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白孔雀

行至田端

田端的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文学遗址了，但好歹曾经是一处文学胜地，气场遗韵还是在的。那里还有一个叫“田端文士村”的纪念馆。于是，我把田端纳入了2017年夏天在东京的行程之中。

乘山手线，从莺谷至田端，四站。到了田端站一查，发现纪念馆就在车站旁边。

明治二十二年，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在上野开校。田端当时还是乡村，为东京的偏远之地，房屋造价和租价均十分低廉，而上野到田端的船运又很方便，于是很多艺术生住在了田端。之后，小杉放庵、板谷波山、吉田三郎、香取秀真等艺术家也陆续迁入。大正三年，芥川龙之介迁入田端，大正五年，室生犀星也来此定居。以这两位文坛新贵为中心，菊池宽、崛辰雄、萩原朔太郎、土屋文明等也在田端修建了住所。到大正中期，田端已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东京“文士村”。

二战结束前夕，盟军空袭东京，这一片的房屋几乎炸光烧尽，战后重建就干脆另起炉灶了。所以，现在田端是以一个纪念馆的方式存留着昔年荣景。但难得的是，这一片的街道格局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田端不属于城市中心区，没有被纳入都市改造计划，而且土地所属关系相当复杂，因此得以保留了原有的道路格局，除了两侧的房子变了，田端的大致形貌一如往昔。

田端文士村纪念馆是一个银灰色的圆形建筑，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在此办公。一楼展示区内有各种资料照片、手稿、早期初版的作品、相关研究书籍等，还有各种研讨纪念活动的海报，以芥川龙之介和室生犀星这两位文学明星为代表，常设展示中还有芥川和室生在田端住所的复原模型。

我查了一下谷歌地图，发现田端有好几处文学标识牌，于是选了芥川和室生，出了纪念馆之后开始谷歌步行导航。

田端像一个安静的小镇，穿行在小街小巷里，除了偶尔有放了暑假的孩子抱着球或者骑着车经过外再无路人。街巷的上空是密织的电线，阳光把电线杆和电线的影子投在地上。窨井盖被来回行人和车辆擦得铮亮，像一枚大硬币摁在路面上。

芥川龙之介的标识牌立在街边，旁边是几栋浅褐色外墙的两层的小公寓。芥川银色金属标识牌上镌：

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大正三年至昭和二年的约十三年间，居住于此地（当时田端435号地）田端1-20。在此期间，他执笔了《罗生门》《鼻》《河童》《齿车》等小说及俳句，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的足迹。

在日本现代作家里，芥川龙之介是我很早即读到的一位，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他的代表作《罗生门》。后来黑泽明根据其原作改编拍摄的电影《罗生门》（片名叫《罗生门》，其内容却来自芥川的另一部小说《竹林中》），也大大拓展了芥川在文学读者之外的名声。现在回想一下，我对芥川作品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一部关于中国旅行的随笔：《中国游记》。

室生犀星的标识牌立在一户姓松井的人家的花坛上，红砖砌就的花坛里种的是矮松，旁边是一棵枫树。标识牌为木板白漆底，上书：

室生犀星（诗人，小说家，明治22年—昭和37年），于大正五年七月迁入田端163号地（现3-4），后又在田端内多次迁居。其中，此处田端523（现5-5）号地为其居住时间最长，也是他尤其中意的一处住所。对犀星文学的领悟就在俳句之中。他有“鱼眠洞”这一俳号，在其创作生涯中创作了编成四册句集的约1750句俳句。田端时代是他的作品与芥川龙之介等作家的作品被关注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作为诗人、小说家出道的时期。

我曾在2017年4月去过室生犀星的故乡金泽。金泽以室生犀星为其骄傲名片，虽然这位作家成年后的大部分行迹并不在金泽。年轻的室生奔赴向往的东京，历经辗转获得了自己的文学成就。后来选择田端安居，其原因很可能在于这里的气息与故乡有着紧密的关联。室生犀星的好友、诗人萩原朔太郎说：

室生君与田端风物，不啻以一种最必要的联想结合在一起。以至于究竟是室生君居于田端，还是田端住在室生之中，几乎难以从表象上区分。总之，田端与犀星的乡里金泽极其相似：那种寺庙的味噌汤的味道，阴气的、湿乎乎的金泽的延长，刚好就是田端和根岸边的风物。恰巧在这样的所在，有一个玩味着俳味和风雅的金泽人室生。

田端处处以这些曾经驻留于此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为荣。经过“江户坂”，看到路边标识牌上也镌有一段文字：

江户坂，是从田端的台地到下谷浅草的坡道，其名称据说是这样的由来。在这个坡道附近，有诗人室生犀星，俳人泷井孝作，画家池田辉方、池田蕉园夫妻，画家岩田专太郎，诗人福士幸次郎居住。坡道上的左手边有着名为露月亭的茶馆，据说陶艺家板谷波山35岁时，于此卖过名为飞鸟山烧的酒壶及酒杯。

在日本旅行，处处可见这样的文学碑牌。不仅在各个城市，就在日本很多小城镇甚至乡间，也时时可以遇到，它们立于路边，或是简单的石碑，或者就是一个木牌，字也不大，得趋近才能看清。碑文总是很简洁，寥寥数语告知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怎样的人和事。日本人对文化的尊重和保护由此可见一斑，对于行迹于此的路人来说，也是美好的停驻瞬间。而文化的积累与释放，就在于这样一丝一毫的细微渗透。

一篮甜杏一篮暑

1921年３月底，二十九岁的芥川龙之介从田端的书房起身，离开日本乘船前往中国，从上海入境。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签约作家，他领命完成一本关于中国的游记。这本书，就是后来获誉“最重要的大正时代文学作品”之一的《中国游记》。

芥川在1921年中国之行的留影中，都有点尖嘴猴腮的模样——在中国旅行的三个多月间，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其间还因肋膜炎住进了医院。但从同样摄于1921年的一张肖像照看，他长得还真是不错呢：阔额、浓眉、修鼻、丰唇；头发茂密光泽，下颚紧致秀气；眼睛不算大，但深邃有神。1921年6月25日，在北京访问的芥川与胡适见了面，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写道：

他的相貌颇似中国人，今天穿着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这个人似没有日本人的坏习气，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

芥川龙之介1913年入东京帝国大学英国文学专业学习，所以英文流利；来到中国访问时，他已在日本功成名就（1915年，二十三岁的芥川写出了他的代表作《罗生门》），因而到访中国时，借每日新闻社的安排，他得以与当时的一众新旧显要如胡适、章太炎、郑孝胥、辜鸿铭等会面。

明治、大正、昭和这三个时期的不少日本作家，均对中国文化多所涉猎并颇有好感，芥川龙之介也是如此。芥川不仅熟读汉语典籍，还创作了好些取材自中国的小说，他对汉诗以及中国古代文人画也很有兴趣。在上海城隍庙旁边的古董店游逛后，芥川写道：

不论随便向哪一家的店内张望，都只见在铜香炉、陶制马、景泰蓝、玉镇纸、青贝橱柜、大理石砚屏、野鸡标本、真假莫辨的仇英画等等十分杂乱的物什之中坐着叼着水烟袋穿着长衫的店主人，正气定神闲地等待着客人。

类似这样的描述在《中国游记》里还不少。很多时候，他看着中国的山水，就幻想着《三国》《水浒》里的各路传奇好汉出没其间。而在实际的熙攘往来之后，芥川对其目睹的市井中国人的气质很是失望，认为看到的尽是如《金瓶梅》里的陈经济、《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一般的人物，而不见杜甫、岳飞、王阳明、诸葛亮之类豪杰的踪影，于是慨叹：“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小说里的中国啊。”

有人认为芥川的《中国游记》有很多对中国的不良印象，对此说法我颇不以为然。1921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形？这个饱读中国典籍的日本文学家，一路想看的都是“烟笼寒水月笼沙”“枫叶荻花秋瑟瑟”，但那时中国山河潦倒，民众煎熬，旧的荣光一去不返，新的秩序远未建立，芥川所看到的正是这个中国，这跟他从典籍里读到的当然落差很大，他也不过是如实记录下他的失望罢了。

芥川从上海进入中国，从天津返回日本，由南至北，游历了三个多月。首先进入眼帘的西化的十里洋场，让他相当怅惘，而在北京，他又找到了“中国”的感觉：

我在中国从南到北旅行了一圈，最中意的城市莫过于北京了，因此我在北京停留了大约一个月。那里的确是一个住起来十分舒心的地方。登上城墙放眼望去，数座城门看上去像是在青青的白杨和洋槐中被渐次织绣出来的一般。处处盛开着的合欢树也是美景之一。骆驼漫步在城外旷野中的景致，更是让人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怀。

其实，即便是在江南和华南的旅行过程中，在对环境、卫生、住宿等方面有着诸多抱怨的同时，芥川也依然颇为享受着他的见闻。比如他写苏州的水——

不知桥名，且倚石栏观河水。阳光。微风。水色似鸭头之绿。两岸皆粉壁，水上倒影如画。桥下过舟，先见其红漆的船头，继而见其竹编船舱。橹声咿呀入耳时，船尾已穿桥而过。一枝桂花顺水飘来，春愁与水色共深。

类似这样的美妙文字在整部《中国游记》里其实比比皆是，而我感兴趣的则是他如何用他的呈现方式来书写中国，比如俳句。可惜《中国游记》里只有一首，是他在汉口时写下的——

夕阳残照下，一篮甜杏一篮暑。

梦中的白孔雀

民国初期在中国的外国人中有一说法：到北京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

借助每日新闻社的联络安排，年轻的芥川龙之介在北京拜见了不易见的辜鸿铭。《中国游记》评述人物时有刻薄的味道，但每论及长者，芥川都十分恭敬。与郑孝胥和辜鸿铭的见面都留有长篇记录，语气中毫无冒犯和唐突，甚至连一句调侃也没有，只持谦恭有礼的晚辈姿态。与郑孝胥见面时，芥川每拈起一支香烟，郑老就起身为他点火，这令芥川十分惶恐且感动，并在游记中郑重记下。

在与辜鸿铭见面的最后，芥川问其为何有感于时事而不欲介入时事，辜鸿铭用英语飞快地答了，芥川没有听清楚，请其重复，辜鸿铭便生气似的在纸上用大字写了很多个“老”字。芥川叹道：“在感喟先生的衰老之前，我为自己尚年少有为而深感庆幸。”

有了这番感慨的六年后，1927年7月24日，这个少年得志并为年轻而庆幸的作家，因绝望而服药自尽，享年三十五岁。他死的那年，恰好是大正改号昭和的同一年，所以有人说，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芥川出生七个月时生母发疯，十个月时被过继到舅父家，由本姓新原改姓芥川，在芥川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成年后的芥川龙之介身体很差，加之天性敏锐、多思的趣味，身心消耗过量，直至走到自戕的结局。菊池宽是芥川的同窗和挚友，他说：

他的死因，一多半可归于使其心力交瘁的神经衰弱，但剩下的大约一半在于他对人生及艺术的过于真诚，过于神经敏感。

《中国游记》里有一段在杭州赶夜路时遇豪宅的描写十分抢眼。芥川说，起先是在黑夜中远远见一白色的物体浮现出来，逐渐走近，一面白墙明白现于星空之下，再走近，院门也清晰于视线之中，透过院门，隐约可见一间间灯火通明的房间，对联、琉璃灯、盆栽的蔷薇和晃动的人影。芥川心想：说不定李白就住在里面呢。这座中国豪华庭院出现得如此突兀且鲜明，芥川因之对其产生了类似狐仙故事的联想，书生夜晚投宿于深院豪宅的暖榻，早上醒来却发现睡在荒烟蔓草的坟茔之中：

从黑暗的深处浮现出来的灯火辉煌的白墙宅院，对于这种梦境般的美丽，古今的小说家们也一定同我一样感受到了一种超乎现实的神秘……我感到在那扇门里，有一种我所不曾了解的神秘的幸福。甚至感觉在那里面，一定会藏着苏门答腊的忘忧草或者鸦片梦中的白孔雀。

1921年的中国旅行，帮助芥川在后来创作出短篇小说《湖南的扇子》。在此之前，芥川有中国题材的小说《南京的基督》。1995年，香港嘉禾将《南京的基督》改编拍摄成了同名电影，导演区丁平，男主角、日本作家冈川龙一郎由梁家辉饰演，这个角色是按照芥川龙之介本人的形象塑造的；女主角，南京秦淮河边的妓女宋金花，由日本女演员富田靖子饰演。这部电影获奖无数，包括在第八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摘取了最佳艺术贡献奖和最佳女演员奖。这当然和芥川在日本的深厚影响力有关。而我却觉得这部电影很一般，只是将原著荒诞且荒凉的人生故事改编成了一个流俗的异国恋爱故事，跟芥川原作那种深邃悠远的哲思趣味相去甚远。

芥川龙之介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未完成的随感录《一个傻子的一生》，其中有一则是《先生的死》：

雨后的风中，他走在新车站的月台上。天空还有些昏暗。月台对面有三四个铁道工人，一齐挥舞着鹤脚锄，高声唱着什么。雨后的风吹散了工人的歌谣和他的感情。他没有点燃香烟，感受到近乎欢喜的痛苦。他外套的口袋中还塞着“先生危笃”的电报。从对面长满松树的山丘背后，一列早晨六点的上行列车拖着淡淡的烟，蜿蜒地驶了过来。

这里面的“先生”，指的是夏目漱石。

“近乎欢喜的痛苦”这一句我印象很深。回想早年读过的芥川龙之介，那些敏感的抽搐和强作的镇定，以及萦绕于其间的美妙，它们，似乎都一直潜行在我青年时的阅读之中。

责任编辑：施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