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崇拜视域下古蜀文化对真善美的诠释

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融合，是人类对文明追求的最高境界。太阳崇拜现象盛行于古蜀文化中，文章将从太阳崇拜的成因、呈现方式等角度探究古蜀文化中“真善美”的统一。在古蜀文化中，“真”是了解其文化的根本，是体现“善”和“美”的前提和基础；在“真”的基础上，古蜀文化体现了在精神和物质上的人性化关怀以及宗教神权对道德伦理的规范，即“善”；“真”与“善”融合并通过器物形式的表达呈现出古蜀文化独特的审美观。

太阳崇拜所覃思之真

“真”原指道家的哲学范畴，本义为道家的“存养本性，修得真道也”。庄子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古蜀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和艺术创作都体现了独特的本土特色。古蜀文化中的求真精神体现为对自然界的深刻观察和对宇宙生命奥秘的探索。太阳崇拜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古蜀人的太阳崇拜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方式、宗教信仰、巫术祭祀活动有关，它不仅是对太阳这一自然现象的敬畏，更是对生命之源、宇宙之真的追求。厘清古蜀人太阳崇拜背后的成因，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古蜀文化的发展脉络，进一步揭示古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

夏商周时期，古蜀人生活在今天的川西平原地区。这一带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润，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古蜀人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较早形成了农耕文明。《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其中“都广之野”与古蜀文明的核心区域相吻合，描述的丰富物产在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印证，不仅证实了古蜀地区发达的农业生产，也反映了先民们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他们能够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律来判断播种和收获的最佳时机。太阳不仅影响四季的更替，还通过其光照强度和温度高低，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与产量，如气温越高，农作物的生长速度越快。此外，古蜀先民也注意到太阳辐射与农作物生长的关系。然而，蜀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导致这里常年云雾多，湿气重，夏季暴雨频发，秋季细雨绵绵，甚至有时会发生洪水灾害，这些气候因素无疑给古蜀先民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挑战。古蜀人通过对太阳运行规律的观察，逐渐领悟其奥秘，进而将其神秘化并赋予人格特征，再以祭祀礼仪待之。

祭祀深深根植于当时社会生活，贯穿农耕生产、建筑工程和生命礼仪等重大场合，成为维系古蜀文明精神世界的重要纽带。《左传》中所谓“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正是这种社会环境的写照。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发现的祭祀遗存中有大量的太阳形象，太阳作为生命之源与宇宙的象征，被古蜀先民赋予神圣的意义，成为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元素。例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如图1所示），其图案中的太阳和神鸟元素即用于祭祀用途，表达古蜀先民对太阳神的崇拜和对自然力量的祈求。金箔中的四只神鸟代表四个季节，十二道芒线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展现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周期的细致观察和对时间周期的认知。这种认知，影响了他们的农业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日常生活。由此可以看出，太阳崇拜背后的成因可能与地理位置、农耕文明以及宗教信仰有关，而这也正是古蜀文化的核心所在，即其“真”，“真”是“善”和“美”的前提和基础。

道德伦理所规范之善

古蜀文化中的太阳崇拜不仅通过隆重的祭祀仪式得以展现，更形成了以神权为核心的政治体系，实现了宗教信仰与世俗统治的深度融合。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不仅证明了古蜀国具备较为完善的神权体系和礼仪制度，而且揭示了古蜀先民如何借助神权和礼仪制度来维系精神上的规范和社会稳定。这种制度构建了以神权为最高权威的人际伦理关系和权力结构，与古代儒家思想强调的法度、规矩、礼仪与教化理念高度契合，表明古蜀文化在制度层面与儒家思想有着深厚的共鸣，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文明智慧和治理方式。

例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众多青铜人像，在古代祭祀仪式中扮演着祭祀者的角色，这些青铜人像造型多样，面容不一，发饰各异，显然代表了不同的族群群体。其包含大型立人像、兽首冠人像、跪坐人像，其中大型立人和兽首冠人像作为祭祀仪式中的主要参与者，代表着社会上层，而跪坐的人像则代表了普通的平民百姓。并且青铜大立人像（如图2所示）迄今只发现一尊，它应该是三星堆王权和神权的唯一代表，这些青铜人像群生动再现了古蜀国的权力结构：以象征最高神权的青铜大立人为核心，四周环绕着代表各方部族首领的青铜人像，共同构建了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人物群像体系。这一发现清晰地表明，在古蜀王国的宗教神权政治体制下，存在着对境内外地区的绝对统治权。这不仅反映了古蜀王国强大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力，也揭示了其对周边地区的广泛控制和影响力。

另外，在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家禽动物遗骨、造型精美的家养动物陶俑、石器，以及用于储存粮食的大型陶盆和陶罐等用品，这些陶器的出土，生动地展示了古蜀国在相应时期农业生产的进步与繁荣。这不仅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农业技术的重视，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和建设，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物质文明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与孔子主张的行王道、施仁政、和为贵，以仁爱为核心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治国方略契合。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此外，“民心向善”代表老百姓期望过上富足、安宁、幸福的生活，期待国泰民安的仁政治理状态。据《华阳国志》记载，杜宇时期，农业生产更为繁荣，书中直言“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可见杜宇作为当时古蜀国领袖，不仅扩大了蜀地的疆域，还教导民众致力于农业耕作，极大地推动了古蜀农业经济的增长。金沙遗址，作为杜宇时期的都邑，出土了众多的农业工具，以及象征太阳崇拜的“太阳神鸟”等文物，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古蜀国作为一个依赖农业而兴起的国家，对太阳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力量的崇拜。这种崇拜不仅体现了古蜀人民对自然界的敬畏，也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渴望。

这种以“施仁政”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在古蜀国的治理中得到了实践和应用，为古蜀国的繁荣与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是对古蜀文化的深刻理解，也是对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对太阳等自然力量崇拜的一种见证。

器型纹饰所欣赏之美

人类求真求善的最终目的是抵达美的境界，只有真和善达到一定高度时，美才能升华为触动情感的体验。《说文解字》中对“美”的阐释为：“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这意味着，肥大的羊被认定为美。这表明，美最初是与食物及生理需求紧密相连的。在美的起源阶段，它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质，并非今天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精神上的愉悦。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审美意识形成的道路上，功利性总是先于审美性，实用价值也总是先于审美价值。同样，“善”在《说文解字》中也是从“羊”，并且“善”与“膳”同义，因此，在古人的思想中“善”和“美”是相统一的。孔子也认为“善”和“美”是相统一的，他提倡文质彬彬，强调艺术中要包含道德的内容。

“大”与“美”可以互训。《吕氏春秋·侈乐》中提道：“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这里将巨大的乐器声音视为美。在《淮南子》的“大钟鼎，美重器”以及“福莫大于无祸，利莫美于不丧”等句子中，“大”与“美”是互相参照的。这里的“美”实际上是指“大”的意思。这些例证表明，在古代语境中，“大”与“美”常常可以互换使用，共同传达宏伟、重要和美好的意义。三星堆青铜神树（如图3所示）以其规整的造型和和谐的秩序，完美诠释了“大美”的境界。其宏伟的体量与磅礴的气势，彰显了古蜀人征服自然的意志与智慧，体现了对宇宙规律的深刻认知，展现出内在的充盈与外在的光彩。青铜神树还体现了蜀地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太阳”也是一种“大”的物像体现，象征光明、温暖和生命，对于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古蜀先民通过对太阳的崇拜，感受到太阳的力量和内在精神，从而产生深刻的情感体验。在古蜀先民的审美观念中，他们将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融入对太阳的崇拜中，将太阳的力量和内在精神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青铜神树便是这种审美观念的产物，它的高度达3.96米，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它超越了日常可见的形象，而是成为一种符号，连接着天地，沟通人神。其存在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更代表了关于宇宙和人类关系的深刻思考。

尽管崇拜与审美不能等同，但其潜在影响推动了器物的贵重性、工艺的审美化与制作的精美化。当客体的形式成为崇拜观念的具象表达，且这种观念本身蕴含感性特质时，形式便升华为美。由此可知，正是三星堆与金沙文化中的巫术祭祀与宗教崇拜，孕育了那些神奇而完美的造型艺术，若缺乏这一文化土壤，此类艺术成就便难以诞生。

古蜀文化中的“真善美”理念，不仅蕴含了深邃的思想内涵，而且展现了古蜀先民的精神风貌。其中，“真”已超越了对客观世界的直观反映，指向生命情感中的真挚与坦诚；“善”则代表着对“崇德尚善”与“至善至美”的不懈追求。古蜀先民将太阳崇拜信仰融入器物中，使之升华为美的艺术。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正是古蜀精神文化的物化体现，它们从原始的巫史式浪漫主义，那种神秘、威严、恐怖的氛围中，走向了实践理性精神的辉煌，展现了古蜀先民对真善美的独特追求与创造。

（作者单位：天津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