误会与怨恨。

刘鹗当时所购九袱洲荒地，靠近津浦铁路终点。津浦铁路作为南北大动脉，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未来的国之栋梁正是沿着这条铁路走南闯北，为国家崛起奋斗不息。九袱洲地理位置特殊，自然而然成为一片红色土地。1927年11月，中共南京市委农运委员宋震寰（宋日昌）带领两名团员来到浦口，通过浦口码头工人、共产党员李鸿彦开展地下工作。随后，李鸿彦又找到浦口铁路工人、共产党员胥光亮。胥光亮当时已在九袱洲贫雇农中串联，发现九袱洲农民具有强烈的觉醒意识，他们趁机发展党员，顺利成立起南京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节假日期间，我常以骑行的方式去探寻散落于历史角落中的南京地名，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故事，一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尽管已被大众遗忘，但只要我们走入那片土地，依然能够感知到他们强大的磁场。他们是幸运的，我们亦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在某时某刻不经意间隔空相遇，或沉默，或交流，或相视一笑，在往后的日子里又常常想起那个独特的时刻，或慨然，或凝重，或奋起想要记下什么。这是彼此之间的一场精神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