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四题

马犇

上小学时，我们学校有两个喜欢画画的男生，一个是我，一个是马犇。

我和马犇在同一学级，但不在一个班，平时接触不多。上五年级的时候，三个小学一起开运动会，老师让我和马犇给我们第一小学画两块宣传板，我俩在一间大教室里一起作画，算是有了一次较长时间的接触。马犇画了一个正在跑步的男孩儿，我画了一个正在舞剑的女孩儿。他画的男孩儿像他自己，虎头虎脑，英气勃勃；我画的女孩儿像我们班一个叫小红的女生，尤其是那双大眼睛，一看就是小红的眼睛。同学们抬着我和马犇画的两块大宣传板，先走入场式，又走闭幕式，先后在运动会操场上转了好几圈。我听见我们的班主任王军老师问教我们画画的美术老师：“他俩谁画得好？”美术老师说：“都差不多。”

上了初中，我和马犇才成为同班同学。如果不是国家恢复了高考，我和马犇可能会继续画画。我们两个都喜欢画画，这方面的悟性也都不错，但为了将来考大学，只好都把画笔扔掉了，全身心投入功课。我父亲对我瞎指挥，看我俄语学得不算太好，便让我多向一个俄语学得特别好的姓刁的女生请教俄语；发现我越来越不安分，又让我多和一个叫宁宁的女生相处——宁宁是校长的女儿，但从无特权思想，性格温婉，不事张扬，我父亲和我们中学的校长、老师以及一些同学的家长混得挺熟，和那个姓刁的女生的妈妈更不见外，见面直呼人家“老刁婆子”，所以知道我在学校的一些表现。可他不知道的是，当时我们男女生之间像是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岂止互不来往，见面连话都不说一句。那个上小学时被我画过的小红也在我们班，她是全班唯一一个比我年龄小的女生，整个初中没跟我说过一句话，直到数十年后同学聚会，她才怯怯地叫我：“哥……”

假如——我知道人生没有假如，姑且让我假如一回——当年男女生之间不是隔着一道无形的墙，我和马犇或许会有一些故事发生，比方说同时喜欢上了某个女生，为争夺这个女生发生了矛盾，等等。可惜，这种事在当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我也就没有更多的故事可讲。马犇的父母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他的母亲还当过我们的班主任，他的姐姐也是我们同班同学。在那个年代，这一切只能让他更加收敛，更不好意思放纵自己。我就没有他那么稳当，写歪诗讽刺老师，给同学取外号等，讨人嫌的事儿没少干。如果你问我初中同学里我最讨厌谁，现在我可以如实告诉你，我最讨厌的是我自己。

初中毕业，我考进了市一中，马犇考进了县一中。县一中并不比市一中差，都是重点中学。高中毕业后，马犇考进了白求恩医科大学，什么专业不记得了；我考进了黑龙江大学，学的是法律。大学毕业后，我和马犇都在哈尔滨成家立业。马犇一直在省医院当医生，我则换了好几个机关单位。平时都忙，一般情况下都是老家来了同学才聚在一起喝顿酒。马犇酒量奇大，很多时候都是他替我挡酒。他后来患癌症，大概率是因为过量饮酒。

马犇患的是肝癌。我是在初中同学的微信群里看到这一不幸消息的。当时我首先想到了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也就是马犇的母亲。我想，李老师承受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吗？她已经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得知马犇做了换肝手术，而且手术很成功，我异常欣喜，马上跟马彝通了电话，提醒他以后别再饮酒，尤其不要再为别人挡酒。有一次我去省医院体检，在省医院正门前和他偶遇。他还穿着白大褂，说明他还在正常工作。我说：“你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他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怎么也没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此一别竟成永诀。大约半年之后，远在故乡的小红发来一条微信，略显心疼地问我：“哥，这两天你是不是特别伤感？”我不解，问她：“伤感什么？”她反问：“昨天你没参加马犇的葬礼吗？”一瞬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马犇去世的当天，他的女儿在微信上发过讣告，我偏偏没有看到，以致未能参加他的葬礼，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终生的遗憾！

最近一次聚会，见我酒量实在不行，又有朋友为我挡酒，把本该我喝的酒替我喝了。他把酒喝完，我的眼泪下来了。这位朋友感到奇怪，心说：“替你喝杯酒至于把你感动成这样吗？”他哪里知道，我是想马犇了。

老颖

老颖叫刘颖平，我们都叫他老颖。

老颖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比我晚一年毕业。他来基层法院工作时，我已经在基层法院工作一年了。我是黑龙江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虽然也是正规学历，面对老颖，心里还是有点自卑。好在我们三观基本一致，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认识没几天就处成了哥们儿。不过你要是据此认为老颖跟谁都能处成哥们儿，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整个法院他看得起的人没几个，有时候他连院长都不放在眼里。有一次开会，院长在台上讲话，竟然把“相形见绌”读成了“相形见拙”。散会以后，老颖当着很多人的面纠正院长，那个字不念“拙”，念“绌”。院长身边的一个材料员，写材料经常用“您们”这个词。老颖告诉这位材料员，“您”字的后面是不能加“们”的，汉语里只有“你们”没有“您们”。老颖有个很不好的习惯，他的两只脚总爱搭在桌子上，偶尔还要在桌子上晃动几下，看上去更像是两张得意忘形且又恬不知耻的大脸。庭长是个女的，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斥责老颖说：“这儿不是你们家，你能不能把脚拿下去？”老颖扬起他那张瘦脸，目光穿过厚厚的眼镜片，木木地射在女庭长的脸上，迟疑了一下之后，两只脚只是向旁边挪动了一下，依然没有离开桌子。女庭长急了，跑到院长那里告状。院长说：“咱们怎么遇上这么一位大爷……”

后来我和老颖都离开了基层法院：我去了上级政法部门，属于高升；他去了一家事业单位，实为无奈。到了新单位，他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以致干了好多年最后什么都没干出来。那年单位又要提拔干部，他以为这回怎么也轮到他了。得知还是没他什么事，便急了，在单位竖起一块牌子，上写五个大字：“我要揭黑幕。”领导找他谈话，问他：“你要揭什么黑幕？”他说：“你们搞任人唯亲、任人唯钱。”领导问：“你有什么根据？”他把一张纸拍在领导桌子上。领导打开一看，上面又是五个大字：“老子不干了！”

老颖真不干了。他有律师证，辞职后当了律师。起初干得不错——以他北大水准的法学功底和文化修养，在法庭上对付那些二混子律师，对付一般的公诉人，几乎所向披靡，有一段时间也算是声名鹊起。积累起足够的名声和财力，他不再给别人打工，自己开了个律师事务所，此后便又开始走下坡路了——他是一个好律师，不是一个好领导，协调不好上下左右的各种关系，怎么可能把律所办好？有个叫邢艳的女律师，业务能力一般但交际能力很强，据说没有她摆不平的男法官，可她硬是没能摆平老颖，在老颖所里干了不到半年就被老颖开除了——老颖认为她这样的律师是律师界的耻辱。邢艳一气之下自己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就在老颖的律所对面，把老颖的律所顶得几乎无法开张。一天，老颖把两只脚搭在桌子上，正绞尽脑汁地思谋对策，邢艳浓妆艳抹地出现在面前。邢艳说：“你到我所里干吧，我收你。”老颖感觉邢艳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在羞辱他，便问：“为什么？”邢艳说：“我喜欢你。”老颖又问：“为什么？”邢艳说：“你这种男人，太他妈稀缺了，估计我这辈子都不会再遇上第二个……”

老颖没有接受邢艳的收编，他关闭了自己的律所，也没再去别的律所打工，而是去了一家私企。私企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老板更看重真才实学，直接封他为“法务部部长”。眼看又要风生水起，他却被医院诊断出绝症，半年后即撒手人寰。据他妻子说：“得知自己得了绝症，他没有慌乱和恐惧，反倒觉得满足而欣慰。因为他一生没向任何人低过头，真正活出了自己，所以死而无憾。”葬礼上来了不少人，一些过去被他出言不逊或以别的什么方式冲撞甚至伤害过的领导和同事也来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人，都不跟他计较。邢艳也来了，跟老颖的妻子说了不少关于老颖的话，说得老颖的妻子不停地点头，表示同意邢艳对她丈夫的评价。

受老颖传染，坐着的时候我也经常把两只脚搭在桌子上。这样坐着不仅舒服，而且有一种无视一切、睥睨天下的豪迈感。老颖去世后，我改掉了这个毛病——我觉得只老颖才有资格这样坐着，对我来说这个坐姿太奢侈了，我不配。

老曹

老曹去世前，我似乎有了某种预感，忙乱之中挤出时间去他家看他。当时他气色不错，头脑也清醒，但身体不能动，只能躺着说话。起身离开之前，我向他提出三个“一定”：“一定不要再抽烟喝酒，一定要配合治疗，一定要听大嫂的话。”一个多月之后，他的一个学生，也是我们共同的兄弟，用微信发来四个字：“大哥走了。”

老曹什么病？这么说吧，男人能得的病，他全得了。

大学毕业之初，我在某中专学校当教师，和老曹是同事，同住一个职工宿舍。老曹交际广，朋友多，认识没几天就把我的底儿摸了个一清二楚，连我父母离婚时我被判给了哪一方他都了如指掌。我却只看到了他一身的恶习：毫无节制地抽烟、喝酒，通宵达旦地打麻将，等等。我劝过他，向他历数烟酒无度、生活不规律的各种危害。他听得很认真，且频频点头，但就是不改。我是任课老师，教法律；他是班主任，负责对班级的组织管理。从某种角度上说，他比我牛——班主任对于学生的毕业分配有一定的话语权，任课老师除了在试卷上给学生打分，再无其他权力。可想而知，巴结他的学生不在少数，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抽烟喝酒全靠学生送礼。事实跟你想的正相反，每次带领学生搞活动，都是他请客，学生向他蹭烟蹭酒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老曹出差，临行前把一条香烟交给我，嘱咐我：“那几个小子要是来找烟抽，你就用这个打发他们。”我说：“你该他们的？”老曹摆摆手说：“他们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兄弟，离乡背井跑出来念书，不容易呀……”

我和老曹共事不到两年，后来我离开中专学校，去了政法机关。两年间，我没管好老曹，反倒被他管好了。那时候我年轻气盛，为了卖弄学识和口才，讲课从来不带讲义，为此老曹批评过我，他说：“讲课不是演讲比赛，讲台上最好是放一本讲义。你可以不看，但显得庄重——当老师，庄重很重要。”一起喝酒的时候，他知道我酒量不行，从来不让我多喝，也不许别人跟我拼酒。至于打麻将，他不许我有一丝一毫的沾染。他认为诸多不良嗜好中，赌瘾最坏，沾上就再难戒掉。他还特别强调：“酒越喝越厚，牌越打越薄。”意思是：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情会越来越厚——酒肉朋友毕竟也是朋友；经常在一起打牌，交情会越来越薄——赌场无父子，真的动起输赢，只认钱不认人。好在他的牌友大多也是他的酒友，厚薄相抵，友情总能维系。对于我这种只喝酒不打牌的兄弟，感情当然更厚一些，厚到我们可以情同手足地相处一生。

老曹是个粗人，平时不修边幅，胡子好几天才刮一回，喝起酒来爱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吹一些惊天动地的大牛，以致很多人对他有成见，甚至反感。他们不知道的是，老曹一旦细腻起来，简直就是另一个人。我的朋友来找我，或男或女，他一接触便能准确判断出这个人的成色，然后告诉我这个人能交或者不能交。事后证明他的提醒都是对的。高中时牵过手的一个女生即将出国，临行前来宿舍找我道别，听说我不在，非常失落。老曹从她失落的表情中迅速捕捉到很多信息，意识到她在我的感情经历中可能是一个重要角色，便没让她走，先是给她安排了晚餐，后又把我们的宿舍腾给她住，让她睡在我的床上等我回来。当时没有手机，连传呼机都还没有出现，否则她来之前完全可以和我事先约好，那样的话也就没老曹什么事了。出国以后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上面有一句话：“好好谢谢那位曹大哥。要不是他，那个夜晚我就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说说大嫂吧。大嫂是我的学生，就在我教的那个班读书。老曹用什么手段把我的学生变成了我的大嫂，不得而知。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大嫂的悉心照料，老曹活不到五十多岁。老曹去世以后，当年在那所中专学校共过事的朋友聚会，有时也会叫上大嫂。长嫂如母，我依然毕恭毕敬地叫她“大嫂”；师长如父，她依然毕恭毕敬地叫我“张老师”。有朋友说：“你们俩这辈儿啊，还真不太好论。”

张学贵

张学贵去世好多年了。

他的死，是我内心深处一个永远的结。

我和张学贵是校友，当年在同一所大学读书。那时候他是校学生会干部，我是系学生会干部，有过一点工作上的接触。印象中，张学贵非常活跃，甚至有点上蹿下跳。毕业前他处了一个女朋友，也是他们系的，个子明显比他高。有一次去食堂吃饭，看见他俩并排走向食堂，我给身边的同学出了一道谜语：“张学贵结婚，打一小说。”同学没猜出来。我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同学大笑。其实他女朋友也不算太高，中等身材而已，是他自己太矮，不到一米六，把他女朋友衬得高了。

他的老家是一个边境小城。毕业后他留在了省城，在某省直机关工作。有一次，他给老家的下级对口单位打电话，说是要去检查工作。下级单位以为是公事，很认真地做了准备，没想到他一下火车，身后还跟着老婆孩子——这哪里是来检查工作？分明是来玩的。下级单位的同志不想得罪他，硬着头皮陪着他和他的老婆孩子吃喝游逛了两个整天。到了第三天，他提出要到对面的俄罗斯去看看，玩一次“过境游”。下级单位的同志实在受不了了，直接打电话给他所在的省直机关，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汇报了情况。领导非常生气，一个电话把张学贵叫了回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后来好像还给了他一个比较严厉的处分。