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鸟，白鸟

一

九年前，我住在镜泽县西北角的龙湾社区，与四个人合租一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成的老平房。我住的地方离镜泽很近，出门右拐走三百米，再下两个缓坡就来到水边。那时候镜泽已经缩退至十里方圆，水位接近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站在西岸的小丘上，可以轻易望见东岸的石庵废墟。我每天下午都会步行到镜泽边，和钓鱼的人聊天，偶尔还亲手抽上几竿。那年春天一直在刮沙尘暴，本地人把这种天气叫作黄风天。在黄风天里，所有人都灰头土脸。除了钓鱼佬，没人愿意出来遭罪，当然我是例外，我不愿意待在五个人合租的老旧平房里，除了睡觉，我宁愿整天待在外面。待在外面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看到一种从南方迁徙来的白色候鸟。它们要在镜泽度过半个春天、半个秋天，以及一整个夏天。可只有在春天，它们的羽毛是白色的。听当地人说，这种鸟的羽毛到夏天会变为灰色，一入秋就完全变为黑色。我从来没见过会变色的鸟，这是第一次，所以我很仔细地观察它们的姿态和习性，就像一个真正的鸟类学家那样。

一个早晨，我从床上醒来，扭头看向窗外，天空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灰褐色，像一片烤焦的烟叶。我不愿意起床，想到昨晚混沌的梦，赶紧用笔记在床头桌的桌布上。那块桌布正反两面都写满了我的梦，我无数次提醒自己，搬家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带上。之后我便去洗漱，做饭，看几十页书，十点准时坐在电脑桌前，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我要连续写三个小时，下午一点左右停笔，稍微睡一会儿，出门在社区随便哪家餐厅吃一顿单调的午饭，然后走出老平房后门，一路走到镜泽边去。那一天，二○一五年三月十七日，我如上述的规律活动，只在路过邓怡房间时稍稍犹豫。她已经好几天没露过面，我对此有些担忧。当然，我了解她的作息，或许她正在房间里快乐地潜伏着，玩手机、追剧，用一切手段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在停留的那一瞬间，我有种冲动，想去敲开她的房门，解释清楚前不久发生的一桩荒唐事，并承诺仍然珍重她的友谊。可我没有这样做，我继续前行，用很多理由打消心中的疑虑。我习惯这样处理问题，搁置，冷冻，让它们慢慢陈腐，终至于消失。当然，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不一定会阻止她做那件事。她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我的一点惋惜和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二

前一年秋天，我刚搬来龙湾不久，有个叫“朱哥”的人来找我聊天。他是我的邻居之一，跟我住在同一个大院。朱哥进门后，先是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客气话，随后话头一转，指向阳台对面那个只和我隔了一条排水渠的房间。他神情严肃地说：“兄弟，你知道住你隔壁的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问：“什么人？”朱哥说：“精神病、暴力狂和杀狗犯。”我问：“隔壁住了三个人吗？”朱哥说：“不是三个，就一个。姓邓，叫邓怡。女的，二十来岁，长得挺漂亮，就是疯得厉害。”我问：“她是杀狗犯？她杀了很多狗吗？”朱哥说：“不多，就一条，一百二十斤重的巨型比特犬。她砍了那条大狗的头，扔在门外垃圾桶里。对了兄弟，那狗主人原先就住你这屋，你要是喜欢猫狗，趁早别养。”我说：“我不养狗，也不养猫。”朱哥说：“还有一点，你要注意。隔壁那疯子，其实也不太疯。她经常带些不三不四的人回来过夜，你懂吧？”我说我懂。朱哥拿眼睛打量我，似乎在判断我是否真懂，最后他说：“你懂就行，但你别说出去，我也是瞎猜。”我说行。朱哥临走前，意味深长地嘱咐了我一句：“兄弟，不要让她搞你。”我没听明白他的意思，朱哥却不肯再说，只是让我去想象那颗被割下来的狗头。

那段时间，相比于从未谋面的女疯子，我更在意的是自己的梦。自从搬来镜泽边，我经常做一些诡异的梦。梦里有一个面目模糊的女孩儿，以及一只通体漆黑的大鸟。那女孩儿与黑鸟相伴同行，一起进入我的梦，也一起离开。我被这些梦弄得满头雾水。有一天清晨，我在梦醒之际，把还未消散的梦记在床边一张桌布上，自此，我有了研究的依据，那张桌布成了我的记梦簿，上面写满了我的梦。我经常对着桌布一看就是一整天，试图从那些毫无逻辑的表象里捋出一根规律的线，可结果总是徒然。我的研究没有任何进展，女孩儿和黑鸟还是会如约出现。在这样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我浑浑噩噩地过到了冬天。

那年冬天我过得很艰难，一直找不到工作，小说发表也不顺利，为了能按时交房租和取暖费，我在网上找了份兼职。工作地点在吕字巷，时间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连轴干八个小时，中间没空吃饭。下班后有凉透的工作餐，随便对付两口，就得赶忙搭末班公交回家。吕字巷距离我住的龙湾社区大约七公里，如果赶不上末班公交，那只能一路走回去。我走过一次，那是个雪天，我冒着寒风和大雪往回赶，头顶是昏黄微弱的路灯，这情景让我想到林冲，顺带着也萌生了孤愤怨怼的心情。但见到邓怡那天，是个晴朗的夜晚。无风无雪，甚至也不太冷。月光照在积雪上，四下通明。我下了公交车，走了几百米回家，一路上想的是挪威画家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的名作《月光下的德累斯顿》。快走到家门口时，我忽然改了主意，想到镜泽边去看一看。听说古时候镜泽像海一样不会结冰，我好奇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几分钟后，我来到镜泽边。如我所料，水面冻得很结实，冰层足有十厘米厚。月光照在冰面上，如同白昼。我踩着冰往湖心走，如果时间允许，我想我能一直走到东岸。我边走边往两边看，左手边有一只冻在水里的驳船，我打算就走到这里，转头往回走。刚回过头，我就看见了她——邓怡，她站在离我十几米的位置，穿着很厚的衣服，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看。在看见她的一瞬间，我就知道她是邓怡。虽然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可我还是无比确认，她就是住在我隔壁的女人。我慢慢走到她身前，这时她把围脖和口罩全摘掉，露出整张脸。

“你见过我吗？”她问我。

我摇摇头。她眼睛里满是失望。

“我叫邓怡。”她说。

之后我们结伴走回去，她回她的房间，我回我的房间。老平房暖气不太热，我的手脚好久才暖和过来。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脑袋里回想起许多事。我想起那个面目混沌的女孩儿，她总爱出现在我梦里，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无从考证她出现在我梦境中的现实依据。但就在刚刚，在邓怡面前，我梦中的女孩儿与她重合，幻化为一个有面目的人。鹅蛋脸，眼睛很大，两颊有一抹不自然的绯红，额头很宽，鼻梁稍短，两只鼻孔四十五度角朝下，略微外翻。她的头发是红棕色的，即使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也能看出她发质柔软、发量奇多。她说她叫邓怡，原来我梦到的女孩儿是邓怡。

三

翌日清晨，邓怡来敲我的门。我开门，看见她抱着一个婴儿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盯着我看。“老覃，”她说，“给你看看我的孩子。”我被她的举动吓到了，我猜想，她或许真患有某种精神类疾病，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不然谁会因昨晚的一面之交，就把孩子抱来给人看？我无法理解，但仍礼貌地把她让进门来。我的房间很乱，衣服到处堆叠，地上摞着外卖盒和书，有张单人沙发是空着的，我让她坐在那里。我看见她的右手一直放在婴儿的嘴巴上，便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这是为了避免婴儿吵闹。“他实在太吵了，睡醒了就要哭叫，我怕影响邻居们休息。他们不待见我，我知道。”她说。我尴尬地笑了笑，倚坐在电脑桌沿上，说：“我这里有点脏乱，可能还有点味道，你别介意。”她摇摇头，说：“已经算比较干净的了，上一个住这间屋子的人，把这儿当厕所用。她有个铜制的小尿盆，晚上就尿那里面，尿尿跟敲锣似的。哦，对了，她还养了条狗，那条狗后半夜会打呼噜，跟打雷一样，吵死了。”我指了指她怀里的婴儿，她反应过来，松开一直捂着婴儿嘴巴的手。婴儿没哭，蔫蔫的，看他小小的身体，应该还不满一周岁。不等我问，邓怡就抢着开口说：“不是我的，你别瞎想，我才二十岁，这是我弟弟。我妈跟我爸吵架，把他送到我这里就跑出去了，你看，这么冷的天，我能把他送到哪儿去？”我说：“确实没处可去。”邓怡说：“是的，我跟他们一年多没来往了，他们什么时候有的这孩子我都不知道。”这句话说完，我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她低头逗那孩子，我抬头看屋顶上的裂缝，心里想该找个什么借口出门上厕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最后是那孩子先开口，他使劲号啕了两声。我清清嗓子说：“你看他是不是饿了。”

邓怡把食指伸进婴儿口中，任他吮吸，闻言一愣，念叨说：“不能吧，刚喂过不大会儿，网上说的几个小时一喂来着？”她边说边起身，把婴儿放在沙发上，快步走出门去。我本能地站起来，想伸手拦住她。我怕她一走了之，把孩子扔在这儿不管了。可最终我没有那样做，只是蹲在沙发旁边，佯装照看小孩子。过了大约五分钟，邓怡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瓶冲好的奶粉。她笨拙地吮吸一口，试了下温度，然后把奶嘴塞进婴儿的嘴巴里。她一只手拎着奶瓶，一只手扶着婴儿的头，转过脸来对我说：“他被我照顾得很好，我能看出来，他喜欢跟我一块待着。”喂完奶，婴儿的眼睛活泛了些，脸上也有了笑。邓怡看了眼时间，说：“我们该走了。”我说好，站起来送她出门。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我看到她后脖颈处有一颗豆粒大小的黑痣，很巧，我梦中的那个女孩儿也有一颗长在同样位置的痣。我更加确认，邓怡与我的梦有所联系。她临进门前，扭回头来，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说：“老覃，你从前见过我吗？”我沉默了很久，说：“没有见过。”她点点头，随即又问：“你下午有事吗？可不可以帮我照看一会儿孩子？”我说我下午四点要去上班，她说：“我四点之前，不，三点之前一定会回来的。”我问她干什么去，她没有回答我。

下午，我到她房间里去。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个标准的女孩儿房间，墙上贴着粉红和靛青二色壁纸，吊灯上悬挂着三颗星星一轮月亮，巨大的白色玩偶熊摆在床头，玩偶熊旁边是一大一小两个枕头。她房间有一张绿色地毯，上面绣着白鸟、波浪、森林与太阳。婴儿摇篮就摆在那张地毯上，邓怡坐在旁边轻轻摇晃。我说：“我来了。”邓怡说：“还早，我们还可以坐一会儿，你要喝什么饮料吗？冰箱里有可乐、奶茶、果汁和矿泉水。”我说：“谢谢，我不喝，你屋里居然有冰箱。”我说的冰箱是一台不到一米高、袖珍型的车载冰箱，冰箱门贴满了卡通人物的贴纸。邓怡说：“二手市场淘换来的，不怎么费电，制冷效果还可以。”我点点头，在心里犹豫许久，还是决定把那件事问出来。“我听说了一些事，”我说，“是些很恐怖的传闻，关于你的。”邓怡无所谓地抿抿嘴，说：“我知道我知道，和狗有关吧？”我停顿了一会儿，说：“对，他们说你杀了一条巨型比特犬，还把狗头割下来扔进垃圾箱里。”她说：“没错，他们没有骗你，我确实这样做了，并且觉得很痛快。”我对她的话感到难以理解：“你是说你对杀戮这件事感到痛快？”她看着我说：“错，不是对杀戮这件事，而是对杀死那条叫‘蛋壳’的比特犬感到痛快，当然，看到谢芸那张惊恐的脸蛋也会使我感到痛快，她不该挑衅我。”我感觉自己接近了事情的真相：“她怎么挑衅你了？”邓怡说：“也没什么，她就是不听我的劝告，非要把她和狗的尿液倒进这条排水渠里。”她说到这里用下巴点了点与我的房间相对的窗户，窗户下面是一条不足一米宽的排水渠。“我习惯开窗，她的尿和狗的尿混合在一起，那骚味儿令人难以忍受。”她说。我点点头，这个理由似乎可以解释她的杀狗行为，但不够充分，如果要达成杀狗的目的，邓怡必须是个易怒、躁狂的人，换言之，精神病。我鼓起勇气问她：“你有神经病吗？你别误会，我纯粹是好奇。”邓怡笑了，她笑了很久才停，笑完用眼睛盯着我看，一字一句地问：“你觉得呢？”我说：“我觉得你多少是有点，可能算不上精神病，但也属于心理或情绪上的毛病，有可能是体内激素分泌失调……”邓怡又笑了，她说：“我觉得自己没病，你不知道，我忍那条狗很久了。”说完她就起身，拎了一件外套，换上鞋，大步往门外走。我追问道：“那狗咬你了还是那个叫谢芸的女人骂你了？”邓怡没回答，她关门离开了。

我没有照顾小孩子的经验，对照顾一个不满一岁的婴儿，更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好在这孩子吃饱了正在睡觉，我只需要看着他就好了。我凑近了打量婴儿的脸，大双眼皮，脸蛋红红的，可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出小孩儿的可爱劲儿来，像个老头，越看越丑。我尽量不去看他，坐在地毯上观察屋里的陈设。屋子很小，可能只有二十平方米，除了床和桌子外，还有一把椅子、一个柜子、一组晾衣竿和一大一小两个行李箱。床底下码着很多鞋，柜子顶上有两个收纳袋，靠近窗户的角落里放着一台电磁炉和一些锅碗瓢盆什么的。简单的陈设却让我目不暇接。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是我看不明白的，比如桌上的日历，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我不明白这个日期对邓怡来说有什么意义，或许是她的生日？难道她只有十八岁？漫长的等待过后，邓怡终于回来了。这期间那孩子一直在睡觉，可能尿了也可能拉了，但没哭，没哭我就当作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