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盛宴

当我凝视和思考“行走”时，行走在人生展开的过程中便无处不在。

父母保留了我在四五个月那么大时的一张照片。斑驳黑白照片映现着一个趴在席地上的幼童：穿着肚兜，全身莲藕般圆滚滚的，藕节般的手脚，浑圆的脑袋，肥胖的身子，组合出一个活泼、懵懂的幼童形象。一只手在席子上撑着身体，一只手微微抬起来，做着要向前爬行的样子。这是由闪光灯、显影粉、定型液在相纸上定格的瞬间；这是我作为一个人在本能的驱动下，在往后开拓人生版图的一生中开启的第一步。我相信到此为止，我之前的努力还是没有意识，喝奶、睡卧、滚动都是由本能驱动的。但这一次的爬行，它的意义更加重大，它是一次“迈前”的尝试，我相信这一次的向前的意识和意志已经产生了，虽然不会很明确；之前的其他动作，喝奶、躺卧、翻滚，没有方向感，没有空间感，只是无目的的本能，在所有的动作中，背后是一片无目的的空茫，就像种子的发芽或竹子的拔节。纵使那嗷嗷待哺的小嘴在拱向奶头的那一刻，也只是向日葵朝向太阳的本能使然。而此时，上身被双手用力撑起，双手向前爬行的这一刻，却凝聚了人开始觉醒的意识和意志，它是诉诸开拓人生版图意图的第一次努力。我相信所有的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当第一次发现孩子开始爬行时，也会有从未有过的震撼。第二次震撼可能就是在他开始学习站立或迈出第一步的时刻。父母的惊讶是来自对人直立行走的属性的认同，孩子的第一步等同于开拓人生版图的一步，有如打下了人生版图的第一块基石，他人生边界将从这里开始，它会衍生出种种可能，直至延伸到此时还不可知的地方。

由此开始，我的人生展开了不可知的行走。行走的目的在于扩大人生的版图，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这个角度出发，爬行、散步、赶路、奔跑、骑着单车、坐着汽车、乘坐飞机、“坐地日行八万里”，这些都是行走的外在形式；神思漫游、精神交流、对话等，这应该是内在精神的行走方式。是这一系列的行走踩踏出人生的版图，一个人走得多深远，人生的版图就有多广大。行走必然在时间之中，在无知无觉的时间中，在喧哗的时间中，在沉默的时间中，动作的行走和精神的行走都在进行。特别是精神的行走，只要灵魂不死，精神的行走和远行就不会停止。只有那些行尸走肉的人，才在肉体还没消亡时，就停止了思考、灵魂的拷问，听任惯性和规章制度的劫持。肉身的行走必须伴随思想的行走，那行走才能拓宽生命的边界，不然就会像羊群效应发生时那样，在一个范围内转圈圈。

我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向何方。我的父母可能知道，但那只是愿望，而且必然和我未来的人生真实相去甚远。这路只在我自己的脚下。

在读小学二年级之前，我随父母在潮州乡下和广州之间往返了很多次，有时和父母亲同行，有时只有父亲带着我。父亲在广州教书，他们十几年两地分居。我在跟随父母寒暑假奔波时，见识了不少农村孩子无法见识的社会景观。那时人们的活动范围基本被经济、交通工具和行政命令局限在狭小的地方，有些老人据说一生都没有踏出过他出生的那个山坳。我在那时看到了汽车、轮船、大城市和小城市，看到了拥挤的人群和在汽车经过的公路两旁破落的村庄。潮州汽车站门前耸立的花岗岩领袖像威严挺拔，在凌晨冷清的曦光中高举着一只手臂，仿佛他的底下是一片声浪和摇曳的鲜花，但我看到的是在寒风中竖着衣领的赶路人和蜷缩在雕像阴影下无处投宿的流浪者。使我记住这雕像的不是它在那里耸立了多少年，而是在它轰然倒塌了之后。当我再次经过潮州汽车站前的时候，发现了它的不存在，才使我记住了它曾经的模样。在家乡，我经历着周围孩子们的经历。夏天到水稻田和番薯地里钓青蛙，或在沟渠、池塘里钓黄鳝；我会和邻居小朋友一起到田埂上采集白花蛇舌草回家煮水喝。每次速降速停的大雨之后，第二天池塘的上面必然浮起一层鱼虾，它们跑到水面来呼吸清凉的空气。由于鱼们在池塘中间无法抓到，而小虾们就没有那么幸运，它们趴在池塘四周坑坑洼洼的池壁上，或拥堵在某个出水口处，只要用手或一个网袋，就能收获满满。我熟悉虾们的习性，总能找到它们聚集的地方。冬天我会和小伙伴在休耕的田野上打仗，用干硬的泥块互相投掷。我学会准确地投掷并在飞行的泥块中躲避，我勇猛的性格在泥块的飞行中逐渐练成。

我陆陆续续到了广州好几次，有时跟母亲来回，有时跟父亲。我记得好像每一次都是不同地方。虽然父亲在固定一个学校教书，但学校经常搬迁，有时在东山区，有时在白云区；有时在城里，有时在山区，这个由社会局势和形势决定。什么防御大地震，什么备荒备战，这些时局形势都会迫使学校迁徙，一副不得安宁的样子。父亲学校从山里搬到城区，又从城区搬到山里，我经历了好几次。最后一次在东山口，那时我已经读一年级了。由于住房紧张，我们一家五口只有一间宿舍，父母一商量，就决定父亲调回潮州。至少家里还有两间破房子，可以遮风挡雨，住起来不会太过挤迫。在白云区的山里，我常常和山沟里的鱼虾打交道，从提着小桶跟在父亲身后，到自己懂得用网兜捕鱼抓虾。我每天都在山里悠转，学会辨识蘑菇、野菜、野草莓。虾和蘑菇是我们那时吃不完的食物，吃蘑菇让我母亲得了风湿病，吃虾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闻到虾味就想吐，总有一股混合着氨水的臭味扑面而来。在那山里，我听过老虎的咆哮，吃过狐狸的臊肉，因捅马蜂窝被蜂蜇得要去医院救治。在山里，我懂得各种能吃不能吃的植物、果实；在田野中，我认得各种蔬菜瓜果。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我学会了在自然中求生存，甚至强忍着恶心呕吐，学会吞食活蹦乱跳的青蛙、小鱼、泥鳅。当然这和原始人、在森林中求生存的人相比，只不过是一个“文明人”的一点自然常识。

1988年，我十八岁，刚刚中师毕业，到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我向学校借了四百元，买了一部把手向下弯头的进口赛车——一部很高级的单车。那时我一个月只有八十一元的工资，每个月还学校十元。这笔钱扣到什么时候才还清，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还保留着在那个学校的课室走廊上和这辆单车合影的照片。在中师期间，我学会了摄影和晒相片，不时用黑白胶卷拍些照片，自己在自搭的简陋暗房里冲洗照片。照片中的我挺拔、清瘦，黑裤子束着长袖白衬衫，挺着身子，踮着脚，坐在单车上，一只手扶着单车把手，眼睛望着摄像头，神情轻松，仿佛心无旁骛又满怀希望。我骑着这单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和崎岖的乡间田埂上，在城里和乡下奔跑。在那个公路上还没有几辆摩托车的年代，我风驰电掣的骑单车身影，常常使路人瞩目。我每星期常常会骑四十多公里路，穿过两三个镇到一个中学和同学打篮球，然后吃晚饭、喝啤酒，第二天一早又骑单车回学校上课。青年时有用不完的力气，我的单车最高时速可以达到四十五公里。我总是有一种不要命地追求高速度的冲动，就像后来开着125c的光阳摩托车，时速可以开到一百二十公里。这种速度在公路上飞跑，会感觉发动机的轰隆声消失了，轮胎与地面的接触消失了，开摩托车的人就是抓着把手，像骑着一片树叶在路面上飘，两耳只有呼呼的风声和飞掠而过的模糊景物。青春时期身体里蕴藏着一团火，它没有方向，但必须发泄出来。体力的宣泄和冒险在我身上可能是最好的出路。那时我的思想还找不到方向，那些混乱的知识像一桶糨糊一样糊住了一张印满了口号的残缺报纸。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只有用之不竭的荷尔蒙，它们在黑暗的陋室里左冲右突，标新立异成了唯一的方向。

在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当小学老师，前途渺茫，未来仿佛一眼可以望到尽头。尽头是一个满脸粉笔灰、佝偻着腰身、满嘴不满现实的话语、话语间不断咳嗽、对着墙角吐痰的小老头形象。我在学校教师楼的二楼有一间朝西的房子，夏天燠热，冬天北风呼啸。窗下一排村民存放猪粪、半埋在地里的水缸在太阳的暴晒下，散发着阵阵的臭味，使我只能常常紧闭着窗门。我在窗台上种了一盆含羞草和一盆喇叭花。含羞草不好种，过一段时间就死去，但它在道路两旁肆意生长，很容易挖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青睐含羞草，可能与它的名字有关，而且触碰时像活物一样，会关闭张开的叶子。这可能与我的青年心情有关。牵牛花长得纤弱，在小花盆里艰难地活着，在窗棂上攀爬，间隔着时间，就开一两朵小小的粉红色的小花，像是一种贫瘠生活的安慰。我在这窘迫的环境中批改学生作业，读书、画画、模仿《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写些幼稚的文字。在此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了解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脉络，熟悉了各位大师的艺术风格以及他们的人生遭遇；懵懵懂懂地翻阅哲学著作，并为此暗藏着骄傲——这是人类最优秀的头脑的产物，它无不激励着我的自强愿望。在教书期间，每到寒暑假，我就和另一个同学，用积攒或借来的一点钱到全国旅行，多次因囊中羞涩而挨饥受饿、露宿街头。但我们从不为此而沮丧，这种经历，倒是为我们的贫困之旅赋予了悲剧的色彩、增添了英雄主义的豪情。在那几个寒暑假里，我们去过北京、上海、厦门、桂林、海南以及东北广袤的大地。我们登临名胜古迹，在荒山野岭间穿行；我们和小偷、勒索犯、警察打交道；我们节衣缩食，合理安排旅资、住宿、餐饮、照相的开支，在后来开启新的人生的旅途中，为我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无限的勇气。

在我漫长和宽阔的行走或旅行中，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后来的行走除了西藏，所有的省份都去过，有些地方一走就是马不停蹄的二三十天，国外也略走了几个国家。但给我生命最大给养的是少年时的行走，或者说出走可能更为准确，那是从一无所知的生活里开辟了新的疆域。一贫如洗的少年天地多么狭窄，只有几条街道、一片片田野、池塘和小溪流；纵使我曾经和父母去过广州，那也是虚幻的童年记忆，在我迈入青年的一刻，它并没有作用于我的生命，只是像一个梦境。只有此时，我热血的激情驱使我自己去面对行走的目的地，并且用自己的双脚踩踏出深深的印迹时，我克服的经济困难、面对的危险和目睹的大地、江河的辽阔和高山的巍峨才深切地嵌入我的生命。当我需要使用这个经验时，它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当我教了五年书之后，决定重新考大学，就义无反顾地辞职了。让我确定不在原来的轨道上度过我的人生的，不是由于读了多少书，而是因为这些年的行走使我感觉到并且确信世界的天地很宽，有许多路可走。这使我摆脱了小地方大多数同辈的思维惯性，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思考人生的去向。如果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人生成长的必由之路，那么从少年到青年这个时期，“行万里路”对于开阔视野和感受世界的作用会更大些。我如此确信只要从原来的轨道上走出去，就会有无数新的可能，我没有犹疑，也没有恐惧。就我父母那小民的规划，能有一个安稳的工作，周末到家附近的公园贩卖我的那点摄影技术，给游客拍拍照，就生活得很滋润了。而我的心要野些、更大些，虽然前景模糊，但我毅然放弃了原来的生活。在母亲茫然、无措的担忧中，我使出了浑身解数，离开了潮州这座小城。当时我有两个去路，都与我的文学梦有关：一条是到鲁迅文学院参加两年的培训，那是对社会青年中的文学爱好者开放招生的作家班，之前我到北京拜访过鲁迅文学院的李一信老师。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偶遇了翻译家屠岸的女儿，并由她介绍去了李一信老师家。在他堆满了书籍的书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与我谈论文学并答应可以在明年推荐我到鲁迅文学院读书。另外一条路就是重新考大学，这条路更符合现实和梦想结合的普通人道路。好像是柏杨说过“既要梦想又要现实，就犯了重婚罪”，我可能就是那个犯重婚罪的人。在当小学老师的时候，我幻想过到潮州的郊区凤凰山租一间农民房，在屋前屋后种几垄青菜，养几只鸡，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在那里写作。我想象中的伟大作品只能在“劳其筋骨”中产生。但命运又一次眷顾了我，在备考了一个半月后，我顺利考入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当然此中还有很多朋友和老师的帮助。文学的阅读和写作使我忽然开窍，学习和记忆成了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一本书认真看一遍，我基本就能记住大部分的内容，再单独加强一些相关的题目，一科的学习就算完成。在参加政治考试的那天，我看错时间，晚了一个钟到考室。当我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进入考室，监考老师拦住了我，问我来干什么？我说考试呀。她说已经开考一个小时了。我头脑轰的一声，一片空白，草帽像准备考试前的热切期盼都掉到了地上。我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就这样完了！这就完了！我好不容易……”老师说别急别急，我去请示一下主考官。征得同意后她让我进去考试。当她看我汗水湿透了后背，坐下来奋笔疾书时，这位好心的老师轻声告诉我，慢点写，一会儿再给我点时间。这舒心的话语让我松弛了下来，我专注地投入答题里。在铃声响起前，我已经完成所有的题目，在铃声中准时交卷。这样好心肠的人我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也还碰到过几位，他们善良的举动给了我开启新的人生的机会。一个不经意的善举里面所蕴藏的力量有时是如此巨大，就像一个善的世界在一个举止间滚动，并时时带来意想不到的希望。进入大学之后，我的人生开启了另外一个征程，虽然生命内在的活力、激情、理想主义和少年时一脉相承。

我相信地理上的行走和精神上的行走在人生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两者在不同人身上的作用可能不同。像我这种资质平平的人，地理空间上的行走可以给我开拓眼界、提供更大的学习和发展的机会。我看到过比我聪明许多的同辈人因为在小地方生活，最终被小地方的习气和惯性吞噬掉了，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人。而对于像康德这样的人，纵使一辈子生活在哥尼斯堡，也丝毫不影响他思接千古、畅游万里的思想，依然不影响他建构思虑深远的哲学大厦。而我必须依靠出走，来获得生存、精神和人格发展空间的拓展。必须承认，在世界观和人格还没有建立、完善之时，空间的拓展更直接的愿望是来自对生活得更幸福的渴求，有一个“好”一点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一点对知识的热爱，就这些愿望激发了身体的潜能，走上了新的人生轨道。从这里可以看出，调整一下方向或者迈开新的一步，人生也许就会为你铺开另一个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