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穗“双城记”：都市文学的“两种市井”与“异乡出走”

于广泽：卢老师好！非常荣幸能够通过《广州文艺》的“‘广州＋’城市文学论坛”栏目向您请教。对于城市文学，您有着多年的研究。我想结合自身的小说创作经验，以及个人在广州、天津求学的生活见闻，向您求教几个问题。您曾从诗歌维度进入都市文化文学研究，“用诗歌叩击城市之门”，从都市感觉结构和新诗语体建构等方面萃取“城市诗学”，近年也从小说文体出发，写出了很多城市文学的论著文章，其中亦多见针对广州、湾区城市、湾区小说家的论述。既立足诗歌中“语言/情感的肌理”，又兼顾小说中“人物/情节的肌理”，以此探求理解当代城市的精神肌理。您认为这两条路径有何不同？

卢  桢：广泽兄好！非常开心能一起畅聊关于城市文学的话题，近年来《广州文艺》一直把城市文学的话语建构和发展方向作为刊物重点选题，我记得去年便有不少文章涉及这些话题，也引发了我们对于城市文学现状的思考。今年刊物开辟的“‘广州＋’城市文学论坛”栏目，更是把这种思考引入了一个宽广的空间。以前，我们经常提到“互联网＋”，这个“＋”往往有两种指向：一是像手机更新产品加个“pro”“plus”一样，代表着系统内部的自我升级；二是对应着一种关系思维，就文学来说，便是把广州的文学文化脉络牵涉至中国地方性城市写作乃至世界城市文学的宽视野、大时空中，于对话交流中透析其相同点，沉淀其独特性，以便让自身的特质走向澄明。就我自己来说，我也崇尚这种关系研究的思路，而且，我从小在城市长大，学业上又与诗歌相关，读博时便很顺畅地形成了把城市与诗歌结合研究的思路，写下了一些文章。就像你关注到的，我重视城市诗歌中的“语言/情感肌理”，城市文学不仅是对具有相似诗学主题的文本进行命名，而且还应涵盖由都市所孕育的、代表都市艺术形式的所有文本，指涉的是时代人群的心理结构。从观察路径上说，诗歌情感的肌理和小说情节的肌理，都是为了揭示、阐释这种心理或者说情感结构而生的，它们不是对立关系，应属于殊途同归。

于广泽：您曾以“居天津而述广州”的姿态关注过“新南方”地区的城市文学，想必对津穗二城的城市文学有全面的了解，我很好奇您对两座城市的印象和看法如何。我在两个城市都有过求学、生活的体验，从个人感情上讲，我非常热爱这两座城市。我对它们的热爱并非只是因为自己有过求学、工作等生活经历，而是在这种经历中，渐渐形成的对于两座城市本身的城市气质、城市人格的理解和认识。感受和认识一座城市在某些地方像极了去认识一个人，人本身是复杂的，和其他人也有共性，但仍旧有其个人独特的人格特质。直观感受下，广州和天津两地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但城市人格却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也是我身处两地来回切换，却在文化适应与精神认同上可以无缝衔接的原因之一。

卢  桢：天津文化的特点是八个字——华洋杂处，南北交融。正是这八个字，体现了天津城市“水陆枢纽”的特征，这里是一个政治、经济的融汇点，当然也是多元文化的交流场，这便与广州何其相似。清人胡玠的《轮舟感怀八首》中有句云：“千里津门瞬息回，曈曈日影舵楼开。”反映当时的天津已是中外交通海运的大港。陆世楷也有《广州》一诗，写道：“满城第宅动藩踞，横海帆樯异国传。”喧闹的水陆集市与异国的番贸云集，说明当时的广州受到国际化开放潮流的浸润。被动的开埠与商贸的开启，为天津和广州两座城市奠定了现代化发展的雏形。去年，我特意游览了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看到那些因商业交融、文化碰撞而诞生的精美工艺品，顿时萌生一种亲切感，因为广州和天津一样，都是最先面临着外部冲击、较早开启现代转换的城市，两地的城市品格中，拥有共同的精神内质，自然会影响到城市人文品格的生成。我想，可能正因为两座城市都是文化的包容场，已经习惯了让各种声音汇入其间，于是让你感受到一种“平滑自如”的切换感吧。

于广泽：印象中，天津是北方城市中最有南方味、广州味的城市，而广州也极类似于“南方”的天津。它们都处在农耕文明的地理边缘，依江（河）傍海，兴于近代，都盛极一时地“阔过”，处在中外文明融合交流、本土文明深刻转型的前沿，在很多方面开风气之先，比如我们天津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冯骥才先生在我入学时就曾不无幽默地讲过，一所大学和其所在的城市和土地息息相关，为什么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出现在天津，而不是黑龙江漠河？其中有我们需要去思考和认识天津这座城市的地方。后来，我发现就连天南大对面七里台附近天津电视台旁的电台道，也是因此地架设了中国第一个电台而得名。此外，天津还有很多“近代第一”。至于广州，也不必多说，这座城市自身就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建制市。津穗两座城市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处境也如此，它们都有过千载难逢的机遇，比如开埠和改革开放，也都有过后继乏力的不甘，如今也很难和曾处同一序列的上海、深圳比肩。就连文学史上的境遇都类似，从文学史的脉络上看，在地方性、区域性的文学史话语中，津穗二城并不像京、沪那般处在各式思潮旋涡的中心，流派纷呈，大刊云集，作家群蔚然可观，以“京派”“海派”平分天下。相形之下，其文学史处境略有几分尴尬，颇有些难兄难弟的味道。作为同在近代崛起的大都市，同样拥有浓厚传统底色的广州与天津既发生着“京派”所呈现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也有着“海派”背后现代工业文明伴随殖民扩张的本土化进程中所带来的矛盾。尽管在历史中处在京派、海派的光晕下，但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迅猛推进几十载后的当下，津穗二城已经呈现出具有独立样本特征的城市文学景象。可以说，津穗二城无论从城市自身还是以各自都市文学特征上讲，都同中有异，互为样本，这是二者可做比较的前提和价值所在。

卢  桢：从广泽兄的话语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冯先生对天津城市光辉的珍视，由此想到他近几十年来对天津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觉其之不易。作为天津人，我的确比较关注天津文学发展，应该说，在现代时期，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其报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很广，文学刊物特别是报纸副刊，至今也都是重视资料研究的学者关注的焦点。码头文化的特点，便是注重艺术的接受的幅面和通俗性。这种文化艺术氛围或许也影响到了文学，使得天津在现代文学时期通俗文学异常发达，但真正能“站得住脚”的，能够进入文学史叙述视野的作家，就目前来看的确有限。所谓文学史，就是一个认识文学的结构，“京派”与“海派”的观念认知，多年来相对稳定，这个结构可以简化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但也容易遮蔽一些细碎、丰富的内容，无论是对天津还是广州，都是如此。因此，这些年现当代研究界从“地方”维度重新进入对当地城市文学的研究，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其目的不在于确立新的派别，彰显一种强势话语，也并非向“中心”的宣战，而是秉持开放的姿态，探求地方性与开阔话语空间的关联，这也应和了“广州＋”的概念吧。

如果比较天津和广州的城市文学，我愿意选择新时期这一开端，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两地文学均浸润在国家整体改革开放的时代话语中，且都做出了极具代表性的回应。比如提到新时期以来的天津小说，聚焦点大都会集中在冯骥才与蒋子龙身上，一位书写市井小人物传奇，一位谱写工业改革者赞歌，他们共同支撑起新时期的天津文学，并各有侧重地被列入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文学史谱系之中。尤其是蒋子龙的“改革”系列书写，还有孙力、余小惠合著的长篇小说《都市风流》等，都谈到了城市改革的重要性。前者立足工厂科技提升展开，后者围绕市政改造建设发力，彰显了新时期之初改革家所面临的复杂情况。我觉得，天津的这类城市小说侧重点是“领军者”，对应的是国企改革，相比之下，广州城市书写可能更多写到了北方作家涉猎不多的个体经济样态。比如《雅马哈鱼档》，拍成电影后影响很大，说的就是广州几位待业青年靠着自谋职业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如果说两地文学同中有异，那么这个“同”便是对时代的呼应，而“异”可能就是观察对象上的差异了。作为老工业基地，天津人的生活与工业文化的关系极其密切，新东北文学写到的那些人与城在工业维度上的依存感，在天津的改革文学文本中都可窥见，而广州自身的开放性和对市场经济的敏感度，使得作家既关注国有经济形式，也自觉发现了个体经济中人性的闪光点，于此向度持续运作。说一句纯粹来自印象的话，便是天津侧重“改革”书写，而广州偏于“开放”叙事，既是城市的开放，也是人心的敞开，两者交织共建，形成对新时期以来历史主流的回应与支撑。

于广泽：您说到了广州文学写个体户，写人较为突出，其实我有一个直观而又深切的感受是，广州、天津都属于民气充沛的城市。“民气”指的是市井味、烟火气，里头浸满了绵密动人的世俗人情。天津和广州都不是在开埠或开放的潮流中拔地而起的新城，就像滨海新区与珠江新城的印象完全没有覆盖天津与广州的指代能力。两座城市不仅有数量庞大的原住民群体，还有千百年来内化在城市根脉里的本土历史文化底蕴。因此，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在两座城市杂糅共处，形成了新旧并存、土洋杂处的格局。一切“新”的、“外”的文化质素，都在当代广州和天津的城市空间与都市心态上形成了清晰可见的对照，留下了更迭流变的痕迹。其都市文学中的“市井味”背后呈现出鲜明的民间性与本土性，这是津穗两地城市文学中独特的价值与资源。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最早在“津味”中寄寓对民间文化的审视，王松的《青楼·苏巴汤》《沽上花》，龙一的《潜伏》《租界中的老公馆》也都有对津门文化器物的把玩，还有林希、刘云若对天津底层民间人物的扩写，津门各类奇谈怪事与各色物理民风在他们的小说中酝酿出了当地特有的市民心态和地域性格。欧阳山的《三家巷》也关涉了大量的民俗背景，体现了广州浓郁的地方人文风味。城市本是各色人群杂处聚居之地，广州兼容南北，天津五方杂处，也使两地都市文学中的“市井味”和民间性蕴藏了富有本地文化基因的民间思维与民间态度。

在传统与现代的拉锯与更迭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乡土中国随着土地问题、生产方式和固有伦理的嬗变一去不复返，都市生活经验在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中得以确立，本土、市井与民间所向何处，如何取舍、变化，民间性在当代化过程中以何种形态存在，在都市文学的文本实践中形成何种价值判断，都构成了津穗都市文学未来要面对的广阔纵深。

津穗两个城市及其文学书写虽在民间性和市井味上有其共有特质，但天津的市井气偏向于一种胡同式的古道热肠和卫嘴子的豁达犀利；广州的“市井”则更偏向温和朴素，不高调张扬，讲究日常生活享受的生活态度。想听听卢教授怎么看待这“两种市井”。

卢  桢：我还是以冯骥才的创作为例来说，他的文本中无处不在的幽默因子，可以看作天津“市井气”的明证。“冯氏故事叙述人”的口吻，包袱式的布局，天津地方词汇的强势渗入，使小说的现代性在“民间”的途径上成为可能。特别像你提到的，他的中短篇作品也就是“奇人”系列中所体现出的“传奇性”色彩，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包容性和象征性，一方面塑造了特有文化铸成的人文性格，另一方面也从这些故事中不断发掘出人类对信念的坚守、与命运不断抗争的精神。这是其作品的“民间性”价值所在。《神鞭》里有这样一句话，堪称全篇的精髓，即“辫剪了，神留着”，这表明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保持核心的文化精神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天津文学市井气的一个重要面向。再看广州的文学书写，我认为在表现市井生活情态，以及对待生活的语态表现上，两个地方的文学当然存有显豁的差异。至少，天津的市井叙事充盈着更多的段子和俚语，带有一种对宏大叙事和凡俗人生自我解构的“自嘲”情调，意味着无奈，也暗示着坚守。广州文学的民间书写和市井文化建构，可能在内部元素的设置上更为细致，表达方式也更为内敛。比如黄咏梅《多宝路的风》，张梅、黄茵等人的老城书写，多持有工笔画似的细致笔锋，诸多市井人物建构出的是一种随意、平和的氛围，萦绕于广州老城之上。还有张欣的小说新作《如风似璧》，也是很值得持续跟进的作品。在“新南方”视野下，市井叙事不仅对应着自成体系的传统道德或民间文化规则，还要找到城市乃至城市人文品格在动态中沉淀下的精神内核。张欣便从广州女性身上找到了“韧”，以之作为和城市历史对话的发力点，从而为城市人文精神注入了与新时代同步的精神质素，这对天津的城市文学写作者们也应该有所启发。

于广泽：对于城市文学，您的研究中曾提到“器物层”与“人性层”两条观察通道，其中“人性层”充当了城市文学的内容核心，也是城市文学走向纵深的保证。城市气质、风味与意识是城市人格的外化，城市人格的养成是斯地斯人赋予它的人文风貌，人当然是核心，无论研究还是创作，我们都更关注精神主体的处境与成长。我觉得当下城市中人非常显著的特色是“出走”和“异乡者”身份。与乡土文学创作者“居城市而写乡土”的传统不同，都市文学的创作者本身多为从异乡而来，到都市中长期求学、工作和生活的异乡者，他们人生的主体阶段多在都市中度过，都市生活时间和经验几乎都远超故乡。创作主体和他们笔下“异乡者”人物群体的身份相重合，帮助了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城市进行在场的本地化书写和内视型叙事。例如《撞空》主要人物何小河的名字暗指了其来自河南的籍贯背景。这一背景与作者宥予的身份特征重叠。此外，小说大量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且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统一于叙述者，既更加贴切地展现了作者对人物身处的当下所保持的动态审思，也勾连了创作主体个人生活史和精神史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