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与残留日军的勾结

1945年，抗日战争以中国的伟大胜利而结束，但在这片沃土上还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未被遣返的日军和日侨。阎锡山勾结“残留”在山西的日军组建军队，致力于“反共”，挑起内战，犯下种种罪行，严重威胁解放区的安危。文章梳理了阎锡山与残留日军勾结的背景及其进行的反动活动，意图重现当时的历史情景。

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9月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后，在中国等待遣返的日军、日侨总数在350万以上。而阎锡山在山西秘密收编了一支共计1.5万人的日本军队，帮助其开展反动活动。学界关于抗战结束后阎锡山勾结残留日军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如金桂昌的《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与日本战犯的勾结》一文，针对解放战争时期“残留”在山西的日军基本情况作了阐述；叶昌纲的《战后日军残留山西始末》一文，对日军“残留”山西事件分三个部分进行了详细梳理，此后，叶昌纲又出版了著作《阎锡山与日本关系史研究》；宁金团的《战后残留山西的日军》一文，同样从三个方面展开对日军“残留”山西基本史实的考察等。但对于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勾结日军的背景及活动的研究成果较少。文章对此进行梳理，意图重现当时的历史情景。

阎锡山与日军勾结的背景

抗战胜利前阎锡山与日军的“交流”。阎锡山与日军的“交流”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辛亥革命后，经袁世凯任命，阎锡山成为山西都督，由此至1949年太原战役结束，阎锡山出逃，其带领晋军在山西统治长达38年。抗战爆发以前，山西犹如一个铁桶，各方势力不能进入，阎锡山在山西当上了“土皇帝”。1935年，时局发生变化，红军在10月抵达陕北，与山西仅隔一条黄河，这引发了阎锡山的警觉。1935年秋，红军成功进入陕北，而国民党中央寻求“统一”的压力也随之而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军侵入晋绥地区，阎锡山不得不与这三方展开博弈。

还在1933年秋时，日本方面为了加速华北地区的“自治”进程，曾秘密派人入晋，试图说服阎锡山与日方进行某种形式的协商或接受其援助，但被阎锡山婉拒。1934年春，日方不断派人进入山西，表达希望阎锡山出面“主持”华北局面的心愿。当时即有多方猜疑阎锡山要与日方勾结，但此时阎锡山还积极抗日。《阎锡山日记》中多次提到“抗日”“日本危害中国”字样，由此可以推测起初阎锡山确无与日本勾结之意。阎锡山最后妥协找上日本，应当与其生存环境越发严峻有关。

阎锡山本就对“防共”具有一定警觉，认为“党断除为党的心以为国，以国之厉害为党之厉害……庶几抗日、防共与建设能有办法”。当红军进入陕北后，成为阎锡山的心头之患，认为“毛泽东扰晋，优势犹如虎狼，能南北奔驰万余里”。阎锡山推行的防共政策有：实行按劳分配的“公道制度”、解决土地问题的“村田社有”、实行“物产证券，开辟造产途径”。从以上政策可以看出，阎锡山对于防共，仅着眼于政治而未从军事出发，疏忽了对军队的训练，这也为后来晋西事变中晋军的失败埋下伏笔。

1939年12月，国民党中央军正准备对日军发起攻势，阎锡山却放着日军不打，发动晋西事变。晋军在这场事变中节节败退，一番较量，晋军所剩无几，阎锡山不得不向蒋介石求助。蒋介石当即向第十战区司令官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发电报，“晋西不能不调两个师以支援阎长官（锡山），否则晋西必为共党觊觎，而阎亦不能存在，则对党国极为不利。中意决调李文军之两师渡河驻晋西，归阎指挥”，还特别交代“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但中央军一进入陕北便借口游击，武装接收长县县政。此后还禁止山西省钞在山西流通，这对使用省钞的晋军来说无疑断了生存之路。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区域仅剩20县（山西共105县）。当其对八路军作战损失巨大而向蒋介石寻求帮助时，中央军的到来并没有提供实质性帮助，反而在行政、军事、金融等方面对山西进行全面干预。终于，1940年底，阎锡山找上了日本人。此后，双方往来密切，一直到抗战胜利，阎锡山也没有停止与日军的勾结，企图扩大他在山西的反动统治。

抗战胜利后日本人企图东山再起。据统计，日本投降前夕，在华兵力为186万人、日侨166万余人。日本投降后，按照要求，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人必须全部遣返，但部分侵华日军仍抱有东山再起的幻想，以各种形式残留在我国部分地区，寻求机会。由于阎锡山与日军保持“合作”关系，因此抗战胜利后，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成为日军“保存力量”的首选对象。

1945年8月初，日本军国主义深感灭亡命运不可逆转，为缓解苏联红军的进攻，妄图先向中国单独投降。日本大本营派“华北派遣军”参谋长与阎锡山于瑶圃村会晤，阎锡山提出“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的建议，说：“以目前形势来看，时间仓促，一时不易办妥……而且蒋先生是中国元首，又有中美英苏同盟的关系，恐怕不好单独接受日本的投降。以我看，你们最好采取‘寄存武力’的办法，最为有利！”。虽然“寄存武力”的想法因日本方面未回应而未在“瑶圃会谈”中达成协议，但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日勾结实现了一部分。

《东北日报》在1945年11月12日的报道中揭露，“山西日军并未实现投降”，“阎于第二战区受降仪式，已定于今日上午十一时在长官司令部大楼举行。阎指挥关于日本将校佩刀暂予保留。另后请示中央后处理云。”此后，阎锡山要求所有在山西的日军都参加晋绥军，联合“反共”，以“高官厚禄”“留驻中国，不至回国内失业”为条件，引诱日本人加入。自日本投降以后，“在山西日本统治时所任职的地方行政人员和县长现在没有更换，也没有任何惩罚”。这正中日本军官想要保存力量、利用阎锡山找寻机会东山再起的下怀。

在山西的日本部队为日军第一军，至1945年9月中旬，山西还有日军58000人、日侨27350人。日本军官通过说服、宣传等手段使部分士兵残留山西，至1946年2月上旬，残留山西的日本士兵在10000人以上。此后，到太原解放前，经过三次遣返，数次战争，还剩不到500人的日本士兵以及600人以上的日侨。“残留”在山西的日军与阎锡山勾结，改编为各种名目的军队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反革命活动。

合流后的反动活动

开展特务行动。1946年4月1日，阎锡山在流动工作队与南区和北区真理辩证处的基础上，网罗了一批日特汉奸，全面接收日军在太原精营西边街45号的特务机关和刑具，成立太原晋绥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开展针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此机构执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的血腥政策。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2000人以上（逮捕20000人以上）；仅1947年一年，该机构就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2672起，逮捕10946人。此外，1947年初在太原成立专门对共产党和解放军进行造谣诽谤、诬陷谩骂的外围组织——黄河通讯社。“黄河通讯社纯粹是反共性质的”，通讯社代社长安紫汜曾向新到社的社员田中畯表示：“……谁要一口咬住‘新闻贵在真实’这句话不放，那他就是政治上的傻瓜和道地的书呆子……只要能达到揭露中共的目的，在撰写‘特讯’时完全可以自由发挥，大胆创造……”于是田中畯在到社后的第二天即根据《解放日报》中刊载的关于土改和优待俘虏的短讯，杜撰了两篇污蔑解放区土改运动和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政策的短稿。黄河通讯社将中共中央或地方党政报刊中有些缺点或错误的材料捏造夸大，把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描绘成极端黑暗的现实，企图从舆论上欺骗百姓，让共产党“不得人心”。

进行反革命战争。1947年初，阎方与解放军进行了汾孝会战。1月，阎方孝义守军2500余人，被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和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领导的两个军全歼，汾阳被包围，晋中面临被完全孤立的局面。阎锡山当即命令赵承绶和王靖国率领两个集团军进行抵抗，同时亲自前往平遥，指挥这场战役。残留日军以四个团负责保卫阎锡山，赤星少将的装甲部队从祁县进攻汾阳，第七十一师则从解放军的后方进攻包围孝义县的王震和陈赓的军队。即便如此，汾孝会战也以阎方的失败而告终，阎军被击毙、伤、俘虏者达1.1万余人。

汾孝会战是大型反革命战争的起点，此后两年间，阳泉、祁县、晋中、太原战役相继爆发。这些战役都以阎锡山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似乎已经预示着属于阎锡山的旗帜将要降下。太原战役打响时，在太原的守军还有10万余人，他们被编入独立第十总队和炮兵训练处。1948年9月，进攻太原的前哨战打响。10月，双方进行了牛驼寨争夺战，最终，解放军以牺牲1.8万人的代价拿下了牛驼寨。牛驼寨是东山的四大要地之一，俯瞰全城，是太原的重要屏障，阎锡山政权的军事抵抗因牛驼寨的失守而即将画上句号。这里之所以说即将，是因为解放军拿下牛驼寨后如果居高临下，长驱直入，那么太原将会立即得到解放，但当时平津战役已到关键时刻，为防止守城的傅作义部队弃城逃窜，中央军委发出“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的指示，于是太原才暂得消停。但是，末日终究会来临，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后，人民解放军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于1949年4月发起猛攻，22日“肃清太原城外敌全部据点”，24日攻入城内，全歼守军（阎锡山早于2月15日逃亡南京），解放太原。

太原战役的胜利、山西的成功解放，使阎锡山统治38年之久的“反共模范堡垒”烟消云散，日本人抱着“祖国复兴”的妄想与阎锡山合作，最终付出惨痛代价而以失败告终。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