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与现代：广州、天津城市文学比较论

一、从“味”说起

广州和天津，都是有“味”的城市。

这个味道，首先来自城市的风味。广州和天津，都属于爱吃、会吃、讲究吃的城市。

广州饮食讲究“鲜”，注重食材的本味。且不说白切鸡、白灼虾，就是阿妈那小锅上慢炖的靓汤，里料十足却绝不加一丁点别的调料。走到街角大排档，菜式做法上又五花八门，生猛至极。如啫啫煲，将极鲜食材直入瓦煲，大火爆香，临出锅时黄酒一淋，顿时焦香四溢，过程干净利落，绝无拖泥带水，吃的就是那么一种“镬气”。而天津，“吃主儿”“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从俗语便已经看到人们对吃的讲究，当吃即吃！光是早点，早起早点美一天。各种酥软香脆的面点搭配一个月不重样，最好吃的早点永远在家楼下，只要味道正宗，再多讲究都没讲究了。但地道小吃只是天津美食的一面，它同样有着“天津八珍”那样丰裕、融合的一面。

平实而不失富足，生猛而不失精细，这是广州、天津在饮食上的某些共通之处。一座城市的食物味道是颇能反映城市气质的，表现在文学中，也是如此。

食味是广州故事的不变日常。由舌尖而入的味道，在抵达感官的那一刻，便直直地勾连起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以张欣的小说为例，其中不乏关于饮食的丰富细节。如中篇小说《狐步杀》，以几则案件勾连都市男女情感生活，小说开篇第一句是“鸳鸯，走糖”。短短四个字，立马让人觉得“对味”，城市生活的场景马上浮现出来了。即便这是一篇都市悬疑小说，可里面生动的饮食细节仍让人觉得稀松平常。在新作《如风似璧》中，张欣更是花了不少笔墨刻画广府食物及背后的人情、世情，其中有日常美食如黄埔煎蛋、咸酸，也有生猛之食如蛇羹。“广州人就是这样，一切的快乐都来源于吃。”哪怕当战乱四起，广州人也通过摆摊来谋求生计，绝不会“手停口停”。

由食味到人情，这些源于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构成了广州城市书写的坚实基础。在此前的创作中，张欣以饮食勾勒广州都市男女，“吃是最基本的需求，呈现都市男女的吃食，就是写出当代广州人的性情和追求”，而《如风似璧》中，作家透过食物深入日常生活的底部，重新刻画城市与人的关系。正如谢有顺指出：“日常生活才是一种文化永不破败的肉身，就是日常生活里面所保存的记忆、文化的东西可能远超一些文化的典籍。假如岭南没有这么深沉的日常生活精神、市民文化精神，我们就不可能在很多大事情上处变不惊。”一座城市的建筑、地标也许会随着时间变换而磨损，但是日常生活并不会轻易地被改变。在张欣笔下，食在广州味常新，穿过历史风云和都市传奇，不变的正是日常生活和那份务实、求生的市民精神。

如果说广州作家在“奇”中写“味”，哪怕历史更迭也保留着对日常的珍视，那天津作家则在“味”中写“奇”，小说的“津味”显得更加“奇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冯骥才《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林希《相士无非子》《高买》等作品为代表的“津味”小说，展现天津风俗民情，以说书式的幽默诙谐丰富了当代小说图景。这些小说中不乏天津饮食的趣闻、见谈，在食味的背后，是浓厚的地方文化和民情风俗。如冯骥才《好嘴杨巴》以津门名品“茶汤”为引子，写小生意人杨巴不仅做茶汤有秘籍，更凭借一张“好嘴”巧妙化解危机，获得了赏识。在林希那里，“文学作品中的‘味儿’，主要的还是指作品中的地域特色，而这个‘味儿’，又主要指的是作品中所描绘的地方风习和地域生活气息，离开了地方特色，自然就谈不上什么‘味儿’了”。《圈儿酒》中，林希从“吃穿用绝天津卫”写起，由天津人的文化性格一步步引入脚夫们吹喇叭式的吃饭和喝圈儿酒的故事。“喝圈儿酒，没规矩，有板眼，都得实实在在，轮到你的时候，大大方方举起瓶子来喝一口，谁要装斯文，推推让让，只抿一下，谦让，伙友们骂你瞧不起人……反正这类文化不是靠文字传下来的，而且绝不会断代。”在林希笔下的“天津闲人”身上，“吃什么”和“说什么”，都有着天津地域文化和市民传统的深刻印记。

但“津味”并不只有地域民俗文化的表征符号。藏策指出，“津味”应当加以区分，既有“老城里”“三不管”的“津味”，勾连着俚俗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也有“五大道”“小洋楼”的“津味”，象征世界性文化标志的构成。21世纪以来，有不少作品延续着对“津味”的挖掘，并逐渐重塑“津味”的内涵。如肖克凡《津门风味》中，老头儿为让舅爷吃上心心念念的白傻子煎饼味道，一大早摊好煎饼让小伙子带上飞机，诠释了什么是大隐隐于市的“津门风味”。在老字号和各种招牌满天飞的当下，只有“心眼好、心眼诚”才够“味”，蕴含着作家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反思。

在冯骥才的近作《多瑙河峡谷》《跛脚猫》《古佛》中，“津味”更是多了一层对都市的批判和对灵魂的省思。“作者对天津城市味道的体会不再是寻找刻板印象中的场景和民俗，而是观照城市变迁带给人的心理困惑和情感创伤，这是天津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表征，也是当代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性难题的在地化显现。”这些小说多以现代都市为背景，在建构天津现代化的都市空间如高档住宅公寓、电视台、古董行之余，也揭示着都市浮华背后的污垢与鄙俗。《跛脚猫》中表面亮丽实则沦落在权色交易中的主持人“蓝凝”，在狂欢之后选择从窗台一跃而下，而“我”看似有成，“灵魂却四处漂泊，在茫茫宇宙中浮尘一般找不着归宿，就像我现在这样。我不知道我将面临什么”。肉身的物质化与空心化，恰恰构成了现代都市人异化的隐喻。

从珍视日常的食物之“味”，到蕴含地方文化性格的“味外之旨”和审美之味，广州、天津的城市书写意趣无穷，读来津津有味。在千城一面、千人一面的今天，文学如何写出一座城市的“味”，标识着进入和想象城市的方式。正如王笛所言：“一个城市之所以有味道就是因为它的丰富多彩，包括人群的丰富多彩。如果都是千篇一律，那还有什么味道呢？”在广州与天津的城市书写中，作家们对于“味”的开掘，为理解城市本身提供了独特的意义。

二、世俗而不庸俗

广州和天津，都是开放的城市。前者是中国的南大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后者是“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历史上最大的北方通商口岸。“处商必就市井”，商业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孕育了城市空间内部兼容并包的形态，也催生了市民精神。“别具一格的市井风情是一个地区文学中最出‘味儿’的诱因”，在有“味”的背后，广州与天津的城市书写都呈现出较强的平民性，即关注世俗生活，聚焦市井细民，但是呈现方式又有所差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州城市文学中一直有着关注平凡人、书写小人物的叙事传统。如《雅马哈鱼档》，叙写阿龙等待业青年如何摸爬滚打找到自己的出路。在芳村鱼栏这一市井空间内，“半明不白的夜空中，弥漫着鱼腥味、汽油味、烧酒味、烟火味和珍珠霜以及香水纸巾的气味”，几支竹竿搭了个棚，阿龙的鱼档就开张了。可好景不长，阿龙的摊位因诚信不够而倒闭，他在生意失败后潜心跟着葵妹一家学习档口经营，坚信雅马哈没有“玩完”，最后重新开始营生。“省港市民社会，近来给‘玩’字赋予更新颖的意义、更广泛的使用范围……一个‘玩’字，虽然意味着对人生的游戏，但同时不也隐含着对生活的乐观向上、百折不挠的态度吗？”作家从底层小民的生存经验出发，捕捉南国都市的新变化，从而勾勒出广府文化中务实、诚信和进取的精神底色。

21世纪以来，不少作家也将目光投向城市的微末处。如鲍十《冼阿芳的事》《西关旧事》《卖艇仔粥的人》等，以市井小民刻画广州城市性格和地方文化。如《冼阿芳的事》中，冼阿芳是一个生活在广州城中村的普通妇女，以种菜为生，生活节俭，在卖菜方面有着自己的“生意经”，善于根据市场需求和季节特征变换菜品。面对城市生活的压力，哪怕被人说“太抠门”，她也样样精打细算。成为拆迁户后，她坚持找了一份搬煤气的工作，生意虽小但乐在其中。作家关于小人物的刻画，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转折，“冼阿芳的事，都是生活中的琐事……”但正是在吃饱穿暖、做小生意、买商品房等这些世俗琐事中，人物的个性得以展现。他们务实勤劳，敢想敢做，具备较强的经济理性，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依然坚守着内心的信念。这些人物特质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广州这座城市的市民精神，即关注当下、低调务实。

而冯骥才、林希、肖克凡等人的天津想象，更突出一个“杂”字。小说以俗世为基底，多为底层小人物立传。看似无所不包、藏污纳垢，却有着许多酣畅淋漓的故事。正如周海波所论：“上至皇室贵族，皇亲国舅，达官贵人，下至青皮混混，烟花女子，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构成天津卫一道独特的风景。但天津卫的特点还不仅在于有这么多人和物，更在于各色人等都可以在天津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上下沟通，相互交往，都容纳于天津市井社会的大格局中。”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复杂性和市井特色，在奇人、闲人、俗人等各色人等中不断被强化。

怀想过去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怀旧。林希曾说：“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一种生活批判，即使是表现昔日风情的文学作品，也首先是让人们更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未来，一切的文学都是为了引导生活前进的，而绝不仅仅是一种怀旧。”在他以近代天津为背景的“天津闲人”系列小说中，处处可以看到天津人的集体性格和文化心理。作家的笔触虽然延伸至民国底层天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杂色人生”中，他思索的仍是何为天津人、天津人何为的现代问题，这对当下的天津书写仍具有启示意义。

在有关天津的都市书写中，同样可以看到浓郁的市井风情。如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都市风流》，通过建构代表权力中心的利华别墅和象征底层人民的普店街两个社会空间，以城市环线路网的改造为纽带，全景式地描绘了处于社会变革中都市人的命运与心态。其中，“三级跳坑”、一下雨就水浸房屋的普店街如何拆迁是小说的关键情节。作家生动地刻画了城市中被遮蔽的街道小民的生存状态，塑造了一批在艰难生活环境中努力求生的底层人物群像。在小说结尾，当柳若菲从国外飞回，“她来寻找那条窄小的胡同和那个拥挤却是温暖的家”，但迎接她的只有城市的环形公路和立体交叉桥。昔日眼中的世俗与琐碎如今成为不可复归的怀想，这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个体面对物质时以消除情感归属为代价的精神困境。

阿城认为，“中国小说的性格是世俗”，中国小说古来就是跟着世俗走的，比如《红楼梦》就是世俗小说。在城市文学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来自世俗生活的经验。这部分经验有非常物质化的一面，也有细微、日常甚至看起来不足为奇的一面，但它构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可世俗不是庸俗，更不是媚俗。“世俗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而非消极的状态，它并不是对精神和宗教世界的否定，而是对我们正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肯定。”有别于新写实小说细碎、无望、一成不变的叙事方式，在广州和天津城市文学的市井书写中，往往能看到来自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的本真。这种积极的世俗之心为中国当代城市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叙事经验。

三、建立一种现代精神

不管是“粤味”还是“津味”，在颇重的世俗气息背后，广州和天津两座城市都还有着一股“劲”。

在广州，喝早茶、煲汤、吹水固然是一种不紧不慢的生活方式，但历史的关键节点处，这座城市从来不是偏安一隅，而是展现出强大的干劲。在全世界所有城市中，广州是为数不多的保持千年不衰的商业城市。历史上的广州，更是多次成为革命风暴的策源地和斗争中心。正如谢有顺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时间节点，岭南都是领风骚的。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四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这些就是现代文化，也是岭南文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从千年商都到革命策源地，再到改革开放前沿，始终有着一条渐进的精神线索。

在魏微的小说《烟霞里》中，广州是一个充满活力、独特性和可能性的城市。当20世纪90年代南下的列车到达广州时，“这一刻，是背井离乡的欧洲人经过漫长的海上漂泊，遥遥看见自由女神像的一刻。这一刻，是革命青年奔赴延安，遥遥看见宝塔山的一刻。这一刻，更像是百年前的乡下混混们初涉上海滩，梦想当流氓大亨的一刻。概言之，广州这几十年，是类似历史上的纽约、上海、延安、芝加哥。究其原因，是它们的身后都站着动荡、梦想、激情、可能性。”作家对于这份“动荡、梦想、激情、可能性”的捕捉，正是看到了广州这座城市富有生机的现代一面。

而曾作为洋务运动中心的天津，在中国经济的崛起中一度扮演重要角色，创造了“中国百项第一”，是现代性的重要孕育地。不同于其他城市，天津城市文学有着从现代化大工业叙事到工业城市转型的叙事脉络。这条线索可以追溯到王昌定的《海河春浓》、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工业题材和改革文学作品。而20世纪80年代随着天津城市的转型，如何回应现代化诉求也成为作家们重新思考的问题。“津味”小说的出现，离不开这样的城市转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