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到桥边

1

“桥边。”我对出租车司机说。上车后，我从裤兜里把手机掏出来握在手里，准备浏览这座城市最近发生的事。司机顿了大约三秒钟，说：“你说的桥边是南大桥吗？”我说：“不是。酒厂你认识不？”司机笑了笑，说：“镇雄城里那么多酒厂，你要是能具体一点就好了。”我说：“那就去桥边酒厂。”

“老板，你去的地方我真的不知道，要不你下车去，重新拦一辆试试。”

我说：“不必，你把我拉到县粮食局旁边就行了。”

车子一路行驶，司机还在自言自语：“桥边，我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一年下来，我总会遇上三五个不认识“桥边”的司机。老实说，在赤水河边的镇雄这座不断扩大的城市里，知道“桥边”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桥边”是三十年前的称呼，其实三十年前，桥就已经不见了，但大多数人还保留着对那座桥的记忆。实际上，桥拆毁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县城建设需要，不得不把桥挖掉，把桥下面的沟渠填平，硬化成水泥街道。如果非要说出那个地方的名字，应该叫它“油榨街”才是，然而，油榨街只是一个宽泛的名字，它包含的地方不只是桥边，而是从桥边往右到东站一带。

三十年前，坐落在赤水河边的镇雄县城，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东南西北诸门包围的，仅是瓦檐木舍数座。市内烟火浓郁，吆喝入耳，政府所有机构分散在各个细小的院落，几所学校课间操整队的口令，从高墙内的树影间徘徊数圈后，才回荡出来，模糊得像一盘旧磁带里的声音。高墙内的地名很简单，除了桥边，还有鱼塘口、人民巷、新街、槐树路、解放街、世贵街、老虎坝、箱子街、盐行街、中山路……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常常只需喘口气的工夫，如果想把所有的街道走个遍，只须燃完一支烟就成了。很多地方是按照之前的记忆来命名的，比如槐树路，是因为那里曾经有一棵高大的槐树，盐行街则是因为很多年前它曾是贩盐人的歇脚之地，鱼塘口是因为之前那里有一口小小的鱼塘……有些地名稀奇得很，比如唐二垭口，指的是一个叫唐二的人经常撵牲口经过的地方；比如贺煮酒，意为姓贺的人开的小酒厂……这些我都只是听说，我从乡下来到城里的时候，已经没几个人能说出这些名字了。

我经常从县城的其他地方打车到桥边去，是在县城扩张成之前的十倍甚至二十倍以后的事了。作为一座山城，它在吸纳着全县一百七十万人口向它靠拢的同时，也把自己无限拥挤的身子包装成大城市的形状，街巷如织，车水马龙。最为形象的是，它耸立在各个地方的高楼仿佛浸没于云端海市，放眼望去，俨然繁华大都；它有着让人窒息的堵车高峰期，重要路段常常呈现出前后都看不到头的壮观景象；它各条街道的名字都凸显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匆忙节奏——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它都不像一座县城，除非你非要住进某个人的心里去——那烟火棋盘坐落的方寸之地，始终保留着小地方的狭窄和局促。

“去桥边。”通常我不补充具体的方位。

“好嘞。”司机开始打表，一边说，“油榨街吧？”

“是的。”我说。

桥边在人民公园与粮食局之间，一个小巷子进去，里面之前是一个酒厂。开发商进驻以后，酒厂变成一个小小的楼盘，卖酒人的酒摊还在，只不过卖的是其他酒厂生产的酒。“桥边酒厂”其实是一个偏正式词语，意思是“桥边的酒厂”，如果你在打车的时候说桥边没有人知道，你就说桥边酒厂。当然，当酒厂变成一个楼盘之后，它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桥苑小区，但几乎没有人愿意去说，因为很多人觉得那个小区实在是太不像小区了，有时候值班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有时候大铁门坏了也没有人维修……有很多住在桥苑小区的人因为没有物管服务而深感头痛，因为找不到开发商办理房产手续而无限懊恼。

我从南大街打一辆出租车去桥边，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条是从金叶宾馆往南台路方向，从龙井路中段上去，可直接到达；另一条是沿着南大街往上，经世贵街、老虎坝，右转经人民公园，然后到达。两条路的距离差不多，就看司机的心情。从南大街到这座县城的任何地方，都有不同的路可以走。“南大街”是人们叫惯了的名字，它其实是叫“南广路”，是镇雄县城的主轴，建成时间不足三十年，连通老城与新区。三十年前，县城的南门在世贵街中段，南大街建好以后，南门延伸到石桅杆的师范学校一带。那时候，师范学校旁边有一个缫丝厂，厂里的女工年轻而漂亮，她们用最美丽的青春守护着南门的防线，直到茧丝绸产业凋敝，缫丝厂后来也变成一个叫“商业城”的楼盘。当然，师范学校后来也变成了实验中学。南门一直往下延伸，到九棵树。又过几年，九棵树也变成一个楼盘，九棵树以南的更多地方都变成大大小小的楼盘。南门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人们把它叫作南部新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县城向四面八方扩张的速度创下了新高，东面一直覆盖到东站以东两公里的地方，之前的外贸站成为一个坐标；西面覆盖到被人们称为“四公里”的地段，成为镇雄“高处的学区”；北面直达客运站以北的老党校——县城十公里中轴线串联起来的，是六十平方公里的版图，居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近三十万人口。曾经的东南西北各门皆丧失掉最后的痕迹，连人们心中残存的一点点记忆都快要风化殆尽了。

2

赤水河边的镇雄，它的乡下遥远得超乎想象。虽然县域版图不是很广，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总是无法用平面视觉的尺度来丈量它的胸怀。由于山高谷深，从一座山到达另一座山，往往要经过落差强烈的峡谷和百折千回的弯道，立体地形释放的立体气候也让人捉摸不透，除却“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晴雨无定，“朝冬夕夏”的温度差异也是一大特色。很多年前，城里人下乡去，除了必须带足冬夏两季的衣服，还要准备好路上的盘缠。

那些年，我们信奉的真正的“乡下”实际上高悬在我们的头顶，因此我们都很客观地拒绝使用“下乡”这样的词语，而是非常谨慎地说成“到乡里去”。从乡下进城，很多人愿意说成“去城头”。“城头”在人们心里，是“堡垒”，也是“天堂”，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在人们心里，城里人不用种庄稼，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城里人说话很洋气，乡下的学生在城里读上三年书，基本能学会平翘舌不分、鼻边音模糊的“贵族腔”；城里人穿得很干净、很时髦，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车子行到旁边也要放慢速度；城里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他们吃饭的时候根本不用筷子在碗口上敲出叮当之声……总之，很多乡下人都想往城里跑，很多乡下人一来到城里就不想回去。然而，对更多的乡下人来说，县城是何等遥远，远得想不起途中经过的那些小地名，远得生怕走一趟就会丢失了田地里拔节的禾苗。

因为遥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乡下人不得不以“贫穷、荒芜、蒙昧”等词语为自己“加冕”，不得不将“活着”作为人生第一要义，在我们所能逾越的世界上，最形象的多是彪悍、粗犷、极端、野蛮等印象体征。那些年，赤水河边的镇雄一直饱受争议，在“镇雄帮”“飞车族”等灰色称谓的“冠名”之下，人们背负着过多的舆论压力。然而，无论有多挣扎，我们还是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从乡下抵达县城，移居也好，暂住也罢，最艰难的旅程也挡不住我们行进的脚步。

那些年，在县城与乡下之间，我们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客车司机罗凯说的“塘房大石包，坐车莫心焦”。从镇雄县城回茶木，要经过的乡镇分别是塘房、林口（那时叫大石包）、以勒，而途中诸如顶拉、猫猫抓树、凉水、干丘、庙埂等小地名，少说也有二三十个，车每到一处，都会有人上下。客车司机罗凯的顺口溜，到了庙埂一带，又变成“庙埂庙埂，坐车犯困；一觉醒来，毛都不剩”。他其实是在提醒乘客们注意自己身上的口袋，每每停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奇怪的人爬上车去，他们端着一副和很多人都很熟的表情，在车上溜一圈，一边拉家常，一边干活，只要你稍不留意，身上的东西就跑到他们的口袋里去了。

那时的班车，其实更应该叫“搬车”。在路上遇上大坑，人们不得不走下车来，跑到车屁股后头推着车走。“进城的路，全是大坑。”尽管说得有些夸张，但也基本是事实。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即便是肉眼能看见，也要大费周折，何况，在镇雄人的眼里，世界再大，也大不过四围高耸入云的大山。

我们在城市里行走，在目睹县城慢慢变大的同时，也经历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的过程。就在我们扎堆慨叹光阴不再催人泪下的某一天，某条高速公路动工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它代替了千百年来茶余饭后的古老话题之后，人们开始跂足期盼。终于，第二条高速公路动工的消息又传开了，紧接着是第三条、第四条……终于，高架桥从家门前经过，飞速奔跑的汽车像气泡一样迅速消失在视线之外；终于，我们看到了火车，高铁是一条长龙啊，它穿山而过，在莽莽苍苍的群山中腾飞……终于，我们可以像做梦一样很快就抵达了城市。

奔腾的赤水河像一只被激活了翅膀的鹰，在峡谷里飞翔。在它经过古芒部低垂的雾霭的同时，有人在河边栽种方竹、囤积鸟声，梦想着有朝一日建设一座鸟语花香的城市，让它的城乡接合部成为一座座姹紫嫣红的花园。

3

如果返回三十年前，我站在南门口极目远眺，南大街还是一条土路，街上既没有成排的香樟树，也没有高入云端的楼房，有的只是几座破旧的民居和挖土时留下来的土堆。那时的南大街不叫南大街，还是几个被打包之前的小地名。如果我要从南门口去中山路，抬脚十分钟就到了，但我通常不会麻烦自己的双腿，总是站在街边等候一辆刚运营不久的三轮车。三轮车“突突突”的声音很带劲，它从一个土坡背后绕出来，冒着灰色的烟尘停在我面前。司机探出头来问：“去哪里？”我会说：“大院。”

“大院”即县政府驻地，在那个叫作“中山路”的地方。准确地说，我去的是离中山路还有两百米左右的大十字，我之所以要说成去大院，是因为车程实在是太短，怕司机笑我懒惰。当然，我花三块钱坐一趟三轮车，也不能太吃亏，我坐到中山路，然后又走路折回大十字来，心理上也就平衡得差不多了。通常，我去大十字有两个目的：一是到陈记牛肉米线馆改善一下伙食，把昨天刚从邮局取出来的十元稿费花掉一半；二是去找一个叫王定军的诗人，他住在农业局三楼的一间小房子里。

我读师范的时候，王定军已经参加工作好几年了。他除了是一个农业技术员，还用业余时间写长长短短的诗句。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去师范学校找过我。因为我也写诗，我们见了面就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他除了对我的分行文字进行毫不客气的点评，还用自己的工资请我去校门口的周家馆子里吃饭。这样大约过了一年，他去得不像之前那样勤了，起初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一味地猜测他可能是工作越来越忙了的缘故。后来我才从住在他隔壁的一个画画的年轻人口中得知，他的右腿上长了一个肿瘤，行走极为不便。直到有一天，他让师范学校的保安给我带信，让我出校门找他。我出了门，看见他坐在一辆三轮车的驾驶位上，笑嘻嘻地对我说：“我载你去街上吃米线去。”

因为腿疾无法行走，王定军用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二手的三轮车作为代步工具，经常开着它在街上溜达。我和他在鲁家米线馆吃完米线后，他对我说：“弟弟，哥哥恐怕很快就不行了，再不能陪你把诗写下去。”我第一次看见一个诗人的伤感是那么具体，眼泪就要流下来。他旋即苦笑，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呢？”两个月后，他真的就走了，留下的一堆诗稿，被他的家人用一个牛皮纸信封装起来，拿回家永久封存。

在我经常乘坐一辆三轮车去大院所在地中山路的那些日子，我认识了一个叫“瘪二”的人。瘪二虽然长得坏坏的，但我不认为他是一个坏人。最初认识他，是我刚从一辆三轮车上下来就被几个小混混围堵在一面墙下搜身的时候。那些小混混相信一个坐得起三轮车的学生口袋里一定装着不少钱，但当他们从我身上掏出了我仅有的五块纸币的时候，难免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扔下我准备逃之夭夭的时候，瘪二出现了。他嘴里叼着一根香烟，披着一件被烟头烧出很多小破洞的西装堵在路上。小混混们刚走了几步，就被他截住了。

“把钱还他。”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知道他叫瘪二，是我在师范学校的校门口又一次见到了他的时候。他拎着一根钢管，站在一群人中间，仍然穿着那件有很多破洞的西装，头发比之前长了很多。我叫他哥哥，他说：“我不叫哥哥，我有名字，瘪二。”

我说：“瘪二哥，你来这里干啥？”

“来打一架。”他说，“有人请我来打架。”

那天，他们真的在校门口打了一架，钢管、匕首、铁索、木棍碰撞出了各种声音。当警察拿着电警棍制止了这场械斗，所有人都抱头蹲在墙根接受审讯的时候，我看见瘪二对着我笑。我旋即把头低下，假装没看到他，直到警察把他们都撵进警车上。我后来遇到过几次瘪二，要么在中山路，要么在夕阳红舞厅的楼下。有一回，他见了我，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弟弟，请哥哥吃碗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