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四川移民社会中川主信仰的演变

川主信仰是四川土生土长的信仰，自诞生以来便在四川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并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信仰对象和特点。川主信仰根植于四川地区的治水文化。祭祀对象有李冰父子、赵昱等。清朝“湖广填四川”后，四川人口结构转变，促使社会结构调整，川主信仰也随之改变。在移民社会中，川主信仰既是聚合四川土著的精神纽带，也是整合四川土著和移民的重要工具。

川主信仰概述

李冰崇拜。川主，作为庇护四川地区的神圣存在，是以一些对四川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杰出人物为原型的。李冰能够成为川主信仰的原型之一，源于其修建的都江堰等水利工程为四川地区民众作出卓越贡献。岷江，发源于四川北部的高海拔地带，被称为“生命之水”，对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地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岷江流域自源头至都江堰段，水源充足，雨季时流量巨大。同时，四川地区西高东低的地形走势和巨大的高低落差使得岷江将大量的水土从上游冲刷而下，在岷江进入川西平原后，这些泥沙随着流速逐渐平缓而堆积并逐渐堵塞河道，导致极易发生泛滥，严重威胁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阻碍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等一系列水利工程成功地解决了这一水患，铲除了阻碍当地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时为四川地区提供了数条优质的内陆航道，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由此，人们对李冰的热爱和敬重逐渐升华，使其逐渐带上了一丝神秘的色彩，成为川主信仰的重要主体之一。

李二郎崇拜。在宋真宗景德年间，御赐的《二郎神碑》上首次出现了“川主二郎神”的字样，这足以证明宋朝时期四川地区的人们已经开始祭祀李冰父子。据记载，二郎神最早在后蜀时期便有了护国灵应王的尊称，到了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正式确认其为李冰的次子。李二郎一般与其父李冰一同出现在川主庙中，李冰居于大殿，李二郎位于侧殿。有趣的是李二郎的形象总是手持铁锸挺立，其身旁还伴有神话传说中二郎神的哮天犬铁像，这不由得让人思考，究竟是民众将李二郎神话化了，还是将原本的二郎神形象与李冰家族联系在了一起。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四川地区的部分民众对于修建都江堰造福四川的李冰的“秦人”身份有所不满，所以依据神话传说中的二郎神形象重新创造了一个与李冰并列甚至地位隐隐有超出之势的“李二郎”来作为精神寄托。涉及如此广阔地域范围的信仰，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所为，它其实是四川地区民众集体意识觉醒后，为了增强本土同胞的团结度和认同感，社会成员不约而同地共同努力的结果，即社会发展进程中区域保护意识和区域保护形态产生之后，对于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的“排异”现象。

赵昱崇拜。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证实赵昱为历史上真实人物。宋人假借柳宗元之名所著的《龙城录》中描述为：赵昱，字仲明，与其兄赵冕一同隐居于青城山，师从道士李珏。隋炀帝听闻他的事迹召其入朝为官但赵昱并未应召。后益州太守臧剩受命强行起用，赵昱才来到京师。然而，他拒绝了朝廷的高官厚禄，请求担任蜀地嘉州太守。当时，犍为潭中有老蛟作祟，船只频繁沉没，蜀地百姓深受其害。赵昱到任仅五个月，便率领甲士和民众，亲自下水斩蛟，最终左手持蛟首，右手握刀，破浪而出，被州民视为神明。隋末，赵昱隐去，下落不明。唐太宗年间，嘉陵江水泛滥，蜀人思念赵昱，竟在波涛中见到他骑着白马带着扈从从江中疾驰而过。唐太宗得知此事后，下诏对赵昱进行封赏并在灌江口建庙供奉。安史之乱期间唐玄宗逃入蜀地，又加封赵昱赤城王的头衔。

从《龙城录》的记载来看，赵昱的事迹充满了道家色彩，且其官职、斩蛟地点与供奉庙宇之间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显示出明显的人工塑造痕迹。此外，赵昱的出现很有可能与宋初四川地区的起义有关。当时，起义军的领导者假借了李二郎后人的名号，故而起义被镇压后与二郎神有关的祭祀受到打压，如此一来，空缺出来的信仰空间便为赵昱崇拜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川主信仰与移民社会

清朝时期，在“湖广填四川”等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大量的外籍移民涌入四川地区，这促使当地的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川主信仰自然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移民的涌入深刻重塑了四川社会的人口构成与民间信仰的核心。据有关统计显示，清朝初年四川地区汉族人口总数约为50万至75万之间，而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约为100万至150万之间。将这些数据相加，清初四川地区的总人口大约在150万至250万之间，这与路遇、滕泽之的观点——清初四川地区人口约为250万——基本吻合。清朝中后期，四川地区的人口比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湖广填四川”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四川地区总体人口数急剧上升，原住民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却降至33%，而移民所占比例高达67%。移民占比超过原住民占比一倍之多，这正说明移民在当时四川地区的影响力之大，也从侧面证明了清朝时期的四川社会已经具备了移民社会的主要特征。

随着移民的大量迁入，四川土著及其主要信仰川主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移民刚刚到来之时，往往不能迅速地融入巴蜀原有文化习俗，故而习惯将原乡信仰带入四川，供奉于会馆、家庙与庙堂之中。不同省份的移民带来各自家乡的民间信仰，这些信仰虽然各不相同，与四川本土信仰有些间隙，但成为维系他们团体的重要纽带。随着交通要地和城镇地区的移民数量急剧上升，为重新分配原先无人耕种和管理的大量土地，移民与土著之间、移民与其他移民之间时常产生争端。在此过程中，移民多以原籍为纽带结成团体，他们带来的民间信仰成为团结内部的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感受到威胁的四川土著也意识到整合自身力量的重要性，纷纷修建川主庙兼四川会馆来作为彼此集会的中心。

由此不难看出，移民的涌入确实对四川地区的川主信仰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跟随移民一同进入四川的各类信仰挤压着川主信仰的生存空间，抢夺着信众。然而，移民社会和川主信仰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复杂且多方面的，移民的涌入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利于川主信仰的发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也确确实实促进了川主信仰的进一步丰富和升华。

蓝勇先生指出，随着土著与移民的交流与融合，移民逐渐认同了川主信仰。这种趋同性的信仰打破了省籍界限，促进了四川文化的整合和经济的共同发展。文化的认同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的繁荣。接受了“四川人”身份的外籍移民在与当地土著相处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四川的文化和习俗。移民会馆中逐渐出现了将本籍主神与川主一同祭祀的情况，更有甚者对川主的信奉已经逐渐高于对本籍主神的供养。

在完成土著社会整合后，川主信仰成为四川土著和移民共同的信仰，成为维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众的媒介和联系中枢，它就好似一双大手将原本联系并不密切的两个群体紧紧相连，从而在彼此互动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全新的集体，从此四川人的概念不再仅仅包含原籍土著，同样认同川主信仰和文化的新移民也成为四川人的一分子。虽然信众主体在清代发生了变化，但四川地区的区域环境和文化背景相对稳定，这也是移民们不仅未能改变四川地区的川主信仰反而逐渐接受并认同了这一信仰的原因之一。

移民社会促进川主信仰的传播

外籍移民进入四川后将本籍信仰带入四川，而四川商贾遍行天下，自然也将川主信仰带至各处，他们在会馆中主祭水神李冰，以此表达对李冰治水功绩的崇敬之情，并寄托对故乡的深深眷恋。然而，就像外籍移民进入四川后逐步适应了四川的文化和社会，四川移民去往异地后，同样也在当地文化的熏陶下，在与当地土著的互动中逐渐适应了该地的社会习俗，所供奉的神灵也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有所调整。除去主要祭祀对象李冰之外，传统神话形象“武财神”赵公明也成为川主庙中的次要祭祀对象之一。两者同供一龛，显示了商人们对财富与平安的双重祈求，以及这种信仰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变化的适应和自我调节。而获得了全新的内容和形式之后，川主信仰又反过来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新的反作用。

到了清末时期，川主庙中的供奉以及信仰构成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据碑文所载，重修后的川主庙不仅继续供奉修筑都江堰的李冰父子、财神赵公明，还新增了杨慎这位知名的四川状元的神位、观世音菩萨的神位以及用来祭奠同乡伙伴的灵位。部分川主庙还会一并祭祀玉皇大帝及王母娘娘等知名神灵。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四川商人对科举考试的尊重，将同乡状元杨慎视为神灵祭拜；也彰显了他们对同胞的关怀，为同乡亡灵设立供奉之堂；更透露出清末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商人们为了寻求人身安全和生意顺畅，选择了深入人心的传统形象观世音菩萨，将其视为流落在外的精神寄托和依靠。综上所述，川主庙从单纯祭祀李冰到后来一同祭祀诸多神灵，这种变化不仅是对神灵信仰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四川商人在异地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对文化、孝道和安全的深刻思考和积极应对。

清朝时期独特的移民背景和社会环境使得川主信仰的发展既呈现出一体同源的继承性，又呈现出适应社会和当地风俗的独特性。以川主信仰为内核延伸出的川主庙作为四川民众的重要祭祀场所，承担着精神寄托和维系联络的重要职责。同时，作为遍布各级行政区划的关键公共空间，其灵活适应了社会需求的变化，为维系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移民社会对本土地缘和文化带来的冲击，四川地区孕育并发展的川主信仰，不仅成为民众彼此交互的重要途径，也为本土文化的保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凭借川主信仰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质，它在维系土著川人的地缘联系、促进外省移民融入地方社会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