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根

我在村里辈分最小，小时候，村里有那么几家，我要叫老老老爷爷。按我们这里习惯，曾祖，就要叫老爷爷；曾祖往上一辈，高祖，要叫老老爷爷；再往上一辈，要叫老老老爷爷。这样实在太难叫，于是就统统叫作老爷爷，曾祖以上，就不再加“老”了。

高祖的上一辈，也就是太高祖吧。我们这个家族的排辈，太高祖是“彦”字辈的，高祖是“世”字辈的。

庄上这个太高祖，我小时候记得，二十岁离家也还记得。他那时也不过四十多岁。他的小女儿和我一般大，村里上小学，我们一个班，一块儿上学放学。女孩个子低，我也个子低，座位就都靠前。

这个小女生，按辈分那是我的太姑奶奶。不过一块儿写作业，一块儿踩泥水，一块儿跳格子捡小石子，小孩子家家，谁也没有想到辈分上去。正如鲁迅讲述他当年在故乡，他的同伴有几个就是他的太公。迅哥说，如果一起玩耍，得罪了太公，他们谁也想不到“犯上”这一回事的。

小女孩叫花代，叫什么代，村里老人经常给孩子这么起名，大约就是换一个样式的意思。穷家总想着下一代变好，女孩也有叫改变、改样的，一个意思。

想来我们在十二三岁的时候，那真是如花似玉一般的年纪。花代爱唱歌，有好歌，我们都听她唱，也跟着她唱。花代的声音很特别，我能听出来。有那么一天，我突然发现花代不叫花代了，她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花黛”。我一下子想到了，她这一阵子大概看了《红楼梦》的连环画，林黛玉让她着了迷。

花黛花黛，鲜嫩的花瓣儿，可惜还没有绽放，家里让她停了学。小学毕业以后，她就不上学了，回村里到生产队下地劳动。

花黛姐妹两人。家里没有男孩，我的这位太高祖，让她招一个女婿上门。

招女婿，男方倒插门，总归都是家境差一些。花黛这个女婿，家里兄弟四个，父母眼看几个半大小伙子都要娶媳妇，哪里能娶得起？老大老二都太大了，不能再拖了。家里商量一下，只能让他们招亲出去，做人家的上门女婿。

这个女婿，来自黄河边的一个村子。在我们晋西南，黄河在西边流下去，都说是靠着黄河，县东和县西差了一百里。我们县东这边一马平川，盛产小麦棉花，历史上是有名的富庶地区。县西呢，土崖高坡，都知道是苦焦地面。有民谣说“有福的州城府县，受苦的黄河两岸”，说的就是这回事。

我是一直到了多年以后，才有机会到过家乡的黄河岸边。这里的黄河两岸，被两条几十丈高的土崖包夹，村落，就散落在黄河岸边的土崖上。岸边沟壑纵横，每逢大雨，小股的流水顺着黄土沟流进黄河。土崖把土地分割成了一个一个小块。靠着黄河，黄河水却远在天边。想够着黄河水，得下坡走到几十丈深的崖下。不知道是哪一辈子的老先人打出了一条土路，我们顺路，下坡，只觉得两边的土崖越来越高，直到蓝天成了一条线。土路七弯八拐，避开了沟壑。黄河越来越近，回望来时路，村庄已经缀点在遥远的高处。崖头的庙宇，仿佛就在危崖的顶端悬挂着。多年以前，花黛的男人，就从这里走出，沿着细细的弯弯的小路，走到涑水平川来，成为河底村的一分子。

按照辈分，村里给他改名世勋，为太高祖承嗣，是村里的高祖。

村里常说，人家的地皮踩着是软的。这是说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你说话办事都不灵。一个黄河岸边的小伙子，几辈辈全在生养的那个土窝，一把拔起了根须，栽植到另一个地方，肯定不如热土熟土来得自在。世勋在这个陌生的村子，果然伸展不开手脚。干农活凭力气，他并没有多壮实；凭心眼，他也没有什么技能。几十年以来不论做什么，我没有见他做过任何一件出人头地的事情。

歧视外乡人，在乡村是一种很丑陋的风习，却又无孔不入地存在着。上门女婿自然是欺辱和下看的对象，有那么一阵子，队长安排我们两个淘全队家户的茅粪。我那时因为“文革”中的派性躲在乡下，安排世勋和我一起淘茅粪，那意思就是，我们俩是一个样待承。

淘茅粪这活不重，但侮辱性极强。说来恶心，不过几个月，全村各家茅粪的颜色质地成色稀稠等，我们就了如指掌。谁家茅坑满了，招呼一声，我们就上门。送粪到大田，我们一前一后挑两个大粪罐，从茅房到地里每天来来回回。茅粪当然臭气熏人且很快它会渍满全身，不论走到哪里，身上都散发出一股子积年的屎尿味。巷子里人们见了，扭头避开一些再说话，知道是嫌臭。

男人年轻气盛，和家里也常有不愉快。这时候，上门女婿的地位就非常尴尬。你跑到人家家里，不受委屈还行？我就听到过花黛家里爆发过多次争吵。有一回路过他家门口，世勋正在大喊：“谁亏了先人，兴了这招亲，以后穷死都不要再招女婿！”花黛的母亲对吵：“不愿意你走吗？没人挡你！”不几天，世勋当真留下一个条子，宣告离家出走。我到花黛家去看，花黛哭着拿起条子诉说冤枉。可是世勋能跑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回了一趟黄河岸边那个村子。那个家，转了户口，没他吃没他喝的，父母训了一顿，还得灰溜溜地回转来。

日子就这样，庸常烦心，谁家不是呢。

花黛，生了第一个女儿。

花黛又生了一个女儿。

花黛怀了第三个孩子。难产，母子都没有保住。

留下两个女儿，一个三岁，一个五岁。

那一年花黛二十八岁，世勋呢，也就三十岁出头吧。

放在别家，丧妻续弦再自然不过。可这里呢，世勋是一个倒插门女婿。他和这个家没有血缘。如果再娶一个别的女人，生下几个和这个家毫无血缘的小儿女，那岂不是鹊巢鸠占，另一窝？

太高祖夫妇立刻出面阻止世勋再婚。他们说，爷奶愿意带大两个孙女，世勋如果再婚另娶，那就搬出去另过。

全村人呢，这时一个一个表情神秘，意味深长。他们背地里嘀嘀咕咕，撩起了一村的舆情。没有人公开说什么，又似乎没有人不说。人们心里一个一个思考着这一代宗亲的重大问题——花黛死了，那世勋还是我们的高祖吗？如果和另外一个女人成家，要一堆娃娃，还是我们的祖父姑奶奶一辈吗？我们家族的宗祧完全乱了，能容忍吗？八路军来了，新社会了。可是八路军管得着一个外姓的“入侵”和“反入侵”吗？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严峻的来来回回，世勋终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告诉村人，他当下最要紧的，是把花黛留下的两个女儿带大，其他的不想。

村人好像松了一口气。

世勋就这样拖过了他的青年、中年，独自一个人把两个女儿拉扯大。接着，女儿再一次招亲。再后来，女儿有了儿子，世勋的孙子出世。

世勋已经五六十岁了，他就这样孤零零一人，撑过了一家最艰难的时段，也错过了找女人的青春时光。等到送走花黛父母，孙子成了小伙，他已经习惯了做一个孤老头子，再没有心思找女人成家。

他终于成了一个与其辈分相称的老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那么一天，庄上的村民突然发现一个收破烂的小贩，小平车里收了一本线装书，要回来一看，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家谱。

家谱由一族辈分最高的太高祖保存，他死以后，就落在高祖世勋手里。把家谱当废纸卖给一个拉着小平车收破烂的，能卖几个钱？

村里人都说世勋这是撒气，对这个家族，他有一肚子气。你们的祖脉不祖脉，和我有什么关系？偷偷扔了祖传的家谱，让这一行一行的文字记录断了线。这是世勋的一个小小的报复。他没有吐唾沫，没有拿脚踩，可也怕众人，所以暗暗地来这么一下。

这个号称高祖的人，易名改姓，丧妻后不能离家不能再娶，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肯定有气。果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嘿嘿。

世纪之初，世勋的孙子也长成了小伙子。他又开始张罗给孙子找媳妇。

农村早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河底村除了家家栽种梨果，果业经营之外，还有做熟食的传统手艺。小伙子们起初务工，都开小店打饼子，收入很是叫人眼红。世勋的招女婿、孙子，都随着出去打火烧卖蒸馍，挣够了一份钱，就回村规划地方盖新房，两辈人都盖起了新院子，水泥砖混的两层楼，远远望去，一派小康景象。

孩子孙子都搬走了，世勋一个孤老头子留住在老屋。泥墙土厦，烟熏得墙面变了颜色。屋顶开始掉瓦漏雨。大白天阳光好，会透过屋顶的窟窿，给幽暗的地面射下好几个耀眼的斑块。那还是他和花黛结婚的老地方。

有那么几年，村里通了公交车。也就是一个司机外包了线路，开一辆破旧的中巴，在河底村和运城之间跑客运。沿途经过好几个乡村，每天几个来回，人们早饭以后搭车，转悠转悠，一个小时到了运城。逛一逛街市，傍黑就搭车回来。咱村里也有了公交车，和城里一样了哇！大伙乐呵呵的。

村里年轻人都外出了，人们慢慢发现，坐公交车进城的，怎么净是一些单身的光棍、孤老头子呢？他们隔一些日子就坐车进城，逛一天回来。家门口上下车，五块钱进城，优哉游哉。

渐渐就有人嗅出了端倪。原来城郊一带开了不少小旅馆，郊区有些女人就在这些小旅馆招揽皮肉生意，服务对象就是方圆不远的农户，便宜得很。这些女人早饭后到岗，中午吃一碗羊肉烩面也就几块钱，日头偏西蹬起自行车回家。照她们说，每天权当赶集，轻松又来钱。

有人传了闲话，说世勋进城，就是奔这个去的。这号事到底有没有，在乡村谁会去追究靠实呢？一个村庄的老祖不洁身，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可是，他一个单身多年的孤老头子，你让他怎么办呢？

世勋跑运城寻女人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全村人很开心，有了新的谈资。乡人们添油加醋描绘着关于城郊皮肉生活的种种故事。传播的愉悦让他们乐不可支，欲罢不能。世勋听到人们议论这个，也不搭腔，加快脚步悄悄走开，仿佛小偷让人当场捉住了手一般连忙挣脱。众人于是望着背影一齐大笑。这个村子大家供着的老祖，有一桩丑事不能见人。

如果还有族长，人们会要求族长出面惩戒此事，像《白鹿原》里那样。可在这里怎么办？世勋就是当然的族长啊。

世勋老了。乡下说老了没有退休一说，显见的就是不再干活。世勋除了每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还有儿子孙子辈的接济，没有什么来钱。好在他一个人过，不怎么花。

村里有红白喜事，都会叫世勋来吃席。他一个孤老头子，本就懒得起火，正好过来吃摊子。再说，他是村里辈分最大的老人，谁家娶媳妇添丁，谁家死人埋人，世勋当然都应该坐席，坐上席。

老人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孙子辈眼看着成人。

去年我回村里去，正好遇上世勋。他坐在巷口，怀里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奶娃娃。娃娃嘴里咿咿呀呀不知叫着什么。世勋低下头和这个娃娃对话，那表情，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孩童。老少隔辈亲，这个不懂事的肉蛋蛋，是世勋引以为骄傲的继承人。

人们对我说，这是世勋的重孙，半岁。

世勋的重孙，第四代，和我同辈。等这个村庄我最小的族弟会说话了，面对我这个七八十岁的老汉，他会理直气壮地叫哥。

世勋怀里紧抱的，是他们家正道的子孙。由一个本姓的男子生一个本姓的儿孙。

世勋招亲，女儿再招亲。兜兜转转，终于顽强地实现了一个家族的正当传衍——由本族男子生男子。

世勋几十年的艰辛，都在于完成这一项悲壮的家庭基因转换。宛如一番长征，终于转圜，实现了正根遗传。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找朋友，听见他们正在大谈染色体基因什么的。我立刻警惕起来，仿佛觉得，此事与我有关，与我的一个老祖有关。

向朋友请教正根遗传及男性遗传的价值，朋友简直不屑一顾：一个家族，父本遗传和母本遗传有啥区别呢？无论父本母本，都各有自己的基因表达。从生物学的角度，显示不出谁的表达更强大。在这个世界上，基因表达毕竟只是一种生物学传承，一个人更强大的能力，更多还要靠后天习得。因此一个家族的正根说，不过是男性本位的观念体现罢了。

朋友乜斜着眼睛看我，我忽然感到一阵透心凉。不为我，为世勋，为这个一村人的高祖。他一辈子苦苦坚守的伟大意义，其实一文不值。

村里当然不讲这么高深的遗传学。他们只看眼前。眼前就是，独生子女这么多，乡村的独生女纷纷招亲上门。村里的上门女婿越来越多，当家的外姓男子越来越多，习惯上的以男子为主体的人种学意义一点一点消散。这样一来，世勋几代苦守的鲜亮色彩，也就一年一年明显暗淡下来了。

世勋已经八十多岁了，平常也就是在巷子里闲逛。我们村大，他有时也骑上电瓶车，到老大队门口那个老人群里拉闲话，有一句没一句说一些村里和邻村的消息。

世勋的老院子早已撂荒。今年我回村，不经意转到了世勋的旧家。那个窄小的院门歪斜着，挂了一把生锈的铁锁。门房已经垮塌，只有小砖门楼子丑陋地挺着。两间南房，屋瓦掉落了，露出一根根烟熏过的细木椽，连同檩条，斜仄耷拉着。土坯砌成的土墙，雨水刷下来一道道粗印子。这就是花黛曾经的闺房，我们小时时常耍闹的地方。

一场大雨，世勋的老屋愈发危险。村委会统一查检危房，开来一辆推土机，突突突，一刹那，原址立刻夷为平地，展露出一片鲜亮的黄土。

世勋画着罗圈腿，到老屋旧址来看，什么也不说，只是沉默地看呀看，看罢了，画着罗圈儿，又瘸着拐着离开。

人们瞟着他的背影，仿佛已经不再记得，有那么一个人，为了保护这个家族血统的纯正，曾经难过了大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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